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首席专家许江：数字化助力大型银行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化助力大型银行普惠金融发展

　　许江 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专家、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正式成为国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国内普惠金融发展有了基本遵循。2020年是五年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回顾这五年，在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国内普惠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型银行充分发挥了“主力军”和“领头雁”作用，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的贷款投放，普惠贷款增量和增速在银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大型银行自身的特点，导致其在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普惠金融风险大、成本高的普遍性问题，还要面临诸多更为突出和棘手的问题。近年来，大型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正在为发展普惠金融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发展难题

　　大型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突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人群等长期被排斥在正规融资体系之外的群体，现有的信用信息体系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较低，金融机构无法通过传统征信体系、评级机构获取这一群体的信息与数据。为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部分金融机构探索提出了“三品三表”、信贷工厂等业务模式，共同特点是需要金融机构通过持续、高频次的走访深入了解贷款对象，并赋予直接接触贷款对象的工作人员较高的信贷审批权限。这种模式在部分服务半径小、管理相对灵活的中小金融机构上获得了阶段性成功，如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国内部分经营管理较好的农村商业银行及信用社等。但大型银行的管理特点使其很难大范围采用这一模式，只能在个别分支机构进行小范围试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普惠对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与区域性中小银行相比，大型银行机构庞大、人员众多、服务涵盖面广，为了对遍布全球的机构和数以十万计的人员实施有效管理，防控操作风险、道德风险，需要建立更加严谨、细致、全面的内部管理体制和业务操作流程，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灵活度，使大型银行难以有效适应普惠金融需求“短、小、频、急”的特点；另一方面，从商业银行客户分层与客户定位的角度看，大企业、大项目与大银行普遍有着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大型银行的客户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模式需要充分适应大企业和大项目的金融服务特点，如实地的客户调查、全面的客户评级、严谨的信贷审批、全程的贷后管理等，但这套作业方式如用于小额的普惠贷款，将面临着极高的管理成本，甚至会导致普惠金融服务无法实现商业可持续。

　　大型银行面临的外部监管要求更高。大型银行，尤其是已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相比，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更高的监管标准，包括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更严格的杠杆率和更强的损失吸收能力等，因此大型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相对更为保守，这与普惠贷款风险相对较高的特点不相适应。

　　数字化转型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普惠金融始终无法成为大型银行的核心业务与主流业务，业务占比始终较低。但大型银行作为国内金融服务供给的最重要力量，有义务在普惠金融服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和监管部门对大型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各界也对大型银行寄予了厚望。因此，如何做好普惠金融服务，成为之前一段时期内大型银行最希望解决的难题之一。随着新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大型银行逐渐探索出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即通过数字化转型充分释放大型银行的科技优势、信息优势与平台优势，助力解决普惠金融服务中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等关键问题。

　　首先，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以来，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加速推进，部分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公共数据资源逐步实现了互联互通，数据孤岛被打破。大型银行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与政府部门各类公共数据平台进行对接，自动、实时、低成本地获取工商注册、税收、海关报关、质检、司法、用水用电等重要数据，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获取的大量外部数据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分析，为普惠金融风险评价和信贷决策提供有力支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严重困扰大型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其次，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高的问题。互联网技术使大型银行能够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等各类线上渠道提供金融服务，在有效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也可降低在网点、机具、人员等方面的投入。金融科学技术则能够显著提高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例如，标准化的线上小额贷款能够实现客户自助申请、系统自动审批、贷款随借随还，在有效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服务成本和管理成本，使得大型银行向处于“长尾”的普惠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具有了商业可持续性。

　　最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解决普惠贷款风险高的问题。数字化转型后，大型银行可以建立起具备信息比对校验、业务反欺诈、风险实时监控预警等功能的自动化、流程化、智能化的风险评价与防控系统，显著提高风险管理的准确性，降低普惠贷款的信用风险。自动化的信贷审批、风险防控系统还能够大幅降低人工的介入与干预，进而有效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操作风险。另外，数字化转型能够使大型银行有效扩大客户基数，通过大数定律分散普惠信贷业务的非系统性风险。

　　大型银行数字化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近年来，部分大型银行在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农业银行推出了“农银e贷”产品系列，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等各种类型普惠客户提供数字化金融服务。工商银行先后推出了普惠金融服务1.0和2.0，以数字化为核心打造了经营快贷、网贷通、数字供应链“三大产品线”。建设银行推出了“小微快贷”系列产品，建设面向小微企业的“惠懂你”手机移动端融资新平台。中国银行研发了“中银企E贷”，打造普惠金融网络融资体系。但总体来看，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依然处在起步发展阶段。目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已逐步成熟，区块链、5G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大型银行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储备厚、研发能力强的优势，推动普惠金融加速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全面建立起数字化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数字化的金融服务模式和数字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创新线上化普惠金融产品。一方面，继续扩大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等互联网渠道的覆盖面，推动传统普惠金融服务向线上迁徙，向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提供线上化的账户管理、存款理财、支付结算、网络金融、中间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围绕客户需求，以技术驱动创新，以数据支撑创新，不断创新线上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实时连接客户，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挖掘客户，全面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精准性、安全性和经济性，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

　　二是创新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时代实现了人人互联，5G时代将实现万物互联，大型银行要主动顺应互联互通的趋势，主动打破行业边界，与政府部门、科技公司、电商平台等外部机构在场景对接、获客渠道、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基于第三方场景和税务、海关、电商交易等数据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满足不同场景下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在服务模式创新过程中，大型银行应高度重视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供应链金融向数字化转型，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与核心企业数据的实时交互，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核心企业信用向供应链上游的多级穿透，进一步提升对仓储物流监管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出供应链金融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特点在普惠金融服务中的优势，批量服务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

　　三是创新普惠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大型银行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建立智能高效的线上风险防控体系，并通过持续迭代模型、更新产品、优化系统、提升数据质量及安全性，不断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例如，打造智能化的反欺诈平台和信用风险监控预警平台，实现对普惠信贷业务欺诈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实时识别、监控预警以及处置核销。建立线上产品集中作业中心、贷后管理中心，通过远程作业、集中运营等方式更有效地防控风险。同时，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把双刃剑，要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线上业务风险具有可复制、传染快的特点，大型银行要持续关注风险可能集中爆发的问题，如发现产品、模型或系统设计存在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缺陷，要及时下线，避免风险快速扩散；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会衍生出新的风险，如电子渠道风险、信息迟滞和数据篡改风险、客户真实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大型银行要提高反应速度，通过修订制度、更新系统，及时堵住发现的风险漏洞。

　　政策建议

　　大型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大型银行的持续投入和推进，也需要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目前大型银行普遍已经建立起了具备较强自主研发能力、技术积累相对雄厚的科技研发团队，部分银行还单独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总体来讲，大型银行金融科技的运用能力、开发能力在国内银行业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相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巨大金融科技需求，科技力量仍显不足，大型银行应继续加大相关投入，提高科技人员占比，持续提升技术实力，为普惠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建议大型银行进一步强化对内部数据的挖掘。大型银行普遍掌握海量的金融历史交易数据，但相关的数据分析挖掘工作并未完全跟上，大型银行可以利用自身力量或借助外部专业力量开展数据清洗、挖掘与治理，为普惠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提供支撑。

　　对于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建议进一步出台支持性的政策措施，鼓励大型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平衡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支持大型银行主动创新；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打通各类公共数据，为大型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