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债临近摘牌转股率还趴着 上市银行急唤机构股东来“救场”

可转债临近摘牌转股率还趴着 上市银行急唤机构股东来“救场”
2024年01月12日 07:26 证券时报网

  证券时报记者 张艳芬

  随着节点的临近,一些上市银行正在为可转债高比例转股做准备,而这也是当前银行可转债面临的普遍问题。

  近日,江阴银行推出了今年A股首份银行高管增持计划,该行高管等成员拟通过购买可转债并以转股的方式增持该行股份。就在同一天,江阴银行还发布了债券持有人江南水务增持该行可转债比例达到20%的公告,后者表示将会在转股期内进行转股。

  转股率低企盼“救场”

  综合来看,江阴银行的高管和持股机构此时发起可转债增持,或与其“江银转债”即将迎来转债期满但转股率过低有关。

  银行可转债只有完成转股才能直接补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否则发行方必须兑付到期本息。根据记者梳理的数据,于2024年到期的上市银行可转债共有4只,转股率普遍不高。与江阴银行一样,无锡银行可转债也将于1月底摘牌,但是转股率只有2.64%。

  在剩余不足20天的时间里,上述两家银行如何扭转局面已备受市场关注。

  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购买该行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根据该行透露,江南水务持有该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过5%。后续,江南水务对“江银转债”的增持、转股,或将上演2023年中国华融在光大银行可转债“光大转债”摘牌前夕“救场”的一幕。

  面对同样迫切且完成难度也不小的任务,另一家银行无锡银行又将引入哪一家机构来“救场”?在银行股普遍“破净”的行情下,这种“救场”动作会否成为后续银行可转债退出的主流方式?

  江阴银行首引国资股东

  前身为江阴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江阴银行,是全国三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于2001年正式成立,并于2016年9月成功登陆A股,成为全国首家登陆A股市场的农商银行。

  在完成A股IPO两年后,江阴银行又推进了一笔再融资业务。2018年1月26日,该行成功发行20亿元规模的“江银转债”,期限为6年(自2018年1月26日至2024年1月26日)。也就是说,两周后“江银转债”即将期满。

  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9日,尚未转股的“江银转债”金额还有17.58亿元,占发行总量的87.89%。对比之下,该行的转股率远远低于此前银行可转债摘牌时的转股率数据。自2003年至今,历史上的银行可转债退出方式多是在行情刺激下,触发赎回机制,实现高比例转股。除了“光大转债”转股率为七成外,其余银行可转债转股率均达到了99%以上。

  为提振市场信心,目前江阴银行不仅积极动员董高监、骨干成员进行增持,还拟引进当地国资系股东。

  根据江阴银行1月5日披露的公告,董高监、骨干成员等增持主体,包括了董事长宋萍,以及行长、监事长、副行长等人员,此外还有分支行的“一把手”,共计14名人员。上述增持主体除了从二级市场增持该行股票,还可购买可转债以转股的方式增持股票,额度上共计不低于1000万元、不高于2000万元。

  此外,江阴银行曾于2023年11月9日发布公告称,江南水务拟购买该行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并拟在转股期内实施转股成为该行股东。江南水务也在11月披露,公司拟以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购买“江银转债”,具体购买金额以实际结果为准。

  根据最新数据,当前江南水务持有“江银转债”的占比已超过二成。目前“江银转债”的溢价率在15%上下,江南水务不惜将高于二级市场的价格转股为江阴银行股票,或与其“救场”并成为该行大股东的思路有关。

  江阴银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当前前十大股东未见国资股东现身,以民营股东为主,且持股比例均不高于5%。从2023年三季报数据看,该行前十大股东中单个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仅为4.18%。

