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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作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译者：余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9月第一版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所著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是一部颠覆现有主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前提的巨著，并对经济发展动力、实现腾飞和繁荣的关键因素、导致当代国家陷入发展停滞的根本症结给予了重新阐释。这本书主要论证和阐述了三大命题，首先是大众创新是如何成为创造现代经济、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第二，社团主义为什么会导致欧洲国家陷入20世纪的动荡和发展停顿；第三，美式金融资本主义和公共政策是怎样导致美国经济偏离大众创新，从而陷入衰落的。
（一）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的概论和第一部分，致力于重新解释现代经济和经济繁荣因何诞生。埃德蒙·费尔普斯一一历数了以往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提供的解释，并分别证伪了这些解释。
迄今为止，仍有经济学家坚称“交换创造价值”，认为鼓励并为商业、贸易创造更好环境将带来经济繁荣，乃至于推动创新。对此，埃德蒙·费尔普斯列举了中世纪至近代的欧洲国家经济状况，指出长达几个世纪的近代化全球贸易所带来的繁荣成果是极其有限的，并且“一旦商业文明扩展到最大限度，虽然（近代）全球化程度被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各国经济还是会重返过去的惯例”。事实上，中国南宋和元代的经济史也完全符合埃德蒙·费尔普斯的观点。
从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到相当多数的民众，则将知识创造认定为实现经济繁荣的最重要推动力，并且这种认定往往还可以举出普及教育、发明成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益证据。书中对此给予的质疑是，印刷术得以普及后，近代历史上科学的发展、知识的生产就已经很可观，但同期英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及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生产率提升水平却极其有限，财富的急速扩容更多的来自于殖民掠夺。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当中，科学发展与实际用于生产领域的实际创新几乎是完全分割的，蒸汽机的发明者和改良者并不掌握热力学知识（后者的理论成果要玩得多才出现），而牛顿等近代知名科学家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知识生产对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科学研究与生产创新的密切结合，是到了现代才出现的，换句话说，是现代经济形态及其重新构建的科学研究、知识生产新模式，才为二者的拥抱创造了条件。
（二）
至此，埃德蒙·费尔普斯的观点已经昭然若揭：现代经济形态以及对资源的组织形式、对价值成果的分配方式，才是带来经济腾飞和繁荣、创造现代生活的根本原因。这里所称的“现代经济”是“具有高度活力（即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需要具备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现代经济的特性是给商业创意的构思、开发和推广提供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体验，从而鼓励人们对资源的利用进行创新探索”。
现代经济让经院科学家更贴近于实际经济运行，许多科学家直接接触和提出新的商业创意，为商业开发和应用创新提供技术支持；而在经济的其他环节，金融、生产、终端营销、客户服务，等等，也都需要创意。
19世纪中叶，欧洲和北美开始陆续出现现代经济体。尽管政治学者和文学家对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危害进行了大量描绘，但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工人实际工资等数据（相比之前多个世纪）的急速提升则表明，现代经济形态的社会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现代经济体让科学更好的融入和指导生产，更好的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创设了条件，还向家庭和社区“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卫生手段对抗疾病的必要条件”。
现代经济体、经济形态所依赖的制度内容，首先就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包括交易（交换）自由（以及作为配套的契约义务）、不同群体特别是过往受到歧视的人群（如妇女、有色人种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自由、迁徙自由、必要的专利权益、个人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这些要素的齐备，是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符合的，并因此推动了广泛的、踊跃的大众创新、创业、经营和流动。
其次，一批经济制度在现代经济诞生前出现，或是在19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阶段。股份公司相比公司制度的之前若干个版本，更能有效激励创新，更具有风险承担的工具性意义。同样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完善了股份公司、合同、破产制度等方面的单项法规或条款。
第三，兴起了着重为产业项目和新企业早期发展融资的金融机构。美国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投行）两类金融机构，为同期美国的西部开发、淘金热、工业和铁路产业大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
