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探索金融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举行“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主题全体会议。

　　编者按：

　　由亚太金融论坛（APFF）、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政学会共同主办的“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此次论坛期间，多位业内人士围绕“经济复苏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调节”、“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数字化与金融”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创新包容发展贡献力量。本版稿件聚焦论坛相关议题，展现嘉宾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编者按：

　　由亚太金融论坛（APFF）、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财政学会共同主办的“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在此次论坛期间，多位业内人士围绕“经济复苏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调节”、“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数字化与金融”等热点议题展开讨论，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创新包容发展贡献力量。本版稿件聚焦论坛相关议题，展现嘉宾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双碳”目标机遇挑战并存 绿色金融潜力仍待进一步挖掘

　　□记者 向家莹 北京报道

　　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在以“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中，多位业内专家及机构专业人士就“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不过，金融业支持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发展的潜力。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迅速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也在金融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也取得明显成绩。

　　多个数据显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26.5%。今年前8个月，中国绿债发行规模超过3500亿元，同比增长152%，超过去年全年发行额。其中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1800多亿元。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从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把绿色金融发展作为重要发展方向进行推动，因此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信贷产品到债券，再到ABS，绿色基金、碳中和基金等，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姚东表示，当前邮储银行已经把气候友好型银行、绿色普惠银行当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董事会甚至是部门层级都确定了绿色管理机制。

　　金融支持“双碳”目标任重道远

　　经济参考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张超文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金融业支持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指出，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标准。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需要对经济活动和碳排放活动等有系统化观测和数量化基础，投资机构也需要了解绿色投资、以及投资的理念和框架。系统化数据对于绿色金融很有必要，当前绿色金融总体规模不大，仍需要继续试验和完善。

　　吴姚东表示，绿色价值转换成经济价值中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形成，相关市场也需尽快建立。徐林则认为，当前绿色金融领域仍然较为依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而实际上不同项目需要不同期限的产品来匹配，因此需要更多元化、多样性的产品去满足实际生产需求。

　　亚太金融论坛主席，大和总研理事长、日本央行前副行长中曾宏（Hiroshi Nakaso）也以日本为例，对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给予了建设性和参考性意见。他认为，在碳中和实现期间的过渡性融资十分必要。日本全行业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要进行大量投资，不仅需要绿色投资，也需要相关过渡融资来支持。“过渡融资之所以具有必要性，是因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进行转型才能够完全变成绿色发展型公司，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给予中小企业更多帮助。”他表示。

　　徐林也表示，从我国资源禀赋看，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和煤电的开发将仍然持续。但是同样是煤电项目，如果是煤炭的清洁利用，燃煤效率可能提高5%。这样的项目采用了更好的技术，也具有绿色影响力。这类项目符合中国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同样值得投资。

　　政策要灵活包容

　　与会人士也认为，碳中和目标是保证未来经济平稳发展、人类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而实现这一目标也将对一国经济潜在增长产生正向贡献。不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科学有效地把握推进过程，以平稳、逐渐改进的节奏完成新旧转换过程，相关政策要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兼容性。

　　朱云来指出，随着能耗不断增长、排放持续增加，科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只有改变这些做法，才能够保证未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甚至是社会和人类的生存安全。

　　中曾宏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尤其是中长期增长，在供给侧方面国家需要增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在我看来，其中‘资本扩张和创新’和‘实现碳中和’非常契合，因为这一进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好的战略，对一个国家发展潜力将产生重要提升。”中曾宏称。

　　朱云来指出，需要科学有效地把握碳中和的推进过程，以平稳、渐进的节奏完成新旧转换过程，尽量减少对经济增长进程的影响。“目前来看，一方面立即抛弃或是停止使用传统能源不现实，另一方面，如果长期不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传统能源越烧越多，也不是一个可行的路子。”朱云来表示，目前可选的路径便是通过市场化方法实现平稳过渡，逐渐改变过去对碳类能源的依赖，加快使用其他新型能源，逐步减少对地球环境的排放污染，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并没有一个方式或是标准能够适合所有国家或经济体实现碳中和的进程，因此要保证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兼容性。”中曾宏说。

