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基础设施投资要关注社会回报而非经济回报率_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7月22日消息，由亚洲银行家主办的2021中国未来金融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关注了金融机构如何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数字科技又该在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聚焦绿色金融对金融业与机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等话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参会并共同讨论。亚洲银行家主席以理主持论坛。

　　亚洲银行家主席以理（左）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右）

　　如何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黄益平表示，我认为基础设施算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努力来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市场价格水平。就比方说像这个高速公路，我们现在都在支付路桥费等等。铁路机场其实要有机场建设费等等，一般来说纵观全国，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话，可能都不是挣钱的。当然我有一些这个高铁的线路是挣钱的，但是很多线路是不挣钱的。所以按照他定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把整个国家人连通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只是依靠市场机制或者投资回报率。当然如果说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很好了。特别是说如果政府在规划新项目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考虑到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这些肯定是好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影响到社会公平，就是像在过去多年当中，在扶贫工作当中其实基础设施就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所有的村村通路，其实也是重要的一个扶贫一路，虽然经济回报不是高，但是社会回报非常大。

　　张军表示，中国未来经过的发展，还有消费者的开支。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是和美国还是不太一样。中国储蓄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影响到了国内开支。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储蓄率可能长期来说会降低。但是不会低到美国那个水平，在未来人们的开支将会大幅度的增加，我们下一代肯定比我们这一代花钱更多，但是你看一下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其他国家，亚洲国家这些经验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储蓄率总体水平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他提到，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投资项目来说，我认为未来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要有了这样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才能够推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文实录如下：

　　以理：我们今天的会议在网络上有别的人，有从别的国家看到我们今天的会议。邀请张军，黄益平，上台分享他们的想法。

　　你们知道张军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谢你。黄益平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上午到场参加我们的讨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也很多。其中就涉及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转型，还有全球发生的各种变化，以及我们如何去理解全球经济发展这样一个环境。我觉得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可以是这样的。那就是如何去理解中国的双循环经济？这个双循环战略到底指的是什么？对于经济意味着什么？以及再谈一谈中国对全球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方面的一些话题。那想问一下两位，两位都是中国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士，在中国政府制定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想利用好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下中国这个双循环战略到底是什么。我其实对此也有一些了解，我想听一听两位讲的，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张军：双循环战略提出来之后，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弄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都说自己国内的市场非常大，我们要开发内驱，现在又说要有双循环，我觉得双循环战略其实代表的就是能不能够去抓住一些比较重要的产业来促进经济转型。比如说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中国它的外向度比较高，非常依赖国外市场，当时这个做法还是对的，因为当时经济要腾飞，所以光从国内发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借助国外的一些力量，而且中国当时又是制造业比较发达，所以能够参与全球的价值链、分工链，这样的话上中国很快的就融入了全球的供应链中，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中国现在国力更强，体量更大。比当时要大得多了。所以现在需要去思考一下，现在还应不应该继续延用这样传统的模式，要想一想看，国内这些地区经济能不能够融合的更好。以及要想一想能不能够更好的去激发国内企业变得更强，因为中国确实有很多的企业，他们竞争力也很强，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也能够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加的开发，国内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动力。让更多的各省的城市做的更打更强，而且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国内自主创新，更加重视科技供应链上占据更好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双循环战略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如果看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增长的动力一直以来都是来自于内部的。那在90年代的时候，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政府当时更多的是希望制造业能够比其他行业发展的更快。但是到现在中国需要去思考一下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从内部找到力量。

　　以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你认为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黄益平：我认为我的解读其实和张教授非常的类似，如果您来看一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政策和战略，政府一直在强调要更多的来依靠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拉动国内的消费内需和投资。另外一个新的元素，供给测供给链和创新等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称之为是国内内循环。那这背后的基本逻辑其实也不难理解，现在全球发展逐渐放缓。早先的时候张教授已经说过了，早先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依赖于国际市场来发展国内经济的，这一点对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尤其如此。所以中国是全球化一大受益者，后来出现变化，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大幅度的降缓，另外一方面外部来说也并不是有利，开放有利投资贸易出现了不利于我们的变化，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未来几十年当中，有可能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其实我认为现在把焦点更多放在国内循环，也是比较合理的。当然政策制定者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强调，其实双循环并不意味着打算闭关自守，外循环还是非常重要的增长引擎。因为要找到证据的话，就是发现了中国对于金融服务的开放，即便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我们其实是和美国有着紧张情绪的，但是金融服务行业依然在不断的对外开放。我们现在看到对于外资的金融机构的发证许可也不断的增多。而且对于一些在中资机构当中，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情况上线有所调整，甚至完全取消。所以我认为这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国在未来将会越来越依赖于自己内升动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要进一步实现做大做强，其实也是需要和外部经济进行互动的，再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中国的经济未来变得足够强大的话，也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当然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考虑了。

