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对话！"5·19"行情当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向华尔街学到了什么？王宏远：希望像巴菲特与芒格一样干到老

　　编者按：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总有一些不容忘记的时间和故事，值得被镌写和铭记。

　　发轫于1998年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从零起步，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历经25年的规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5年来，中国基金人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证券市场这一开创性的事业，并经受住了市场风浪的洗礼，成长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值此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证券时报》特推出“公募基金25周年25人”系列人物专访，以重温历史、开启新知，共迎中国基金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在早期，投资者对公募基金避之不及，只要看到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里有基金，就赶紧抛股票，躲基金就像躲瘟神一样。那时是基金买什么，什么就跌，很无奈。我跟同事决定向券商研究所学习，后来保险公司也可以买基金。当时虽然市场很不规范，庄股横行，公募基金跟券商研究所、保险公司在朦朦胧胧间还是形成了一种共识，都觉得应该走出一条基本面研究的新路。”

　　“‘5·19’行情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加深了对市场的敬畏，对我理解市场的深刻性有很大帮助。二十多年过去了，每一次重大转势，最底部往往既不是基金也不是券商买出来的，身边的机构都没有加仓，为什么市场突然就起来了？这就是市场神秘的力量，高手在民间，但绝不是指一个人一个机构，或几个人几家机构，而是种种因素形成的市场合力。为什么我后来多次敢在市场极度低迷、大家都很悲观时战略加仓，因为我知道，即使99%以上的机构看空，也并不表示市场没有机会。”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有一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选修课‘中国经济与金融’时，讲到中国公募基金，老师突然提到了开元基金、天元基金，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曾担任过天元、开元的基金经理，老师很高兴，让我上去讲了三分钟。”

　　“我们在跟索罗斯公司的全球投资总监聊天时，他说，你们国家在加入WTO后，股票市场应该会有一轮非常大的牛市， 而他在日本投资的经验是，在一轮大牛市中券商股的涨幅跟银行股衍生品的涨幅差不多，他告诫我们说：年轻人，当你们国家有一轮大牛市时，一定不要忘记买入你们国家的‘野村证券’（龙头证券公司）。”

　　“前海开源基金不会强制要求员工到了年龄就退休，我们的核心投研人员完全可以像巴菲特与芒格一样干到80岁、90岁。对职业投资人来说，60岁可能才刚刚开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我们也始终希望能更好地为持有人服务。”

　　“近年来我的公开发言比较少，少数几次也都是在市场最差的时候站出来力挺中国股市，比如2022年的3月份，我提出‘未来十年中国股市将会是全球最耀眼的既避险又成长的市场’，从那个时候开始，前海开源基金也在拿真金白银开展自购，2022年年内我们的自购总金额约3.4亿元，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对中国资产未来前景的预期。”

　　正文

　　王宏远至今仍然记得，1997年6月13日，当他风尘仆仆地站在深圳二线关口排队等候查验边防证时，心情激动又忐忑。 

　　那一年他24岁，即将从陕西财经学院（后合并到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毕业，从西安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火车来到深圳这个当时称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年轻城市，参加中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的面试并被录用。

　　从此，现任前海开源合伙人、战略顾问王宏远开始了他在证券基金行业丰富而精彩的人生，并成为公募基金行业25年历史的风云人物。

　　1998年4月，王宏远加盟南方基金，成为基金行业最早一批投研人员。1999年8月，26岁的王宏远出任基金天元的基金经理，2000年3月，转任基金开元基金经理，当年基金开元业绩夺冠。2002年，王宏远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2005年7月，王宏远回归南方基金，在2006-2007年大牛市中，因成功投资券商股名声大噪。

　　在南方基金，王宏远从研究员、基金经理、投资部副总监、总监，一直做到公司投资总监、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

　　2009年，王宏远离开南方基金，加盟中信证券任首席投资官、专项投资团队负责人。

　　2013年，他回归公募，出任前海开源基金公司联席董事长，首批实施员工持股叠加王宏远的加入，前海开源一亮相就倍受关注。十年来，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前海开源从零起步，快速发展。根据银河证券数据，截至2022年底，公司主动权益规模为725亿元，在全行业146家公募基金中排名第18名；公司非货规模为1020亿元，在全行业152家公募基金中排名第39名。