第四，宪法体系和代议制民主所形成的支持现代经济所需的制度及文化。埃德蒙·费尔普斯还指出，民主在社区、行业中表现为自治，这有助于培养商业生活中的自立和自我实现精神。
第五，劳动适龄人口的聚集，即恰当的人口密度，以实现城市化聚集。这不仅为现代化、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且还将创造有效市场，并鼓励人们相互接触和交流，提出和实践创意。
（三）
现代经济带来了踊跃的创新和空前的繁荣，也不可避免造成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种更频繁体现的不稳定性，意味着民众将在经济危机、衰退周期到来时遭遇更多痛苦。欧洲国家既不愿意被动性的接受由美国和英国制度革新带来的这些问题，也不情愿走向社会主义，就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者希望终结资本主义，或者更具体的现代经济的不协调状态，重建稳固秩序。其经济主张是在公共控制下保留私人所有制，政府引导投资，控制产业政策、实现产业和平与团结、实现劳资和解。这一核心理念和经济主张曾为纳粹德国和意大利采纳，二战结果则表明，社团主义的竞争力并不如美国较为完整保留的“现代经济形态”。尽管如此，二战后，欧洲国家在更广泛落实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又再度复活了社团主义的价值理念。埃德蒙·费尔普斯在书中以大量翔实的数据，辅以客观分析而指出，社团主义正是导致欧洲国家近半个世纪来发展放缓（生产率急剧下滑）、创新贫乏的根本原因。
（四）
美国曾是“现代经济形态”发育最为成熟，并因此获得最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最为绚烂的经济繁荣成果的国度。各门各派的经济学家对此都发表了大量分析解释，以及赞美。人们的分歧则在于，为什么美国的发展会在1960年代之后放缓，以至于一些领域被德国、日本赶超，而今还必须接受中国等“金砖国家”异军突起的尴尬结果？美国的经济体制和相关公共政策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或者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是“严重恶化”、“陷入长期萧条”，是这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呈现的客观事实。承认这一点，不等于否认美国经济体制、“现代经济形态”的制度优势——那些只看到美国1970年代后掀起的计算机-互联网科技革命、里根政府推行的放松管制改革，就拒绝接受美国衰退事实的经济学家，不可能就衰退原因给出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就此从美国这一时期的失业率、相对生产率、工作满意度等几个核心指标出发，作出了可信而清晰的论断。（投向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的踊跃，是确保高频度创新、高就业和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核心动力。美国经济在这方面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各项指标下滑，包括：经济包容性下降（弱势群体相对失业率、相对工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上升、公共福利政策体现的鼓励“自助”（通过自身努力来增强就业竞争力、创新活力）意义下降、工作满意度下降……简言之，美国经济的衰退，并非2007-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得以出现，而是此前较长时期问题的积累。
为什么衰退？埃德蒙·费尔普斯分别驳斥了那种倾向于欧洲社团主义的解释观点（认为政府监管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功能不齐备导致衰退）、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政府监管太多以至于让企业和资本失去了积极性）。在他看来，导致衰落的第一项问题是“大企业、共同基金和银行的结构性缺陷”。大企业病在于层级太多、结构复杂，让人力等资源陷入内耗而非激活更多创意；共同基金推动上市公司只注重短期财务绩效而忽略了专业管理、长期治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机性增强，通过投机获得更多收益，并因此减少了对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的积极性。
第二项问题则是“金钱文化、自负心理、做和想（的分离）”。美国政府1960年代起（肇始于肯尼迪政府）持续推动减税，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必然可以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创新。问题是，减税为企业家、企业高管获取高额经营回报和高薪酬，以及创业者在将公司上市、转卖后获得“短平快”的收入提供了便利，使得这三类人群更多的考虑更多收入而不是更多创新和冒险。所谓“自负心理”带来问题，是指互联网文化等社会和文化因素导致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更少阅读、对于探索和创新更加没有耐心、更不愿意通过交流探讨创意（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交流，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
第三项问题是“政府和经济的更广泛联系”。这项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界定为政府干预更多或者监管不足，而在于经济不公和市场失灵的“双差”融合。埃德蒙·费尔普斯不无讽刺的提到了“国会-银行复合体”，以作为与半个多世纪以前艾森豪威尔提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区别，指出前者才是一方面削减政府合法正当监管，鼓励放纵金融机构冒险，另一方面让金融机构为政府利益埋单，从而制造金融不稳定乃至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在其他重要的产业领域，美国政府放弃了监管本职，而变身为这些产业内的企业巨头的保护者、利益共谋。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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