　　以理：说其他经济体的时候也说到双循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时候也说道双循环，美国看待国内双循环，包括了消费者的消费和消费者的信贷，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黄益平：其实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看一下国内，我们之前说道需要进一步拉动内需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内需基本上来说就是消费者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及时投资一直很强劲，但是消费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强势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开支，有可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15亿人都开始增加消费的话，我相信可能是释放企业家的精神，不只是国内，在全球都需要考虑到这种重要的中国内需，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消费者的消费没有那么强劲，看一下经济的因素就可以发现有多重原因导致这点。首先就是收入分配应该做得更加公平来说，因为现在高收入，他们开支很高，低收入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促进他们的开支。因为对于消费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收入分配需要进一步的解决。

　　第二就是要关于社保，我们需要更好的社保机制来支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且还可以看成是花绿这个指标。当对于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基本上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一倍，未来几十年当中我们进一步的城市化进程，不只是让农民工能够进城务工，而且把整个家庭接过来，这样消费者开支进一步增加。刚才您说到非常重要，对于消费者进行的信贷支持，这也是未来考虑的因素。因为进行更好的消费者风险管理非常重要，而且消费者也需要更多的信贷渠道来支持自己的消费行为，但是从更长期角度来说，我认为要更强劲的内需和消费这的消费，要有更好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的支持，这是归根结底的，所以社保本身也是一个开支，在未来也要进一步的增加。

　　以理：基础设施的开支，未来十年多来中国基础设施开支，也是非常惊人的体量。比方说像现在中国各地基础设施蓬勃发展，无论是铁路、公路，机场，医院等等，都是比较蓬勃的，其实这个代价就是国家进行的大量投入。那你认为在未来基础设施开支出资方式会发生改变吗？比方说对于这个内循环的经济推进，经济得出资方式会发生改变吗？

　　张军：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你把刚才两个问题放到一起来看，中国未来经过的发展，还有消费者的开支。我认为中国可能还是和美国还是不太一样。中国储蓄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影响到了国内开支。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储蓄率可能长期来说会降低。但是不会低到美国那个水平，在未来人们的开支将会大幅度的增加，我们下一代肯定比我们这一代花钱更多，但是你看一下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其他国家，亚洲国家这些经验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储蓄率总体水平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不可能说是降到OECD金合国家这个水平的，当然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储蓄率水平，特别是对于这个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水平的话，其实在未来还是需要很多的投资方面的支持，不然在总的方面就不平了。所以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投资项目来说，我认为未来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要有了这样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才能够推动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如何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这个情况？

　　张军：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方式可以来衡量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家都认为有一些外部性的因素，有很多溢出的效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简单直接，或者直接计算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但是这方面开展了不少研究，有不少经济文献的记载。让我们来了解这种投资的回报，比方说如何和其他的的溢出效应来衡量，比方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其他活动的开展。

　　黄益平：那我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我和你的观点非常类似，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就具体的项目本身来说，很多时候很难来计算狭义投资汇报率，如果经济整体角度来说，我认为经济回报率还是非常不错的。纵观中国经济基础设施投资这个历史，我认为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就会发现，基础设施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年轻一代都已经习惯了很先进的基础设施，所以他们出国去欧美国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当地的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点。这是比较积极的中国政府开展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比较赞同张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在规划未来开支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谨慎。一方面要考虑到在哪里有新的基础设施，投资之后是否有足够投资回报率，总体来说基础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还是在一些情况当中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完成，但是利用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一方面，中国得政府也是需要来优化基础设施的机构，比方说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的政府花很多钱建机场，建高速公路和铁路等等，现在新基建其实更关注的是数字技术，比方说5G等基础设施，我认为这些在未来也会非常重要。这边要问的问题，如何能够做好平衡。比方前期规划，还有政府进行投资另外一方面匹配市场的需求，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其实是非常困了角色。

　　以理：那您刚才说道平衡作为经济学家来说，您认为是西方采用一个更加基于市场的市场价格发现过程，还是您认为政府应该还是应该继续采取这个做法。因为要让外国人理解基础设施要了解政府的负债情况。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价格价值来创造或者消化资本的话，可能也会变得更加自然。

　　黄益平：我认为基础设施算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努力来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市场价格水平。就比方说像这个高速公路，我们现在都在支付路桥费等等。铁路机场其实要有机场建设费等等，一般来说纵观全国，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的话，可能都不是挣钱的。当然我有一些这个高铁的线路是挣钱的，但是很多线路是不挣钱的。所以按照他定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把整个国家人连通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只是依靠市场机制或者投资回报率。当然如果说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当然很好了。特别是说如果政府在规划新项目的时候，他们当然可以考虑到需求主要集中在哪里，这些肯定是好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影响到社会公平，就是像在过去多年当中，在扶贫工作当中其实基础设施就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所有的村村通路，其实也是重要的一个扶贫一路，虽然经济回报不是高，但是社会回报非常大。