　　在A股转向的重要节点，王宏远多次公开自己的判断，并在后来的市场走势中得到了验证，这把他和前海开源基金一次次推向公众视野，也让他给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前海开源不断成长，王宏远逐渐淡出公司事务，从联席董事长退到荣誉董事长，2022年更退到股东层面，以合伙人身份担任公司战略顾问。

　　日前，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独家采访了王宏远。他全面讲述了自己丰富的从业经历，其中不乏精彩的故事以及对行业和投资的深刻思考。面对前海开源基金事业部制得失、股权结构及组织架构、他本人在前海开源扮演什么角色等敏感问题，他也坦诚作答。

　　以下为采访实录：

　　大三时，投资从草根版的一级半市场开始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什么时候与股市结缘？

　　王宏远：1993年我在陕西财经学院念大三时，暑假勤工俭学赚了两三千块钱，留了一点考研的费用，剩下的钱我全部买了原始股。当时在陕西省政府附近的西安新城广场，有许多人在街边摆摊售卖原始股票，这个草根版的一级半市场，是我股票生涯的启蒙地。

　　1994年我考上本校研究生后，正式开户炒股，交了不少学费，把买原始股赚的钱基本亏完了，所以我一直对散户的酸甜苦辣特别理解。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第二天开盘股市大跌，我抢着排队挤进去挂单在最低位把股票都卖了，后来在高位追回来，又亏损。

　　因为从业人员不能炒股，在1997年7月5日入职特区证券前，我清空个人账户，结束了人生中仅有的三年散户生涯。

　　券商中国记者：你硕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来到深圳？

　　王宏远：因为对炒股有浓厚兴趣，我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投资基金，1997年1月论文开题，6月答辨。为了公正，学校规定答辩委员会主席必须来自外校，我们那一届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王忠民教授（后曾任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老师在海外多次进修，对基金很了解，给了我很多指导。

　　我对早期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比较向往，听说特区证券在招聘，就投了简历，6月中，我从西安坐火车辗转30多个小时南下入深参加公司的面试。7月5日，我来到位于联合广场旁边的证券大厦的特区证券研究所做研究员。

　　早期调研最远去到格尔木，坚决不推银广夏

　　券商中国记者：你工作半年多就转到了南方基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

　　王宏远：因为毕业论文是写投资基金，我查了很多海外的资料，对基金有了初步了解，知道基金是做二级市场投资，正是我兴趣所在。我毕业时只有不规范的老基金，只好先去券商。1997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我很兴奋，之后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翻看三大证券报的招聘页，终于在1998年3月看到南方基金、国泰基金的招聘广告，立即给位于深圳的南方基金发送了简历，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回头看，我当时刚毕业不到一年，既不是出身名校，又在一家很小的证券公司工作，能够去南方基金能应聘成功，是因为当时公募基金刚刚面世，很多券商的优秀人才由于不熟悉基金业务，还没去应聘，竞争不算激烈。

　　券商中国记者：当时公募基金还不太有吸引力？

　　王宏远：我当时是降薪到公募。我到南方基金后月薪只有3800元，并且持续了一年多，房租加上生活费、交通费，基本上是入不敷出，而在特区证券能拿到6000左右，生活无忧。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坚持下来。

　　记得有一阵我特别想买台手机，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只够买一台9开头的模拟手机，买不起13开头的数字手机。我纠结了好久，最后还是没买，每次行业聚会，都觉得特没面子，因为就我一个人没手机。一直到1999年，我才买了第一台手机。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当时怎么做研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王宏远：我们是一个研究员负责一个区域加一个行业，我是陕西人，负责西北片区兼旅游行业研究，最辛苦的一次调研是去格尔木，我在研究中发现一家从事盐湖资源开发的企业是当时西北片区非常值得关注的绩优潜力公司，决定去公司总部所在地格尔木调研，当时交通不太方便，要先从深圳飞西安，再转机到海拨2000米左右的西宁，那是我第一次上高原，没有准备，出现了头晕恶心等高原反应，吃药后好一些，再从西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到格尔木。