　　张超文同样认为，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历程也更艰辛。他强调，只要能够减碳、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就是绿色的事业。

　　强化政策协同 跨周期调节要盯准实体需求

　　□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在“经济复苏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调节”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上，多位业内人士围绕跨周期调节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表示，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要紧盯市场主体，围绕市场主体而动。市场主体是稳就业、扩就业的顶梁柱，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也是科技创新、动能转化的发生地。他认为，针对市场主体，不仅要抓住大头，而且还要把诸如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全面地纳入到视野当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夯实微观基础，而这个微观基础便包括了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经营方式创新组织。

　　在高培勇看来，只要市场主体能够安好，跨周期调节就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今年的经济工作仍然要把主线放在‘六稳’和‘六保’上。‘六稳’和‘六保’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只有保住就业才能保住民生，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才能保住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他说。

　　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王毅也表示，跨周期调节中财政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和合作，并发挥好各自的效力，只要盯着实体经济的需求，遵循规律，切实服务实体企业的发展就拥有不断拓展的政策空间。“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强化财政货币的配合，核心点就是要跳出财政、货币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和各自的收支管理，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他说。

　　具体来说，他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在三方面加强协作。一是在增量上共同做大蛋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的畅通循环，特别是支持硬科技的发展。政府可通过提供增信等来助力金融机构发力，降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共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在存量环节共同处置金融风险，畅通金融的循环。比如通过政府债券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来扩大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三是在民生领域携手发展普惠金融，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比如发展农业保险，健全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的担保体系等。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过去宏观政策的实行主要是放在扩大投资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进一步分析来看，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居民消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主要由内需来拉动，但是内需的拉动主要还是投资和政府消费的拉动，没有转到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拉动的阶段。

　　杨伟民指出，需求结构或者说消费结构问题的背后，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推动劳动报酬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收入分配的调节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这样可以逐步助推我国经济转到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扩大的一条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他说。

　　融资环境持续改善 “专精特新”企业获资本市场更多助力

　　□记者 罗逸姝 北京报道

　　近年来，“专精特新”企业广受重视。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在10月15日举行的以“资本市场聚焦‘专精特新’”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上，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当前中国已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鼓励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为必经之路，政策支持下，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大环境也在不断改善，逐步形成资本市场、投资机构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依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北京科创基金董事长刘克峰表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的问题，实则是整个中小企业的生存、创新、发展的环境和制度问题。在他看来，新发展阶段的变化正对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从过去追求企业规模大、资产大、收入高，转向追求现在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小巨人’不是在资产规模上，而是体现在硬核技术、硬实力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出现，创新资本也加速涌向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源头上。”他表示。

　　作为金融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力量之一，创投机构近年来发展势头同样火热。“中国的创投在过去20年发展特别快，增长超过500倍，预计未来十年创投行业还将保持较快增速。”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表示，国内创投机构95%以上投资的企业都属于“专精特新”，即专业、精细、有特色以及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类。同创伟业集团创始合伙人、董事长郑伟鹤也表示，作为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科技”是一直以来的提倡，与“专精特新”的道路一致。

　　北交所的成立更是为创投机构和中小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倪正东指出，国内每年VC/PE投资对象约在一万家左右，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进入上交所、深交所的主板市场。“很多企业是行业龙头，在细分领域排名第一，但公司利润规模可能也就在千万级别，市值规模属于10亿上下。这些公司在北交所是很有发展机会的。”他预计，在三大交易所的支持下，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进而对国家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而创投机构也能有更大的作为。

　　资本市场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多家企业获得感明显。“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发展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从业务角度来看，获得融资使得公司业务得以进一步扩张、项目和研发不断增进。从品牌角度看，登陆资本市场对于公司产品的社会传播以及社会认可度都能有提升。另外，资本市场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关注也让更多普通投资者了解细分市场和公司，而公司反之也能为投资者提供回报。”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宜顶表示。

　　“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完善，大量的创业投资机构也在全国各地寻找好的项目。”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可以想象，随着大环境的改善，资本市场、投资机构和“专精特新”企业将会在这样一个互动、支撑和促进的过程中得到各自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资本和科技高水平循环。

