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新常态下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复苏

　　5月29日，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主办，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金融科技50人论坛学术支持的“新常态”下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复苏研讨会在京举办。这是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成立后举办的第三期会议。

　　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国内环境，“新常态”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不同层次的理解。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同年11月系统阐述并明确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突出，尤其在今年，新冠疫情冲击对“新常态”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叠加的影响下，小微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金融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来自政产学研不同领域的专家，通过在线形式参与了本次研讨。本次会议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首都金融智库合作基地主任李晶开场主持，同时李晶主任也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机制。研究院将长期聚焦国内外经济金融热点问题，定期组织月度学术活动，充分发挥高端金融智库在建言献策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聚合中央、北京、在京高校及社会金融智库，打造成为首都地区金融智库协调发展平台。智库合作基地将充分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强化智库平台的聚合效应，积极为首都金融贡献力量。

　　第一部分是致辞发言环节，会议开场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和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颖做致辞发言。

　　李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首先对疫情冲击下“新常态”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常态”主要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新”，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中低速发展阶段，在疫情冲击下还会再降低一些；二是“常态”，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长期趋势，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出现大反弹的概率较低。经济基本要素包括分工和交换，此次疫情给交换设置了障碍，很多产业链条在“疫情”之后修复困难甚至无法修复，疫情对“新常态”必然带来深远影响。

　　其次，所有的政策必须针对“新常态”，所有的制度安排要有助于解决“新常态”下的一些新问题。“新常态”下，整个经济正在酝酿着转型，过渡到下一个长周期，而新的周期下一定会有新的科学技术、新的产业结构以及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以产业组织形式为例，技术基础的变化会带来就业形态的改变，企业部门长尾群体部分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因此“疫情”之后政府出台的政策应当着力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安全、卫生和人力资本等领域，并且更加重视小微企业。

　　最后，李扬认为传统的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措施是片面的，并从四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说明。一是根据调研，很多小微企业将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放在首位，而不是传统意义的资金，因此从狭窄的角度谈小微企业支持措施是不对题的。二是在对小微企业进行资金支持时，除了银行信贷等债务资金支持外，还应当有投资或股权性质的资金支持。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中没有专门支持小微企业投资的制度安排，而债务资金的成本又太高。三是小微企业需要政府机构来管理、支持及提供服务，不能放任自流，我国应当设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社会组织。四是小微企业问题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是纯粹的金融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小微企业金融应该具有政策性质，不能太追求商业利润，这就需要有财政的直接或间接支持。

　　王颖：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颖首先代表市金融监管局对立言研究院为首都金融创新与发展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面对当前形势，在各种规模的实体经济当中，承压最大、困难最大的无疑是小微企业。作为地方金融监管和发展部门，市金融监管局一直致力于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去年，市金融监管局根据市政府的部署，构建了“1+8”服务科创、民营、小微的金融服务体系，即1个指标体系和8项措施。其中一个指标是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体指标，八项措施分别是：搭建融资担保平台、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筹建第二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完善续贷机制、打通企业发债融资障碍、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实施“畅融工程”和优化营商环境。这些举措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并且其中很多举措还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升级，大大提升了服务体系的含金量。

　　今年，面对疫情的冲击，为帮助科创、小微企业顺利渡过难关，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市金融监管局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政策方面，在落实好中央三轮金融支持政策的基础上，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15项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纳入市政府先后出台的4轮支持政策。同时还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十多份政策文件，包含近60项具体举措。服务方面，针对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现金流紧张、资金需求急迫的特点，市金融监管局在“精准、快速、有效”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建立了金融服务快速响应机制。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紧急突发的金融服务需求，依托“畅融工程”、微信群、官网专线电话等平台，广泛联络行业主管部门、各区政府、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形成覆盖全市的快速响应网络。创新方面，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市金融监管局会同市人才局开发了人才贷等产品，为首都高层次人才参与疫情防控提供低息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