　　以理：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其实更类似于是欧洲，因为政府的补贴其实是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而保证了社会活动正常的开展，这个市场机制使用不是那么充分，而美国的市场是完全基于市场的。当然在其他国家之前，取得的进步的时候后来又犯了一定的错误。东南亚、俄罗斯、日本，我就想问一下，哪些错误是中国希望尽量避免，或者哪些前车之鉴是中国需要避免的？

　　张军：其实我不是特别的确定您这边想问什么，回到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这方面，一般来说我认为面对当地政府来说限制性因素还是比较之多。他们融资渠道是受到诸多限制，你可能也知道中国很多城市和省份他们情况是不一样的。政府他们项目进行直接融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上一次我在哈尔滨出差，在酒店去飞机场，路过收费站的时候，我说高速公路为什么要交费，告诉我当地大学为这个高速公路提供了资金，所以政府就允许这个大学来收过路费，可能收15年，抵消成本。所以地方政府他们对于很多基建项目的盈利的情况如何并不那么敏感，他们并不是说想确保所有这些基建项目在财务方面，再融资和成本方面都能够实现平衡。他们会邀请各种各样的一些投资者，从当地的一些公共还有私营部门来参与过来。并且还有非常复杂的合同，承包方式。我记得在上海，上海在建地下交通系统的时候，上海市政府就上海的区政府，还有分包商来设立各种各样的一些分包基建项目。因为这样一来建了地下交通系统之后，地价就会上升，地价升上来以后承包商就能够去借贷，把土地作为抵押品，然后向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保证项目能够完工。这个项目中所有的参与方都能够从中获益，因此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们需要去长期的回报，但是也要去控制好成本。

　　黄益平：这个例子举的非常好。回答一下您刚刚的问题。从其他国家那可以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东南亚还有俄罗斯，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有什么教训。但是我想说，中国的政府非常的清楚的一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唯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你的创新能力。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双循环战略，不光光强调需求，同时强调供给能力，强调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我觉得这种能力在未来会是关键的。

　　当然我们也要做好权衡，做好平衡，谁来界定创新，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很多人会说，美国正在向中国学习，实施中国的工业政策。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觉得中国工业政策可能在一些领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你看一看整个中国，看看哪些地方创新是最强，一般情况下最强的就是市场机制非常的活跃，第二市场参与者非常的活跃。比如说像深圳，深圳充满了活力，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当然地方政府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直接告诉企业家，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所以我们做好权衡，一方面有政府支持，另外一方面市场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做好创新，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密切关注的一点。

　　以理：在创新这个点上面，我们完全可以再讨论下去，中国正在比如说开启火星探测项目等等。但是有一个领域，中国做的不太好，那就是高端的微芯片的制造方面。但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中国有很多地方政府正在砸钱去想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他们请来国外的专家来生产线搬到中国来，来去生产中国的高端微芯片，但是却依然没有实现目标，我想问一下，到底这方面问题在那？

　　黄益平：我自己对于高技术并不是专家，一个国家如果达到一定体量的话，会有很多专家，科学家，而且会能拿出很多资金，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能够取得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卫星探测项目就是能做到的，但是这个不是商业活动，所以不需要去计算它有没有商业回报，政府只要愿意做就可以去做。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非常谨慎和小心，要看看中国发展水平是怎样的。我们现在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换句话说，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全球比较领先的，但是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全球最高的水平。换句话说，不是说在所有的层面中国都能够有技术突破。至于您说道的微芯片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中国政府上下各级政府都在有很多的投资，并且企业界也在进行投资，有这么多钱很可能会有技术突破。但是这个技术的鸿沟仍然是在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短时间之内很快的克服这个技术的鸿沟。我知道中国在技术方面发展非常快，在制造业还有很多行业，中国已经是世界领先的，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期待中国在所有的技术领域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您刚刚提的非常有趣，那就是要和不懂得国家进行协作，尤其是那些有专业技术的国家进行协作，这也是双循环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顺着您刚刚讲的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去花钱砸钱就能够突破，但是有一些技术它更加的复杂。可能做不到。尤其是如果说要考虑技术开发的商业层面的一些考量。

　　以理：黄教授在讨论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中国即将接近了这个高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这方面有很多指标，人均水平中国只是刚刚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您刚刚很有信心的说，中国很接近高收入水平了。如果是只看总量，中国肯定是高收入的，中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经济体，而且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衡量指标，您对于高收入有哪些界定，有哪些风险。

