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
有国际资本流动,就有所谓“热钱”问题。有资本的进入,就有所谓“撤资”问题。中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但是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各样方式进出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热钱撤离中国的说法又一次被提起。有报道称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净消耗3000亿美元。对于数额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这似乎不算什么。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关注。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外汇储备已经在多个场合得到运用。外汇储备的长期净消耗可能对外汇储备管理带来严重冲击。
既然称“热钱”,就是因为资本的快速流动。一般说来,一国货币尚未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之前,“热钱”袭击即使存在,也只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很难对一国经济金融活动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国际间热钱流动的确对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金融活动造成了冲击,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只要提起金融大鳄索罗斯,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仍会有不寒而栗的感觉。但是,对于一个国内经济金融状况良好的国家来说,只要积极应对,国际热钱一般难以掀起大风大浪。
国际资本流动是有规律可循的。热钱总是流向能够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较高的利率以及中国市场较多的获利机会,吸引了部分国际游资,也就是“热钱”。“热钱”流动时,是不会自己贴上标签说自己是热钱的。热钱总是与各类国际资本混杂在一起流动的。当外汇储备减少时,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是热钱流走的结果。但是,凭此判断资本流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种流出不可避免地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汇率的不稳定,无论是暴涨,还是暴跌,对于一个经济开放度已经不断提高的国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资本的国际流动是怎么进行的
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资本短缺地区的资本容易获得更高的回报。因此,一般说来,资本从充裕的地方流向短缺的地方,流向能够获利更多的地方。但是,现实不会如此简单。
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虽然发展中国家资本有较高的回报率,但资本安全也可能更没有保障。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或出于安全缺乏法治保障,或者本身来路有问题,需要转向其他地方寻求安全保障。这样的资本国际间流动,更在乎的是资本流入地能否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资本的名义回报率。这种类型的国际间资本流动,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市场行为所能解释的,也不是一般的市场行动所能影响的。相反,更有效的应对之策可能是反腐败力度的加强与反腐败的有效性。健康的经济体之于大国防范资本外逃风险至关重要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之蛋。对于大国来说,只要经济是健康的,结构合理且可持续运行,那么国际资本冲击一般很难奏效。实现国内经济金融的健康运行,练好内功,才是从根本上防范资本外逃风险所必需的。大国经济体量大,国际资本要与大国政府对抗,难度很大。除非大国内部经济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对大国经济运行就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时外部冲击就可能奏效。因此,大国要有效地防范国际热钱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除了常规的金融应对之策外,还必须注意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经济体量较大,毕竟自身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适当的国际资本流动控制是必要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能够扮演好地区金融稳定的支撑者的角色,与国际资本流动受限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虽好,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本成本,但是金融风险也很大,只能在一国能够应付自如的条件下推行。从根本上说,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中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庆幸之中,而应该加快改革,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做好准备。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2014年“引进来”的资本约为1200亿美元,而“走出去”的资本约为1400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国际资本的进出将是常态。对于“热钱”,关键的是防范相关的金融风险。“热钱”的习性是流动的迅速性。实际上,对于许多短期资本来说,也是如此。迅速流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超过了经济金融承受力的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在引导中积极防范风险
从中国当前实际来看,一些进来的国际资本已转化为固定资产,“热钱”的大规模流动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所谓的大规模撤资即使能够进行,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即便是“热钱”,也有一定的黏性。只要流入国能够提供稳定的较高回报,短期资本转化为中长期资本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快速增长的购买力,说明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只要这些市场潜力能得以充分释放,巨大的市场就能转化为对国际资本的极大吸引力。
资本市场繁荣,也是吸引国际资本极为有利的条件。它能够增强国际投资投机者的市场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反之,国际资本就可能流出。资本市场建设显然是防范资本外逃的重要基础工程。
为了减少一些国际资本的短期行为,加快法治化国家建设进程至关重要。国际资本流入之后,所取得的合法收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样,相关国际资本就可能改变最初设定的短期行为,而转化为从中长期的视角来思考资本的国际间流动问题。法治化国家建设涉及面广,但无论何种资本,都应该积极引导,让资本到收益最高的地方去。
对于“热钱”,不必谈虎色变。它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只要给“热钱”提供机会,“热钱”是不会全面流走的。所谓的大规模撤资,即使存在,也要分析撤资背后的原因。一些撤资是正常的,因为常规的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带来资本所期待的利润。这种撤资,是最初制度设定所应该考虑到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撤资”,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认可这一点,尔后,在此基础之上,采取相应的对策,消除“撤资”的负面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银行结售汇制度下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负担。持有大量外汇与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有关,也与各种资本的流入有关。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是正常的。一些国际资本出于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而采取种种方法流入中国,旨在套取更大的利润。这样的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外逃。巨额外汇储备意味着管理的高成本。中央银行因为外汇占款而释放出过多的流动性,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早已为各界所抨击。一些国际资本回流,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可以促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化,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汇率的不稳定。外汇管理制度如何优化,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独立,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机制,都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已经进入降息通道。降息自然会减少人民币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势必减少国际资本流入,一些国际资本也会因此流出。为此,需要评估降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资本流出占比不小,而这不受降息影响。这是制定相应对策时应该考虑的。
热钱撤离中国,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时不时都可能听到的传闻。对于部分资本撤离,我们更应该以平常心看待。经济开放新格局下,资本流出和流入都是同样正常的事。但是,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仍然需要监测,形成必要的预警指标体系,以保证在某种条件下,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作出反应。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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