　　不过，与会专家也指出，当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尚需获得更精准的服务支持。此外，平衡金融支持与市场安全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刘克峰指出，中国的创投经历若干个风口，赛道不断切换，如何将还在实验室中、还在孵化期的项目从创新源头处就发掘出来，并且投入、扶持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北京大觥科技有限公司CEO黄硕也表示，投资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还需加强。对于部分技术专业性强的“专精特新”企业，投资人很难理解其业务的运行逻辑。他呼吁在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同时，也需培养一些“专精特新”投资人，从而能在企业发展早期给予一些专业支持。

　　郑伟鹤则指出，二级市场与公众之间紧密相关，企业如何选择进入资本市场的时机，对部分企业而言进入资本市场的时点是不是过早，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解行业痛点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大有可为

　　□记者 张莫 北京报道

　　“数字金融”成为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的关键词之一。在“数字化与金融”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与数字普惠金融”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中，多位与会人士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普惠金融领域，数字技术在助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探索创新了多种模式。展望未来，金融机构将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当今世界数字金融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和中国，美国的优势在技术，英国的优势在商业模式，而中国的优势在市场。“中国数字金融最有特点的地方是普惠金融。”黄益平说，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结构性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短板，而这也助推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欧美的专家说起数字金融主要谈的是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等，而我们谈的更多是移动支付、科技信贷等，普惠金融的特点比较突出，我们的关注点之所以不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字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金融与服务当中的一些痛点。”黄益平说，过去几年中国普惠金融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就集中在数字金融领域。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认为，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让市场中的个体贸易商和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去享受融资的服务。“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有巨大缺口，原因就在于其融资的风险成本比较高，而数字金融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我们商会的企业成员真正关心的问题。”他说。

　　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创新出多种模式，金融科技在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表示，新的信息技术确实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新的可能。业界进行大量的探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列举了“信易贷”平台的例子。全国信易贷平台是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它通过整合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黑名单”以及纳税、社保、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领域的信用信息，按照公益性原则，依法依规直接或间接提供信息服务，支持金融机构规范使用信易贷信用信息，创新开发信易贷产品和服务。

　　“把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上的信息进行处理，形成标准化、专业化的产品，把这些产品提供给金融机构，这些信息可以为金融机构的放贷活动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截止到8月底，在这个平台上的注册企业已经接近1000万家，通过平台累计发放的贷款超过4万亿元，到目前为止整体不良率低于1%。”孙学工表示，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技术为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仅要利用好市场信息，也要更为有效地利用政府信息。政府与市场合作，共同努力，共同促进普惠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在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持续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的进展。接下来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

　　刘尚希：数字金融发展将成亚太金融市场重要创新

　　□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10月14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在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上表示，面对新经济的新逻辑，关于货币、债务、通胀和杠杆率的风险判断，需要转换思路，即从传统需求管理逻辑中的社会总供求平衡，转向了公共风险的权衡。“创新包容是做好风险权衡的最优手段。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成为亚太金融市场的重要创新。”他说。

　　刘尚希表示，在金融化、数字化的趋势下，经济不断突破物理世界的规则，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逐渐沉淀为发展基础，而未来的发展潜力聚集在虚拟化的新经济领域之中。如同工业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数字社会将以实体性的工业为基础。进入数字革命时代，工业、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是增长的主导者和新潜力。未来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不是实体性的制造，而是虚拟制造和虚拟服务，包括虚拟性的智能设计、智能检测、智能营销和服务，人、机、物互联形成的虚拟空间将成为价值高地和增长潜力。

　　他进一步阐述称，创新包容是做好风险权衡的最优手段。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成为亚太金融市场的重要创新。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在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持续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的进展。接下来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

　　刘尚希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亚太地区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发展也成为金融创新重要内容。“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处于亚太区域的前列，与碳排放权市场建设相关的金融创新、与相对落后地区新能源开发相关的金融支持正在不断提升和完善之中。”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市场对宏观政策的风险预期在迅速转变，传统理论应该与时俱进。如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应着力推进从“逆周期”向“逆风险”的逻辑转换。逆风险的本质是权衡风险。从全局出发，应当改变观察视角、扩展视界，基于新经济的新逻辑去研究新阶段。

