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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丘吉尔到非洲旅行，有一天，当他站在维多利亚湖的北岸，看着这全球第二大湖，流经欧文瀑布汇入世界最长的尼罗河，沉默良久。
后来，丘吉尔记录下了当时对这一壮丽景色的观感：“这么巨大的力量都给浪费了……这股操控着非洲自然力量的杠杆完全不受限制，让人不禁烦恼并心生想象。如果能在那古老尼罗河的源头装上涡轮，将是多么有趣。”
这样的想法争论不休了一段时间，中途便杀出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但经过一番研究与规划之后，终于还是在1946 年开始建造欧文瀑布水坝。1954 年，丘吉尔再次担任英国首相，这一回，尼罗河的河水终于开始带动涡轮转动起来。风景宜人维多利亚湖成了水库，乌干达与肯尼亚西部也因此获得15万千瓦的发电量。
丘吉尔的观点反映出20世纪人类对水源的主流看法。他把水视为一种资源，看到资源未加善用，令他相当苦恼。丘吉尔觉得开发资源会让人类的未来更加美好，而在欧文瀑布水坝的建设上，则是有利于乌干达与丘吉尔治理下的大英帝国。改造自然当然是件有趣的事，特别是对丘吉尔这样有童心的人来讲。
水文圈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有很多人跟丘吉尔想法一致。列宁、小罗斯福、尼赫鲁等人，对水资源的看法如出一辙，苏联、美国、印度开始兴建一轮又一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认为可通过调整自然水文来提升国力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他们也拥有前所未见的技术来实现这些计划。
20 世纪人类使用各种古老与现代方法，建造了数百万座水坝、管井、运河、沟渠与管道，来改变地心引力原本所决定的水源终点。人类大幅改变了全球淡水水域的路线与节奏，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由此，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与赖以生存的环境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和抉择：
英国在印度河流域建立灌溉系统，导致土壤盐化严重，有的还引发了疟疾，有的甚至消灭了喜马拉雅山山麓和西高止山脉的森林，进而引发大规模的人民抗议。
而更具戏剧性的是中亚灌溉工程，为了种植棉花，苏联在咸海制造了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灌溉灾难。
同样也是因为棉花，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不惜根据棉花栽种的需求来调整尼罗河的水流。以棉花为摇钱树取得埃及快速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妄想最后还是失败了。同样未能幸免的，还有阿斯旺高坝，它实现了纳赛尔的期望，尽管并未给埃及带来繁荣和独立，但它也明显改善了尼罗河这一上天的恩赐，侵吞了埃及的无数文化遗产，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
20世纪，人类改变水文圈的程度前所未见。其实这样的改变，同样发生在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生物圈，以及人类居住其间的城市、国家之中，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类的观念与政治观念。
环境变迁的历史和地球的历史一样悠久，至今已有40亿年。而人类自从400万年前出现之后，便不断影响和改变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环境。到了20世纪，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全面展开，全球环境变迁的规模与速度空前。许多足以造成生态变迁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出现：丰沛的廉价能源与水源、人口大幅增加、经济快速增长，与之相伴的，当然还有亚马孙雨林的退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土壤的沙漠化……20世纪环境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使得许多在过去几千年里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
《圣经》有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巨变的20世纪，这句话早已过时，太阳底下发生了太多新鲜事。 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使得未来社会与生态的关系成为我们当下的重要课题。美国著名环境史大家约翰·麦克尼尔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一书因应而生。
约翰·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研究应着重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并进一步提出环境史研究要把整个地球生态史和人类社会经济史并列讨论才有意义和价值。他打破传统环境史作品以史为先的编撰模式，打破时空界限，生态与历史并重，过去与未来互动，将全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探索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改造，独具创见。
《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不仅是一部讲述20世纪环境史的史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科学普及作品，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年度最优秀的科学作品”，自出版以来便在大众读者之中产生了热烈反响。书中也讲述了20世纪人们对待环境保护这一问题的认知变迁，包括国内外环保组织的纷纷建立、环保活动和环保意识的空前高涨等等，为21世纪的我们如何看待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生物技术的进步又将在这一进程中提供怎样的支持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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