　　券商中国记者：有一阵西北区最红火的股票是银广夏，你是否关注过？

　　王宏远：银广夏当时的确很火，但我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公司的各种基本面信息无法得到证实，无论上下游，还是当地政府、税务、工商、监管机构、老百姓反映的情况，都跟公司讲的故事和市场表现不一样，因此，我坚决不推荐，公司也一股都没买，没想到银广夏的故事深受市场追捧，股价涨幅巨大，有一阵我压力特别大，但还是坚持原则，南方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当时坚持没有买入银广夏的股票。

　　2001年，财经发表《银广夏陷阱》一文，引起巨大反响，银广夏暴跌，这让我对基本分析的有效性坚定了信心。

　　券商中国记者：公募基金从1998年4月开始运作，正遇亚洲金融风暴，市场比较低迷，当时基金怎样做投资？

　　王宏远：在早期，投资者对公募基金避之不及，只要看到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里有基金，就赶紧抛股票，躲基金就像躲瘟神一样。那时是基金买什么，什么就跌，很无奈。我跟同事决定向券商研究所学习，拜访了君安证券（后与国泰证券合并为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等公司的研究所，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时任君安证券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他的专业、严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后来保险公司可以买基金，我接待了首批来南方基金调研的保险公司，包括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当时虽然市场很不规范，庄股横行，公募基金跟券商研究所、保险公司在朦朦胧胧间还是形成了一种共识，都觉得应该走出一条基本面研究的新路。

　　券商中国记者：在早期，大众对基金的认知很有限。

　　王宏远：我管理基金后，有一次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是朋友介绍，想卖楼给基金。我说我们是证券投资基金，只能买股票和债券，他说知道知道，你们只是表面这么说，其实什么都能买。他把我们当成了管理混乱的老基金，当时，的确有老基金的前十大持仓中有深圳的月亮湾别墅。我说不行，他坚决不信，感觉是我不给面子，不肯帮忙。

　　还有一次，南方基金在广东肇庆搞党建，中午在附近餐馆订了几桌，没想到过去一看，桌上的牌子上写着“南方鸡精”，相视苦笑，那时候知道基金为何物的人特别少，错把基金当鸡精的故事很多。

　　26岁担任基金经理，“5·19”行情见识神秘市场力量

　　券商中国记者：1999年8月，你开始管理天元基金，为什么一年多就升到投资岗？

　　王宏远：1998年有5只公募基金，基金开元业绩倒数第一。高良玉总上任总经理后，1999年初拿出4个亿，让我们8个研究员每人管5000万，很简单，谁业绩第一就可以当基金经理。当时市场比较低迷，到1999年的“5·19”行情前，市场下跌了超过百分之十，我们8个人中，有7个亏钱，我赚了20%，第二名微亏2-3%，侥幸胜出。

　　5月份，我开始参与管理开元基金，8月基金天元成立，领导安排我任基金经理，记得基金天元上市时，我还去深交所敲了钟。

　　券商中国记者；那一年，你只有26岁。

　　王宏远：我在农村上小学，没有6年级，所以17岁上大学，24岁硕士毕业。另外，公募基金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要求具有3年投研经历才能当基金经理的规定还没有出台，而我只有2年多从业经历就当上了基金经理，所以，能在26岁当基金经理，算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感恩时代，让我在年轻时就有机会参与初创期的公募基金，也感谢高总及其他领导的信任，能够对如此年轻尚且懵懂的我委以重任。

　　券商中国记者：1999年的“5·19”行情是否给你留下了较深印象？

　　王宏远：为了支持刚刚诞生的公募基金，监管层给了公募基金新股配售的优惠政策。因为市场不好，新股到期后很难卖，一点点卖单就可能把股价打下去，所以正常情况下，新股配售期一到，我们就会陆续卖出。

