曾建中 董婧佳
从企业的自主行为,到后来政府的引导支持增加,中国产能走出国门正呈加速趋势,尤其是在近三五年,工业园区、经济区、科技产业园等成为载体。在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志鹏看来,这些载体可统称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简称“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以工业园区为主。
李志鹏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助中国企业规避一些贸易壁垒,将优势或富余产能大量转移出去,也为东道国带来税收和就业,实现双赢。“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为扩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带来更多机遇,与国内工业园区由政府主导不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体是企业。而中国企业依然需要解决好产业定位、资金链条、与东道国更好沟通并落实政策等问题,政府对此也需要提供更多助力。
从零散到规模“走出去”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发展情况怎样?
李志鹏:截止到2014年底,商务部重点统计的16家规模较大的经贸合作区,已经完成投资总额超过100亿人民币。这16家经贸合作区内,入驻企业超过400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万人,这是大致数目。
但是把其他的各种规模和形式算下来,中国境外园区至少有上百家。
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发展情况,如果分阶段,2005年之前是一个阶段,叫做企业小规模自主探索的时期。最早大概是在1998年,国内企业在古巴创建一个境外加工贸易区。海尔2000年左右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海尔工业园,这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零零散散,整体规模也不大。
真正开始比较有规模、有系统的“走出去”,应该是在2006年左右,这时政府也比较多地参与进来,当年商务部曾发文《境外中国经贸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依照这个文,商务部从全国申报名单中重点挑选了一批境外合作园区。
经济观察报:中国商务部对入选的境外合作园区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支持?
李志鹏:政府介入多一点,比如中国商务部会和东道国谈,投资能给怎样的税收优惠,给多少劳务签证等等。企业自己也可以去和东道国谈,但如果已经确定为国家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政府的支持,谈判会更顺利一些。
从整体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走出去”的操作模式分两种,一种是企业自主在海外做工业园区,另一种有政府的部分扶持。这种扶持也分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关注的,比如上面说的16家;第二种是各级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
换句话说,一种更多强调政府推动,一种强调企业自主去推动,但也不绝对,企业自主推动,由于涉及到跨国经营,其中也少不了政府的支持。
除了出面与东道国谈判沟通,政府还提供财政支持。另外一些金融机构,比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在融资层面,也会给予一些支持。
经济观察报:目前走出去的工业园区,主要区域分布和类别是怎样的?
李志鹏:其实大部分园区都是近三到五年走出去的。从区域分布来看,主要在亚非和拉美地区,个别发达地区也有,比如加拿大。类别方面,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这和国内的产品或产能富余有关联。这些可统称为“市场寻求型”,去海外寻找市场。
还有以开发境外资源为主的,比如在赞比亚的工业园区,在东欧的太阳能园区,就是搞资源开发的。另外一些是以提升技术水平“走出去”的,也就是高科技园区,比如在韩国、美国创建的科技园区,主要分布在欧美发达国家。
大部分园区里面,会有一家或若干家“牵头”企业,其他企业围绕它们聚集,大部分是中国企业。这些园区的规模大小不同,大的可能有几十平方公里,而小的可能也有一两平方公里。园区主导企业一般对园区滚动开发,先做基础设施建设,搭好平台进行招商。园区的运营方一般是中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园区的服务对象主要也是中国企业,也有当地企业或第三国的企业入驻园区。
成功的合作区一定共赢的
经济观察报:与中国的海外工业园区相比,其他国家的海外工业园区有什么不同?
李志鹏:总体来看,全球园区发展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新加坡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新加坡模式,更强调政府在园区运营中发挥主导作用,欧美模式更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相对较少,这一模式中一般都由核心的企业去主导,很容易自然聚集成一片园区。
这两种模式在中国海外工业园区中都有。比如说先划定园区,再来招商,那就类似新加坡模式,中国-新加坡产业园就是这样。但如果没有划定特别的区域,客观上有很多企业自发聚集,若干年后形成园区,就类似欧美模式。
经济观察报:新加坡模式和欧美模式,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哪些借鉴意义?