  记者从江阴银行相关人士处获悉,江南水务购买可转债的行动还未结束。按照江南水务拟购买“江银转债”的金额上限计算转股数据,江南水务持有江阴银行的股份比例可能超过5%。若江南水务增持可转债并如期转股,将成为江阴银行第一大股东,这也意味着江阴银行首次引进国资系股东。不过,在转股期结束前,江南水务还需尽快向监管部门申请江阴银行股东资格,获得批准后才可进一步增持股份至5%。

  公开信息显示,江南水务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其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为国资企业,注册资本9.3521亿元。江南水务已发布公告表示,通过购买“江银转债”并实施转股成为江阴银行股东,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开拓公司业务布局,与江阴银行实现资源互补并发挥协同效应。

  “光大”案例会否重演

  与江阴银行、无锡银行眼下的困境相似,2023年一季度光大银行也曾遭遇了同样的情形。

  光大银行发行的300亿元A股可转债“光大转债”(自2017年3月17日至2023年3月16日),在临近摘牌前也有大比例的“光大转债”未转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尚未转股的“光大转债”占其发行量的比例高达八成。

  进入2023年一季度,银行股走势普遍低迷,光大银行股价也一时难言起色,此时“光大转债”转股溢价率超过了15%,债券持有人转股的热情并不高。于是,在即将摘牌前夕,中国华融紧急“救场”。

  2023年3月16日,在“光大转债”最后转股日这一天,中国华融迅速通过可转债转股方式,将其持有的1.40亿余张“光大转债”转为光大银行A股普通股,这一数量占据了“光大转债”发行总量的近五成(46.67%)。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转股前,中国华融并未持有光大银行股票。转股后,中国华融持有光大银行普通股41.85亿股,占该行普通股总数的7.08%,一举成为光大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

  最终,“光大转债”累计转股金额227.31亿元,赎回“光大转债”面值总额为人民币72.69亿元,占发行总额的24.23%。

  借道转债增持已不鲜见

  不同于前述紧急“救市”的案例,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间,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以及成都银行宁波银行等银行均出现过股东通过可转债转股增持的举动。

  其中,江苏银行与宁波银行的动作较为相似,两者皆是因为正股股价走势符合预期,股东在转股期积极转股,实现盈利和增持“双赢”。例如,江苏银行第一大股东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9月1日至11月16日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该行股份407.23万股,而这一阶段的转股溢价率只有-0.084%。

  此外,南京银行、成都银行的股东也曾积极购入可转债,并溢价转股增持股份,助力提高市场预期。例如,南京银行于2021年6月15日发行了200亿元规模的可转债“南银转债”,2022年该行的5家机构股东以可转债转股方式溢价增持股份。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22年“南银转债”的平均溢价率为13.94%。上述增持的股东包括南京银行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以及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彼时,法国巴黎银行以可转债转股方式增持南京银行股份1.83亿股,占该行2022年末总股本的1.77%。

  不过,此后银行板块二级市场走势有所低迷,至今“南银转债”转股进程仍未完成。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南银转债”尚未转股的金额,占其发行总额的比例还有83.0832%。

  与南京银行股东的溢价增持类似,成都银行的外资股东也上演了溢价增持的操作。成都银行发行的80亿元可转债“成银转债”,起止日期为2022年9月9日至2028年3月2日,截至2023年年底转股比例为35.04%。2023年5月,来自马来西亚的外资银行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 Berhad)通知成都银行,已累计将其持有的12.65亿元的“成银转债”转为成都银行9100万股A股股票,持股比例合计增加了1.58%。转股后,丰隆银行持有成都银行的股份比例为19.57%。

  根据丰隆银行权益变动的时间(2022年12月6日—2023年5月8日),记者统计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发现,这一阶段“成银转债”的转股溢价率为18.24%,而2023年5月初的转股溢价率则在20%以上。

  为何银行股东不惜选择溢价转股的方式增持股份?对此,业界的观点普遍认为,一方面,机构股东看重银行股股价的长期走势,忽略了短期亏损;另一方面,股东借此提升自身的持股比例,以分享商业银行长期的高分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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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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