　　记得我们当时是几个人轮流执周，“5·19”当天我负责，我们有一只新股刚好到配售期，我们开始卖出，但越卖越觉得不对，过去是一卖股价就下跌，那天是不管放多少卖单，都有大量的买单蜂涌而至，我们又试着卖别的股票，依然有很大的买盘，跟过去一年多的熊市大不一样。我们赶紧向总经理和分管副总经理报告，中午开会讨论，大家一致感觉市场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能转势了，最后决定，下午把卖单全部撤掉，反手开始加仓。

　　“5·19”行情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加深了对市场的敬畏，对我理解市场的深刻性有很大帮助。二十多年过去了，每一次重大转势，最底部往往既不是基金也不是券商买出来的，身边的机构都没有加仓，为什么市场突然就起来了？这就是市场神秘的力量，高手在民间，但绝不是指一个人一个机构，或几个人几家机构，而是种种因素形成的市场合力。为什么我后来多次敢在市场极度低迷、大家都很悲观时战略加仓，因为我知道，即使99%以上的机构看空，也并不表示市场没有机会。

　　券商中国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负责投研管理工作？

　　王宏远：1999年，我被提为投资部副总监，当时有三个副总监，没有正职，领导安排我主持部门工作。2000年3月，公司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辞职到国外上学后，投研体系就由我全盘负责，直接向高总汇报，我同时接手管理基金开元，不再管理基金天元。

　　“5·19”行情后，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很好，受到了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大量证券公司精英开始转向公募基金，用人门槛提高，如果晚一年多，我这个陕西财经学院和特区证券的组合经历，根本就进不了南方基金，所以，有时候选择和机遇真的很重要。

　　券商中国记者：2000年，在54只封闭式基金中，基金开元业绩排名第一名。

　　王宏远：2001年初，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这是主流财经媒体第一次采访明星基金经理，还给了三分之二个版面来报道，当时真是感觉受宠若惊。我那时对投资的理解还很浅，但还是总结出了“长期不动摇地坚持价值发现，重仓持有”等投资理念。

　　在国外学习近三年，建立国际视野

　　券商中国记者：你从2002年9月出国学习，当时为什么考虑出国？

　　王宏远：2001年，A股市场上以银广夏为代表的一批热门股泡沫破灭，市场开始进入漫漫熊途，基金业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我深感过去熟悉的投资方法论和体系有很多弊端，不可持续，很希望能到国外学习成熟机构的先进经验。

　　汇丰银行在早期曾希望入股南方基金，双方谈了好久，中间我提出想去汇丰银行的英国总部学习，结果合资没谈成，就变成了自谋生路。经朋友介绍，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皇家国院事务研究所（RIIA）学习了大半年。

　　券商中国记者：这一时期你有什么收获？

　　王宏远：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系统地学习，也第一次有了国际视野。当时，各国政要去英国访问，通常会去英国国会或RIIA演讲，观众主要是英国智库、学者、退休政府官员等。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埃塞俄比亚总理的演讲，他们国内的反对派到现场抗议，向观众席扔石头，还好有英国骑警迅速赶过来维持秩序，让我们幸免挨打。

　　不过，在RIIA学习没有学位，我开始申请到国外大学读硕士。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是诺奖获得者，执行院长是华人，他对我的工作经历很感兴趣，简单面视后就决定录取我，给我发了Offer，在当时能拿到剑桥的Offer非常不易，因此我对剑桥大学和两位院长一直心存感激。不过，我最后还是选择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因为想到美国看看。

　　2003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我从伦敦飞往美国，因为英语比较薄弱，我要先上哥大的夏季课程。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

　　王宏远：哥大离联合国很近，各国政要在联合国开完会，有时会顺路到哥大演讲，我曾在现场聆听过很多知名政治人物的演讲，包括普京总统的演讲，这让我有了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

　　当时，我们特别关注俄罗斯与东欧的经济改革，作为中国人，我特别想证明我们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有一次，前美国中情局局长来哥大推荐他的新书，我曾尖锐地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也去听过俄罗斯500天休克疗法的总设计师杰弗里·萨克斯的课，他当时已从哈佛转到哥大任教，对俄罗斯改革失败，他做了深刻反思，由此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看法，近年来频频为中国说话。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有一天我在上选修课“中国经济与金融”时，讲到中国公募基金，老师突然提到了开元基金、天元基金，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曾担任过天元、开元的基金经理，老师很高兴，让我上去讲了三分钟。

