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源于个人和社会的夹击

　　“恐婚”源于个人和社会的夹击

　　刘婷/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恐惧结婚，这和日本泡沫时代后涌现的不婚族、二次元和蛰居族似乎遥相呼应。

　　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与人建立社会关系、亲密关系是我们的天性。最早奠基亲密关系理论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鲍尔比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中对关系的忽视：没有一个婴儿能够脱离他人存活。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类长大成人，那就至少有第二人的存在。这种链接在我们大脑中以镜像神经元存在，在我们的心智发育中以投射和投射性认同的心理机制存在。

　　既然本性使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团结”起来害怕婚姻？

　　首先，不婚不代表不想，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是个人缺乏建立亲密关系的功能。一些人会表达想恋爱，但是不知道如何展开一段真实的恋爱关系。对这类人来说，和另一个真实的人相处会如坐针毡。这种情况现在以“社交恐惧”的形式广为人知。

　　举例来说，一段亲密关系无论多么美好，矛盾和意见不合也贯穿了整个关系的始终。一个心智功能较为完善的成年人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会自然地理解到对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诸多不同意见、不同观点，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因此他（她）能自然地调动理性，通过谈话、讨论或调整行为习惯与爱人共同成长，这也往往是一段关系能走向深入的关键。然而对于缺乏建立亲密关系功能的人来说，当他（她）发现所爱之人渐渐和自己理想中不同时，会很容易陷入深深的失望、愤怒、自我攻击…… 并且无法和爱人针对不同意见和个人需要展开讨论，因为对他们来说爱是一种感觉，如果“说”出来就不再是“命中注定”了。

　　这种对“命中注定”的执着追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一个人在刻板地使用婴儿时期的心智功能。婴儿心智的典型特点是碎片化的、难以被自己理解、无法自我平复的，这和婴儿的大脑发育和生理特点息息相关。只有当一个人在婴儿时期被无条件的爱、接纳和满足时，他才能拥有不再执着于“命中注定”的心理功能。

　　其次，不婚不等于不爱，要警惕社会的刻板印象和分工的推波助澜。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关系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当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不再适应个人作为主体的发展需要时，婚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必然会受到挑战。一些非常冲突的社会新闻时常敲打着我们：男人要付彩礼，女人要拼男娃；妈宝男当道，大龄“三高”女性被歧视……仿佛每个自由不羁的灵魂在结婚证面前都要先干一杯孟婆汤，然后各自归位。

　　这种社会角色的固化和刻板分工不仅在伤害女性的主体性，同时也在伤害男性的发展与灵活性。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依然是主流分工，一个带孩子的男人常常会被院子里的婆婆们指点，这家的女主人也十有八九会被评价为“坏妈妈”。而事实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正在灵活地扮演着内外的角色，互相分担、彼此支持。但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要想轻易挑战主流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起主动挑战，不婚显得更为容易。

　　“恐婚”就这样在个人和社会的夹击下被建构起来了，而且随着群体性认同的催化愈演愈烈。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关注婴幼儿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亟需从社会倡导和文化舆论方面打破社会分工的刻板印象。否则，不敢恋爱和不想结婚的年轻人会如并蒂莲花一样，虽花开两支但讲的是同一件事。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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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