　　□记者 向家莹 北京报道

　　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在以“绿色金融助力‘碳中和’”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中，多位业内专家及机构专业人士就“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产品也越来越多样化。不过，金融业支持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依然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发展的潜力。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迅速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也在金融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也取得明显成绩。

　　多个数据显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26.5%。今年前8个月，中国绿债发行规模超过3500亿元，同比增长152%，超过去年全年发行额。其中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1800多亿元。

　　“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从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把绿色金融发展作为重要发展方向进行推动，因此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从最初的信贷产品到债券，再到ABS，绿色基金、碳中和基金等，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

　　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姚东表示，当前邮储银行已经把气候友好型银行、绿色普惠银行当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董事会甚至是部门层级都确定了绿色管理机制。

　　金融支持“双碳”目标任重道远

　　经济参考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张超文表示，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金融业支持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指出，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标准。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需要对经济活动和碳排放活动等有系统化观测和数量化基础，投资机构也需要了解绿色投资、以及投资的理念和框架。系统化数据对于绿色金融很有必要，当前绿色金融总体规模不大，仍需要继续试验和完善。

　　吴姚东表示，绿色价值转换成经济价值中的定价机制没有完全形成，相关市场也需尽快建立。徐林则认为，当前绿色金融领域仍然较为依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而实际上不同项目需要不同期限的产品来匹配，因此需要更多元化、多样性的产品去满足实际生产需求。

　　亚太金融论坛主席，大和总研理事长、日本央行前副行长中曾宏（Hiroshi Nakaso）也以日本为例，对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给予了建设性和参考性意见。他认为，在碳中和实现期间的过渡性融资十分必要。日本全行业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要进行大量投资，不仅需要绿色投资，也需要相关过渡融资来支持。“过渡融资之所以具有必要性，是因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需要进行转型才能够完全变成绿色发展型公司，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给予中小企业更多帮助。”他表示。

　　徐林也表示，从我国资源禀赋看，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煤炭和煤电的开发将仍然持续。但是同样是煤电项目，如果是煤炭的清洁利用，燃煤效率可能提高5%。这样的项目采用了更好的技术，也具有绿色影响力。这类项目符合中国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同样值得投资。

　　政策要灵活包容

　　与会人士也认为，碳中和目标是保证未来经济平稳发展、人类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而实现这一目标也将对一国经济潜在增长产生正向贡献。不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科学有效地把握推进过程，以平稳、逐渐改进的节奏完成新旧转换过程，相关政策要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兼容性。

　　朱云来指出，随着能耗不断增长、排放持续增加，科学界也越来越意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只有改变这些做法，才能够保证未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甚至是社会和人类的生存安全。

　　中曾宏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尤其是中长期增长，在供给侧方面国家需要增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在我看来，其中‘资本扩张和创新’和‘实现碳中和’非常契合，因为这一进程中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实现碳中和是非常好的战略，对一个国家发展潜力将产生重要提升。”中曾宏称。

　　朱云来指出，需要科学有效地把握碳中和的推进过程，以平稳、渐进的节奏完成新旧转换过程，尽量减少对经济增长进程的影响。“目前来看，一方面立即抛弃或是停止使用传统能源不现实，另一方面，如果长期不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传统能源越烧越多，也不是一个可行的路子。”朱云来表示，目前可选的路径便是通过市场化方法实现平稳过渡，逐渐改变过去对碳类能源的依赖，加快使用其他新型能源，逐步减少对地球环境的排放污染，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并没有一个方式或是标准能够适合所有国家或经济体实现碳中和的进程，因此要保证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兼容性。”中曾宏说。

　　张超文同样认为，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因此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历程也更艰辛。他强调，只要能够减碳、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就是绿色的事业。

　　强化政策协同 跨周期调节要盯准实体需求

　　□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于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在“经济复苏下的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调节”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上，多位业内人士围绕跨周期调节各抒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表示，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要紧盯市场主体，围绕市场主体而动。市场主体是稳就业、扩就业的顶梁柱，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也是科技创新、动能转化的发生地。他认为，针对市场主体，不仅要抓住大头，而且还要把诸如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全面地纳入到视野当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夯实微观基础，而这个微观基础便包括了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经营方式创新组织。