李志鹏:新加坡模式的话,政府更容易介入,政府可以和东道国谈,甚至地方政府也可以去和东道国交流,可以理解为政府更深层次的主导园区发展。
如果参照新加坡模式,中国的境外园区至少要重视提供综合立体的服务,或者说整个产业的服务,比如参与企业规划、对接融资,包括厂房建设、企业自身的营销和研发等。另外要有效通过境外园区,使境内的产业和境外的产业能互动起来。如果借鉴欧美模式,园区最好有综合产业,或者一个主导产业,或一个明晰的产业定位。
经济观察报: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意义和作用有哪些?
李志鹏: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平衡国际收支,可以规避贸易壁垒,使优势产能或富余产能大规模地转移出去。目前有很多贸易,存在隐性的或者显性的壁垒,通过利用合作区,可有效规避这些风险。
其次,还可以形成优势产能的合作。比如纺织、家电、建材、轻工和冶金等,在国内市场饱和时,通过合作区,加速企业集群“走出去”,形成“链条”合作。
此外,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从目前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来看,产能绝大部分都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比国内低的区域。
当然,成功的合作区一定是互利共赢的,能为东道国提供税收,扩大就业,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等。
一带一路会带来很多机遇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遇到哪些问题或难题?
李志鹏:总体来看,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目前整体还处于边走边摸索阶段。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个是部分园区整体定位不明确,要做什么产业不清楚。二是因为东道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设施等软硬件不够完善,导致园区用水、用电、交通等跟不上,园区运转困难。此外,园区的宣传不足,综合素质高的人员不够,也是园区招商不如人意的重要原因。
运营的企业做园区的整体布局,找到合适定位需要有个磨合期,如果周期长,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入驻,资金链就会有问题,无法循环或循环较慢。另外,和东道国沟通、谈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期和东道国谈好的政策,可能个别无法兑现。
经济观察报:对于解决这些难题,你有什么建议?
李志鹏:开发运营企业在跟东道国谈判前,可以先确定一批准备招商的对象,再和东道国谈。或者先和东道国有了初步沟通后,再去找土地,效果会好得多。而不是先弄块地,再回国招商,这在国内工业园区行得通,但在国外不一定,因为整个招商过程是不可控的。
总体来看,把境外园区做好,至少需要把握以下几点:其一,顺畅的政府间合作沟通机制是平台发挥作用的基础。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离不开中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协作;其二,拓展海外资产融资渠道是海外平台建设的重要环节。我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采取国际通行的“滚动开发”模式,前期投入较大,固定资产等成本较高,投资建设主体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和投资风险;其三,打通劳务和通关等制约因素是平台发挥作用的关键。我国境外投资合作区投资所在地大都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东道国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信用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第四,园区招商引资的有序推进是平台真正发挥作用的保障。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要想创建境外经贸合作园,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国内企业可以重点关注?
李志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肯定可以考虑布局,会带来很多机遇。如果要推荐一些区域,我国周边的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也可以,和中国的距离、文化认知相对较近,劳动力比较充沛,价格也比较低。更远的一些区域,可以考虑埃及、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南非、白俄罗斯、加纳、肯尼亚等区域。
经济观察报:选择建设不同类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企业要注意些什么?
李志鹏:实际上,各种类型的园区选址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国家确实资源禀赋很丰富,但它的电力匮乏,建议一些企业不要把重化工产业转入这样的国家去。另外,重化工产业园区选择的国家,政局最好稳定,避免因动乱造成固定资产损失。
如果做物流园区,最好选择辐射能力强、物流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比如阿联酋等中东地区,以及东盟和中东欧一些国家都是较好选择。
最后想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提供了较好的公共信息平台的服务。商务部已连续5年更新发布针对全球一百六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地区投资合作指南》,建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利用好这些信息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