　　西学中用获优良业绩，股改坚持捍卫流通股东利益

　　券商中国记者：据了解，你们当时曾拜访了一些华尔街的同行。

　　王宏远：我在哥大的项目由世界银行赞助，班上有一半的学生来自各国央行，有一半是社会招生的自费生。我们班有多位中国同学，加上我有4位来自中国的基金经理，另有3位分别来自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内商业银行，加上一位曾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做翻译的女同学，我们8个人组成一个团，拜访了很多华尔街的机构。当时中国加入WTO不久，世界对中国金融市场、金融监管政策都非常关注，对我们比较欢迎。

　　我们拜访的机构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索罗斯的公司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约翰．梅里韦瑟后来创立的公司。索罗斯的两个儿子，以及公司投资总监、首席风控官接见了我们。2006年我邀请索罗斯的两个儿子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核心人物约翰·梅里韦瑟及Myron Scholes（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问了南方基金。这种直接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我对全球资管业的认识。

　　券商中国记者：在投资方面，你具体有什么收获？

　　王宏远：我们在跟索罗斯公司的全球投资总监聊天时，他说，你们国家在加入WTO后，股票市场应该会有一轮非常大的牛市， 而他在日本投资的经验是，在一轮大牛市中券商股的涨幅跟银行股衍生品的涨幅差不多，他告诫我们说：年轻人，当你们国家有一轮大牛市时，一定不要忘记买入你们国家的“野村证券”（龙头证券公司）。

　　2005年7月，我完成学业后回到南方基金上班，10月开始管理南方稳健基金，当时市场还很低迷，我开始加仓股票，特别是加仓券商股。11月，我接手社保101组合，社保基金对行业配置有严格限制，要求大金融最多配置30多个点，大家通常是银行、地产各配一半，而我当时顶格配置了券商股。2006年牛市到来，券商股大涨，社保101组合业绩井喷。

　　券商中国记者：从公开资料看，2008年初，你配置了较多农业股，后来，在上证指数从6000点跌到3000点的过程中，农业股大涨，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王宏远：我在哥大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写全球金融危机，通过写作和查找资料，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所以，能够相对从容地应对后来发生的数次危机。另外，我发现在金融危机加滞胀预期时，农林牧副渔的表现会比较好，所以在2008年初，我感觉宏观形势不好时，超配了农业股，一定程度控制了基金回撤。

　　券商中国记者：在当年，深发展（现平安银行）的股改比较曲折，南方基金是深发展第一大流通股股东，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王宏远：2006年深发展提出股改方案时，新桥投资是深发展第一大股东，行长法兰克·纽曼是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他认为送股不符合国际贯例，坚持不送股。在判断市场已进入牛市的前提下，我们提出，如果实在不愿意送股，可以考虑送认购权证，给流通股东低价购买股票的权利。但他们也不愿意送权证，双方一度争论得很激烈。有一次，纽曼约我到深发展大厦顶楼的办公室谈判，谈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人，吵了两个多小时，结果不欢而散。我们后来投了否决票，深发展第一次股改失败，一年后，他们采用了我们提出的送权证的方案，深发展二次股改顺利通过。

　　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跟价值观、理念不同的老外打交道，要保持一定弹性，既要坚持原则，也要适度妥协。深发展股改最终采取了双方都不是特别满意，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实现了双赢。

　　券商中国记者：2009年你离开南方基金，加盟中信证券，为什么做出这一选择？

　　王宏远：我在南方基金十一年一直是做相对收益，但2008年公募基金第一名也亏了30%多，令我感到很困惑。因此，我想尝试做绝对收益，希望能补上绝对收益的投资实践，所以选择到中信证券。券商自营是绝对收益的做法，亏10%就会预警，亏15%左右则会强行平仓。

