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代：不道德的人

　　历史总是戏剧性地重复着，商业道德的缺失从来都不会缺少新的例证。为了驯服那些不道德的人，我们不仅需要严肃的法律、严密的公司监管和道德自律培养来抑制人性的贪婪，更需要战胜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内心的懦弱和道德漠然

　　文/本刊记者 李源

　　一方面是戴着规模最大、营收最高、利润最好、管理最优秀的光环，一方面是各种关于员工福利、歧视、商业道德、公共责任的指责，一家家庞大如帝国般的公司在瞬间倒塌，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公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止公司丑闻的继续发生，反而愈加花样翻新。

　　即使是道德纪录和业绩成长保持得最好的公司又怎样？通用电气在20世纪50年代和6O年代，就有一些违反伦理和法律的罪行，包括 1955年和几家电力公司共谋，涉嫌参与一件投标舞弊案。宝洁在 1991年借助阴险的手段，取得辛辛那提的电话记录，以便追查(大概想惩罚)泄露消息给《华尔街日报》的公司雇员，从而明显违反公司津津乐道的“尊重个人”的价值观。

　　这是怎么回事？在商业利益和商业道德之间，难道注定是不可调和的吗？

　　无法阻止的道德溃堤？

　　2004年，陈久霖这个名字成为中国海外资本运作的不能承受之“重”。这个中国海外拓展的榜样式人物的一把豪赌，不仅赔了5.5亿美元的巨款，也把自己的后半生赔了进去。从2004年11月29日他向新加坡高院请求破产保护的那一日起，这个昔日的资本明星就永远地谢幕了。而仅仅一天之后，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香港被廉政公署拘捕，次日，创维公司多名高管也被提起诉讼，主要罪名为挪用公款和贿赂。

　　这些不过是2004年末中国“公司丑闻”的序幕。继郑俊怀曲线MBO未果反入牢狱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在2005年初刮起“清污风暴”，仅仅在2005年1月间，就有12个上市公司高管步郑俊怀的后尘，上演了史无前例的清洗“真人秀”。涉案性质竟然如此相似，多数为“侵吞国有资产”。而且这场秀看上去只是刚刚开始，高潮远未到来。

　　历史似乎总是戏剧性地重复着。

　　公司假账丑闻已经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最羞耻的纪录。美国总统布什曾收到他鄙视的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的一封信，在信中，阿拉法特不无讽刺地说：“我手下的部长的确有腐败行为，他们有时会贪污几千美元；但是和你们国家的‘精英们’相比，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实在不值一提。我听说安然和世通的老板能够造出几十亿美元的假账，令一个世界跨国公司一日间倒闭，数万人丢掉饭碗。我打算请安然公司的老板做我的财政顾问，他好像在破产后挺闲的。”

　　2002年6月25日，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和数据服务公司世通公司宣布：公司虚报了高达3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会计欺诈事件之一。一个月后，世通申请破产保护，总资产金额高达1070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

　　商业道德绝不只有财务问题。2004年4月4日，英国著名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和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制药公司被披露已卷入了一起抗艾滋病药物试验的丑闻，两家制药公司被指责利用艾滋病孤儿进行抗艾滋病药物试验，其中竟然有几个月大的婴儿。

　　半个月之后，“壳牌”石油承认其一项计划欺骗了股东3年，引起轩然大波。一位下属在给总裁菲利普.沃茨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已经厌倦了这样不停地撒谎了。”

　　花旗银行的2004年也颇不平静，在日本，花旗的私人银行因误导消费者、牟取暴利、公然蔑视监管规定被勒令停业；在中国，前花旗中国投行部负责人任克英因“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而被停职；在欧洲，花旗交易员被控在债券市场中有欺诈行为。

　　而那些涉及到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责任甚至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到企业的声誉：微软曾因为歧视黑人员工被告上法庭；沃尔玛在2005年又一次陷入劳资关系的麻烦——2月24日，纽约市一家法院的陪审团裁定沃尔玛歧视一位残疾员工的控罪成立，被判赔偿原告75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三菱汽车至今没有走出产品召回的阴影；2005年3月波音公司又因CEO的桃色事件蒙羞。

　　尽管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法律的惩罚越来越严厉，公司也多次声称要重视自己的形象，但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似乎从来都不会缺少新的例证。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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