　　黄益平：我刚刚提到中收入和高等收入，我用的分类是世界银行分类，中国人均GDP大概是1.6万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大概是1.25万左右。世界银行大概是一万两千美元左右，中国的水平大概10600左右，所以中国还是落后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地区差异非常大，比如说沿海非常的发达，比如说上海深圳和北京，中国这些地方人均GDP或者收入早就超过世界银行水平，但是还有大部分的一些地区，比如说西部地区，还有东北地区它的收入水平仍然非常低，因此中国它作为一个典型大陆经济，一些地区经济会不断的发展，不断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的水平，但是其他的一些地区经济还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补足。

　　以理：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有哪些危险因素？

　　张军：首先能不能够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过程中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为此多方面取得进展。中国经济的转型其实有很多一些悖论，或者说矛盾。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在开发一些技术方面做的非常好。一些技术非常好。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比如说微芯片就是这个样子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GDP人均水平，刚刚超过一万美元。所以说明在一些层面上中国的实力还有待大大加强。所以在和很多一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基础研究或者说某些行业的一些研究，但是中国可以在一些行业，在一些技术上做的比较好。在火星探测方面做的比较好。因此这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悖论，中国很大，很强。但是它现在收入整体上仍然处于比较低，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的话，现在是属于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水平，这种情况也是能理解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要克服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经济怎么不断的提高人均的收入水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整体上已经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可能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来会在全球引发很多一些变化，也会影响中国外部环境过去外部环境对中国国内的增长是有利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比如说我们看看它的人均GDP，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中国还需要不断的进行增长。

　　所以增长仍然是中国需要重视的，然后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怎么去管控好自己的外部环境，让它对国内的增长有利。

　　以理：我还是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想问一问。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又回头在重视国营公司，而不是私营部门。CBIRC，郭树清主席曾经说过，50%的政府来自于私有行业，所以他认识到私营部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又看看有像这个央行的数字货币等等相应的一些行动和倡议，目的就是要去让支付体系的控制权回到政府手里，在过去十年左右，中国支付这方面仍然有腾讯，还有其他一些私营的大平台控制，现在央行数字货币把这个控制权又交回给央行，除了这个倡议之外，还有很多别的一些倡议，都是为了去强化国有企业，这种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平衡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黄益平：央行数字人民币其实并不是去重新夺回支付方面的控制权，这不是主要的目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研究工作，大概2014年就开始了，而且目标也是非常的长远的。

　　对于近期来说更关注的应该是普惠金融，因为数字人民币是一个法定货币，而且是所有人都可以低成本方式安全的进行使用的。所以有可能这和现有移动支付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而像金融机构包括像腾讯这种也可以继续使用自己的数字支付，同时使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对其解读并不会认为这是国际名退，或者希望重新收回数字人民币，我认为会有一些竞争，但是竞争的方向是提高效率，提高安全性。再回答刚才提出的问题，是否国企会变得更加重要，我没有代表政策制定者发表观点，说一下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说道过的，不管是在经济当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决定可持续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因素就是创新，但是您知道在中国对创新贡献率最大的是哪个行业？私营行业贡献率达到了70恩%，而外资企业贡献率达到了25%，而国企只贡献到了5%，也就是说国企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可能不太会成为创新的驱动力量，这是一个事实。

　　张军：我完全赞同刚才黄教授的观点，他提到私营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未来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重要作用，如果看一下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当中的发展路径就不难发现。企业创新，在这里还有大量的创新活动，比方广东福建浙江，还有上海地区。在这里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这些地方私营行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且私营行业也开展了大量的创新活动。推动技术发展的前沿，在回到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以我看来，央行其实并不是想只是自己做数字货币，那我们当然可以重新的来界定这个央行和支付体系的边界。总体来说还是会给私营企业的行业开展自己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空间，而且在央行和私营行业之间肯定有更好的分工协作，我在这边的担心就是说，这能走道哪一步，因为我们必须重新来界定国有经济和私营行业之间的边界。而且我们也需要重新的来考虑，重新来思考中国经济最近活跃的是哪一部分。我们要持续鼓励创新性经济的发展，不光是广东、浙江、福建，其实在过去几千年，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经济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在中国40年之前实现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地区其实也是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认为这其实使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势头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般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点希望大家借助的。

　　张军：两位先生你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在你们发言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了解双循环的这个概念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因为您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谈到了中国不同地方它的发展类型的区别。如果说是把中国瞄到欧洲这个地图上，可能基本上的中国每一个省份都相当于是欧洲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可以说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您刚才的见解非常有价值的，您刚才说道了消费者的作用，说道了这个社保网络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