　　加盟前海开源基金，在制度设计和团队建设上下功夫

　　券商中国记者：2013年，你以前海开源联席董事长的身份重回公募，当时怎么考虑？

　　王宏远：2012年底，新《基金法》公布，员工可以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这促使我考虑回归公募。我们当年在华尔街走访机构时深刻认识到，公募基金是人才密集的行业，合伙制是建立优秀团队的制度基因。我深知，制度的变革意味着公募基金未来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前海开源基金由开源证券发起，2013年初成立后尚未运营，开源证券是我老家陕西的公司，对我比较熟悉，公司领导找到我，让我负责组建团队，招收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深知基金行业必须尊重人才，同意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前海开源可能是首家在公司章程和发起人协议里写明要搞股权激励的公司。

　　券商中国记者：你的身份是前海开源联席董事长，为什么没有在经营管理层任职？

　　王宏远：虽然四个股东各占25%股权，但开源证券是发起股东，也是主要股东，曾任开源证券董事长的王兆华有近40年金融工作经验，德高望重，并且主导了前海开源的筹备，由他担任董事长是众望所归。

　　我是投资出身，不擅长日常的经营管理，不适合当总经理，而更适合在专业方面发挥作用，另外，我从业时间较长，对基金行业理解比较深刻，在机制和制度设计方面思考得较多，希望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在公司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人才梯队培养方面做一些贡献。综合考虑，在初期我就以并列第一大股东法人的身份，兼任公司的联席董事长，这在海外成熟的资管机构中比较常见。

　　我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在董事会层面发挥作用，做一些股东之间的协调、制度设计等，概括起来主要是处理三个关系，一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二是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明确的股东与员工的分配制度；三是处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包括投研、市场、中后台之间的协调，公司长中短期利益的协调等等。

　　券商中国记者：前海开源的股东包括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员工持股平台，并且是均股，四家股东各占25%，这种股权结构对公司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宏远：前海开源是混合所有制的代表性公司，这种股权结构符合资管行业特点，保证了公司良好的治理。首先，国有股东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国有股东的延伸审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就像一柄利剑常悬头顶，让管理层在合规和风控方面保持敬畏的心态，不会粗放式经营。其次，员工持股调动了大家长期的积极性，资产管理是人才的行业，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吸引一批优秀人才组成团队。第三，公司的民营股东都是财务投资者，不干预公司经营。

　　券商中国记者：在前海开源成立早期，有什么难忘的事？

　　王宏远：在公司创立前三年，我们曾大力整顿公司内部工作作风，先整顿股东直接或间接推荐的员工、其次是董监事会成员推荐的、三是经营班子主要领导推荐来的，如果不合格，或不符合公司规范，要根据绩效清退、辞退或降级。清理整顿后，公司内部文化氛围大大改善。如果反过来，上面推荐的人不敢动，下面动几个小兵，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券商中国记者：这会不会导致公司内部有意见，不团结？

　　王宏远：我们是四家股东均股，没有一股独大，股东也比较通情达理，讲清楚了，大家也能理解，明白公司的长期利益和大家的共同利益大于短期利益与个人利益。即使短期想不通，时间长了，公司做大了，也就理解了。后来这种方式一直坚持下来，写进了公司著名的“八八”共识。

　　把一人独秀的公司变成拥有优秀团队的公司

　　券商中国记者：接手前海开源时，你对公司有什么规划？

　　王宏远：公募基金的使命是要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首先，我们在客观上要有足够优秀的人才团队，要有能力为持有人理财；其次，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提升大家在主观意愿上为持有人长期服务的动机。

　　在早期，大家说起前海开源，难免就会提到王宏远，但一人独秀的公司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在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抓手是要把前海开源从一人公司变成一个团队的公司。一开始，业内比较认同的投研核心可能只有我一个，后来增加了曲扬、邱杰、杨德龙、崔宸龙等4位明星基金经理，再后来又增加了若干朵“小花”。比如吴国清，在过去五年全行业几千只基金中连续获得正收益的基金仅有16只，他管理的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基金排名位居前列，非常难得。在四大明星基金经理与若干朵“小花”后面，还有差不多100人的投研团队。

　　我现在出去参加活动，常常有人问，你是杨德龙公司的吧？你是崔宸龙公司的吧？我每次都很高兴地回答说是。这说明前海开源已经从一人独秀的公司变成一个由众多优秀人才共同组成的团队，感觉特别欣慰。