　　在高培勇看来，只要市场主体能够安好，跨周期调节就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今年的经济工作仍然要把主线放在‘六稳’和‘六保’上。‘六稳’和‘六保’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只有保住就业才能保住民生，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才能保住整个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他说。

　　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王毅也表示，跨周期调节中财政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和合作，并发挥好各自的效力，只要盯着实体经济的需求，遵循规律，切实服务实体企业的发展就拥有不断拓展的政策空间。“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强化财政货币的配合，核心点就是要跳出财政、货币各自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和各自的收支管理，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他说。

　　具体来说，他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在三方面加强协作。一是在增量上共同做大蛋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的畅通循环，特别是支持硬科技的发展。政府可通过提供增信等来助力金融机构发力，降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共同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在存量环节共同处置金融风险，畅通金融的循环。比如通过政府债券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来扩大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三是在民生领域携手发展普惠金融，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比如发展农业保险，健全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的担保体系等。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过去宏观政策的实行主要是放在扩大投资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进一步分析来看，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居民消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主要由内需来拉动，但是内需的拉动主要还是投资和政府消费的拉动，没有转到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拉动的阶段。

　　杨伟民指出，需求结构或者说消费结构问题的背后，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下一步，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推动劳动报酬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收入分配的调节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这样可以逐步助推我国经济转到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扩大的一条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他说。

　　融资环境持续改善 “专精特新”企业获资本市场更多助力

　　□记者 罗逸姝 北京报道

　　近年来，“专精特新”企业广受重视。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在10月15日举行的以“资本市场聚焦‘专精特新’”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上，与会嘉宾一致表示，当前中国已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鼓励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为必经之路，政策支持下，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大环境也在不断改善，逐步形成资本市场、投资机构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依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北京科创基金董事长刘克峰表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的问题，实则是整个中小企业的生存、创新、发展的环境和制度问题。在他看来，新发展阶段的变化正对经济社会和资本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从过去追求企业规模大、资产大、收入高，转向追求现在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小巨人’不是在资产规模上，而是体现在硬核技术、硬实力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出现，创新资本也加速涌向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源头上。”他表示。

　　作为金融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力量之一，创投机构近年来发展势头同样火热。“中国的创投在过去20年发展特别快，增长超过500倍，预计未来十年创投行业还将保持较快增速。”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表示，国内创投机构95%以上投资的企业都属于“专精特新”，即专业、精细、有特色以及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类。同创伟业集团创始合伙人、董事长郑伟鹤也表示，作为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科技”是一直以来的提倡，与“专精特新”的道路一致。

　　北交所的成立更是为创投机构和中小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倪正东指出，国内每年VC/PE投资对象约在一万家左右，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进入上交所、深交所的主板市场。“很多企业是行业龙头，在细分领域排名第一，但公司利润规模可能也就在千万级别，市值规模属于10亿上下。这些公司在北交所是很有发展机会的。”他预计，在三大交易所的支持下，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进而对国家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而创投机构也能有更大的作为。

　　资本市场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多家企业获得感明显。“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发展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从业务角度来看，获得融资使得公司业务得以进一步扩张、项目和研发不断增进。从品牌角度看，登陆资本市场对于公司产品的社会传播以及社会认可度都能有提升。另外，资本市场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关注也让更多普通投资者了解细分市场和公司，而公司反之也能为投资者提供回报。”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宜顶表示。

　　“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完善，大量的创业投资机构也在全国各地寻找好的项目。”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表示，可以想象，随着大环境的改善，资本市场、投资机构和“专精特新”企业将会在这样一个互动、支撑和促进的过程中得到各自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资本和科技高水平循环。

　　不过，与会专家也指出，当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尚需获得更精准的服务支持。此外，平衡金融支持与市场安全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刘克峰指出，中国的创投经历若干个风口，赛道不断切换，如何将还在实验室中、还在孵化期的项目从创新源头处就发掘出来，并且投入、扶持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北京大觥科技有限公司CEO黄硕也表示，投资人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还需加强。对于部分技术专业性强的“专精特新”企业，投资人很难理解其业务的运行逻辑。他呼吁在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同时，也需培养一些“专精特新”投资人，从而能在企业发展早期给予一些专业支持。