　　券商中国记者：请讲讲前海开源的员工持股平台。

　　王宏远：在发展过程中，事业部制容易有风险，经过反思，根据监管的指引，我们取消了事业部。现在，我们员工持股是两层体系，一是真实股东有将近50个合伙人，我与上述四位明星基金经理是普通合伙人，其它40多人为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是实际决策者。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有深厚的投研底蕴，投研人才是精品中的精品，人才中的人才，所以我们5位普通合伙人都是投研背景。

　　二是事业合伙人，股东从税前利润中拿出10%的分红权，分配给核心员工，相当于虚拟股权，大约覆盖120名员工。

　　按照监管精神，我们的分配原则是不短期激励、不过度激励，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增加长期激励跟递延发放的比例，员工激励与分红要分三到四年发放。

　　券商中国记者：明星基金经理是普通合伙人，而董事长、总经理是有限合伙人，对管理工作是否有影响？

　　王宏远：董事长、总经理均依照公司法、基金法及各项规章制度，行使法定范围的权利。4位明星基金经理虽然在股东层面是普通合伙人，但在公司经营层面，他们是董事长、总经理的下属，总之，大家都是依法依规工作。

　　券商中国记者：你当初为什么没有考虑发起个人系公募基金？

　　王宏远：当时，个人还不能发起公募基金，如果要等政策，就可能错过2014、2015年的牛市行情。我经常跟团队说，马云、马化腾持有公司股权也就百分之几，我们不要只看蛋糕的比例，更应该看绝对量，要把蛋糕做大。我们一定要有和团队、合伙人分享财富和荣誉的心胸和气度，才能把蛋糕做大。

　　券商中国记者：未来员工持股平台是否考虑增持？

　　王宏远：公司其它股东都非常认可员工的贡献，也同意员工持股平台增持公司股份，但按政策规定，合伙企业不能做基金公司的主要股东。所以才做了一个变通，拿出10%的虚拟分红权给员工，一旦监管制度允许，我们会考虑启动员工增持计划。

　　前海开源是终身的事业， 希望像巴菲特芒格一样干到老

　　券商中国记者：你从联席董事长退到荣誉董事长，现在又退到公司战略顾问，为什么不断退出？

　　王宏远：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有过一段对话，盖茨说，我每天每个时间段都安排得很满，要见很多人；巴菲特则说，我大部分时间不见人，因为我要思考。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像巴菲特，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因此，在公司制度设计差不多完成，人才梯队的培养机制也建立起来，各项发展逐渐上轨道后，我就从董事会层面退到了股东层面，代表股东做公司的战略顾问。

　　我是做投资出身，喜欢思考，更加注重中长期战略，远离日常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的短期波动，有助于我看得更深更远。在我的聘任书里明确写明不参与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日常管理等，不参加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投决会等，我将更多时间用于思考，比主持开会、解决具体问题，对公司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券商中国记者：回望过去前海开源近十年的发展，你是否有遗憾？

　　王宏远：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一些遗憾：一是公司业务发展不平衡，股强债弱，原因是我们的朋友圈做股票的多做债券的少，很长时间没有吸引到更多债券方面的优秀人才加入。不过，我们近期引进了在保险业管过数千亿资金、有二十多年经验的优秀固收人才，加强了团队建设，未来这一状况有望改观。

　　二是公司发展初期推行事业部制，造成了一些遗留问题，后来经过反思，我们取消了事业部制，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但仍有个别历史问题还在积极解决中。

　　三是员工持股比较有限，目前拿不出更多股权激励新成长起来的优秀员工，我们也希望相关政策能够有所放松，由一群专业人员组成的合伙企业在未来也能够做基金公司的主要股东，这样公司可以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

　　券商中国记者：前海开源有什么愿景？

　　王宏远：我们第一要向华为、中国平安这些优秀的国内企业学习，要接地气，跟中国国情相结合；第二，我们要学习国外成熟资管机构的合伙制文化，建立透明开放的公司文化。我们设立了首席文化官，由高管轮值，每半年轮一次，我还有个职位是荣誉首席文化官，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参加首席文化官论坛，也会稍微讲一讲。第三是希望公司能做成百年老店，资管行业是“剩者为王”，短期可以慢一点，但要活得长久。

　　券商中国记者：你希望在前海开源干到什么时候？

　　王宏远：前海开源基金不会强制要求员工到了年龄就退休，我们的核心投研人员完全可以像巴菲特与芒格一样干到80岁、90岁。对职业投资人来说，60岁可能才刚刚开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需要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我们也始终希望能更好地为持有人服务。

　　券商中国记者：基金业是人才的行业，发现好的人才，提拨优秀人才很重要。这方面你们怎么做？

　　王宏远：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应该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伯乐应该是人还是一种机制？人总会有认知偏差，所以，伯乐不应该是一个人或几个人，伯乐更应该是一种机制。

　　去年前海开源评出了二十来位优秀员工，我和大家在会议室吃了一顿工作午餐，每人一份盒饭，聊到后面，发现他们进公司时，我都没有进行过面试，也没其他人跟我打过招呼，在他们评优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推荐任何人。我对他们说，不要感谢我，不是我评你们优秀，而是公司的制度和文化把你们选出来的。那天吃过饭，大家对公司更有信心了，因为公司已建立起发现人才、提拨人才的机制。

　　券商中国记者：在你看来，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基金经理？

　　王宏远：一个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30%是专业能力，70%是克服人性的弱点，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善于学习，在专业能力方面就能过关，更关键的是要克服人性，要始终保持客观理性的分析能力。

　　我总结成几个中性：价值观中性、市场中性、情绪中性、个人恩怨中性。不要把个人喜好放进去，否则很容易亏钱。

　　券商中国记者：现在，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做投资怎样才能与时俱进？

　　王宏远：我会花大量时间阅读。我眼睛看电脑和手机时间过长会很不舒服，各种信息都要打印出来看，前几年疫情最严重时，我有一个月几乎没出过门，我测算了一下，一周大约能看双面打印的三、四包A4纸，如果一个月看十五包，一年看180包，就是我一年的阅读量。信息来源要多元，为此，我阅读的大约三分之一是英文，三分之一是国内中文，三分之一是海外中文。

　　券商中国：你怎么看中国资产的未来前景？能否谈谈近期对市场的最新思考？

　　王宏远：近年来我的公开发言比较少，少数几次也都是在市场最差的时候站出来力挺中国股市，比如2022年的3月份，我提出“未来十年中国股市将会是全球最耀眼的既避险又成长的市场”，从那个时候开始，前海开源基金也在拿真金白银开展自购，2022年年内我们的自购总金额约3.4亿元，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对中国资产未来前景的预期。

　　最近我又提出了一个点，那就是“中特估理论是中国股市长牛慢牛的基础”，我们是在认真学习了易主席及各位领导的讲话精神后总结出的几点体会。

　　首先，中特估理论是中国上市资产长牛慢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保障，要用中特估理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中国股票、中国债券进行定价估值，多措并举、国内外兼顾，引导国内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接受中特估理论，拥抱中国资产，使目前被严重低估的中国人民币、中国股票、中国债券逐步从被严重低估提升到轻微低估、从轻微低估提升到合理估值、再从合理估值提升到合理溢价，讲好中国溢价故事。

　　第二，我理解中特估的含义是，中国人民币、中国上市股票资产、中国债券整体上都是被低估的。一方面，国企股、民企股、外资股、混合所有制股等中国上市股票整体上都是被低估的，并不特指只有国企股是低估的。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国内A股市场、港股市场、美国中概股市场等整体上都是被低估的。

　　第三，在中特估理论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大量细致而及时的配套政策更为重要。港股通南向开通人民币交易是必要的，国内增量人民币到港股、美国中概股市场直接下场参加中国公司定价是明智之举，这不但不会分流国内A股市场的资金，还会抬升中国资产的估值定价底部，起到国内外市场底部交相抬高的良性循环效果。

　　我们坚信，在中特估理论的指导和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下，在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币、中国股票、中国债券等中国深层产品会进一步走向世界，从而实现中国资产的长牛慢牛！

　　责编：汪云鹏

　　校对：祝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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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