　　郑伟鹤则指出，二级市场与公众之间紧密相关，企业如何选择进入资本市场的时机，对部分企业而言进入资本市场的时点是不是过早，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解行业痛点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大有可为

　　□记者 张莫 北京报道

　　“数字金融”成为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的关键词之一。在“数字化与金融”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与数字普惠金融”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中，多位与会人士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士认为，中国近年来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在普惠金融领域，数字技术在助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探索创新了多种模式。展望未来，金融机构将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表示，当今世界数字金融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和中国，美国的优势在技术，英国的优势在商业模式，而中国的优势在市场。“中国数字金融最有特点的地方是普惠金融。”黄益平说，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结构性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短板，而这也助推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欧美的专家说起数字金融主要谈的是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等，而我们谈的更多是移动支付、科技信贷等，普惠金融的特点比较突出，我们的关注点之所以不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字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金融与服务当中的一些痛点。”黄益平说，过去几年中国普惠金融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就集中在数字金融领域。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认为，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让市场中的个体贸易商和中小企业能够更好去享受融资的服务。“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有巨大缺口，原因就在于其融资的风险成本比较高，而数字金融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我们商会的企业成员真正关心的问题。”他说。

　　在亚太地区，尤其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创新出多种模式，金融科技在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表示，新的信息技术确实为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提供一种新的途径、新的可能。业界进行大量的探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列举了“信易贷”平台的例子。全国信易贷平台是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它通过整合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黑名单”以及纳税、社保、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领域的信用信息，按照公益性原则，依法依规直接或间接提供信息服务，支持金融机构规范使用信易贷信用信息，创新开发信易贷产品和服务。

　　“把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上的信息进行处理，形成标准化、专业化的产品，把这些产品提供给金融机构，这些信息可以为金融机构的放贷活动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截止到8月底，在这个平台上的注册企业已经接近1000万家，通过平台累计发放的贷款超过4万亿元，到目前为止整体不良率低于1%。”孙学工表示，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技术为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仅要利用好市场信息，也要更为有效地利用政府信息。政府与市场合作，共同努力，共同促进普惠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在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持续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的进展。接下来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

　　刘尚希：数字金融发展将成亚太金融市场重要创新

　　□记者 汪子旭 北京报道

　　10月14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在2021年亚太金融论坛上表示，面对新经济的新逻辑，关于货币、债务、通胀和杠杆率的风险判断，需要转换思路，即从传统需求管理逻辑中的社会总供求平衡，转向了公共风险的权衡。“创新包容是做好风险权衡的最优手段。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成为亚太金融市场的重要创新。”他说。

　　刘尚希表示，在金融化、数字化的趋势下，经济不断突破物理世界的规则，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行业，逐渐沉淀为发展基础，而未来的发展潜力聚集在虚拟化的新经济领域之中。如同工业社会以农业为基础，数字社会将以实体性的工业为基础。进入数字革命时代，工业、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依旧很重要，但不再是增长的主导者和新潜力。未来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不是实体性的制造，而是虚拟制造和虚拟服务，包括虚拟性的智能设计、智能检测、智能营销和服务，人、机、物互联形成的虚拟空间将成为价值高地和增长潜力。

　　他进一步阐述称，创新包容是做好风险权衡的最优手段。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金融的发展将成为亚太金融市场的重要创新。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更为主动地运用科技赋能业务，在丰富金融产品和工具、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包容性、持续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助力脱贫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的进展。接下来要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金融服务环境。

　　刘尚希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亚太地区有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绿色发展也成为金融创新重要内容。“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处于亚太区域的前列，与碳排放权市场建设相关的金融创新、与相对落后地区新能源开发相关的金融支持正在不断提升和完善之中。”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市场对宏观政策的风险预期在迅速转变，传统理论应该与时俱进。如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上，应着力推进从“逆周期”向“逆风险”的逻辑转换。逆风险的本质是权衡风险。从全局出发，应当改变观察视角、扩展视界，基于新经济的新逻辑去研究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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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