　　王颖表示，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局面，下一步还需要更加系统、深入地分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新的问题和障碍，找到更精准的切入点，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和金融获得感。最后，希望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继续发挥智库作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首都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当中来，成为金融智库当中的标杆和典范。

　　第二部分是主旨演讲环节，邀请到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张丽平、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下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快速复苏带来深入的分享。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首先提出当前中央“六保”任务中的“保市场主体”，更重要的是保几千万的中小微市场主体。当前监管部门采取的阶段性政策是“疫情”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今后很难常态化。因此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其次，刘尚希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两个问题，不能混在一起。对于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本质是管道问题，是金融体制问题。整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够，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不够和金融价格市场化程度不够，尤其是服务于长尾客户的民营金融机构在持股比例、经营模式等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是为了满足融资需求而通过扭曲的市场化方式成长起来的，这也说明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偏低，进而导致融资难问题。对于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金融机构一般根据企业风险进行定价，而小微企业的内生脆弱性使得风险定价较高。当前我国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采取的措施往往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如对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比例、融资成本等提出要求，但是实施效果不太明显，因此必须把融资难和融资贵两个问题拆分开来。

　　最后，刘尚希提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建议。当前我国采取的政策措施可以解决或者缓解一些问题，可以治标，但是要治本的话需要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尤其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将金融监管模式从过去“唐僧式监管”变成“如来佛式监管”，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问题。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甚至区块链等技术，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深度融合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金融科技用市场手段解决市场问题是根本之道。

　　雷曜：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首先基于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两篇课题报告对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当前我国小微企业的生存时间较短，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但我国小微企业融资状况全面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说明我国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疫情冲击，服务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的盈利状况和资产质量受到的影响更大。

　　其次，从全球看政策性安排始终存在强势企业的吸收问题，并提出了两个解决的思路：一是小微企业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应当综合施策；二是将金融工具和财政工具搭配使用，其结合点是政府性担保。针对政策性担保公司雷曜提出了三个政策建议：一是将政策性担保公司对小微企业的审查由实质性审查转变为形式性审查，运用技术提高形式审查的效率，减少主观审查；二是将政策性担保公司的风险管理从过去的担保倍数管理转变为按代偿能力对资本金进行安排；三是优化政策性担保公司和放贷银行之间的风险分担安排，根据不同企业进行差别性安排。此外，雷曜特别强调，三个优化政策最终还是要瞄准小微企业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不断提高。

　　张丽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张丽平从政策落地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疫情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四点认识。第一，疫情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具有“快、全、准、实”的特点。“快”即“快速”，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出台金融支持疫情防控政策的速度非常快；“全”即“全面”，出台的金融支持政策既有宏观政策又强调微观支持政策，既有短期应急措施还有长期金融改革，既包括信贷、保险、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各领域，又涵盖抗疫、复工复产、就业、小微企业、外贸等多个层面；“准”即“精准”，针对经济和疫情的双重影响，金融支持一如既往地强调对中小微企业、涉农和外贸的支持，同时也强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产业的支持；“实”即“实在”，专项再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等很多支持政策都需要投入真金白银，是实打实的。

　　第二，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发力是政策起作用的关键。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支持鼓励政策及规定监督等措施引导市场主体，调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积极性。金融机构践行国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但是需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决定是否提供向企业提供资金、提供多少资金。企业需要积极转型，既要成为挺过疫情的“剩”者，也要成为抓住机遇的“赢”者。

　　第三，政策落地还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解决。主要包括：金融机构面临既要积极践行国家政策、又要守住自身风险底线的问题，企业面临如何成为并向金融机构证明自己是“剩”者和“赢”者的问题，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则缺乏可持续的增信机制。

　　第四，解决难题的三点建议。一是通过科技更好地赋能金融，实现金融服务高效、普惠、安全发展；二是通过对拥有积极态度和相应能力的企业提供倾向性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展开有效自救与转型；三是增信机制更多地需要依靠政府力量，短期内要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尤其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政策，而长期要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建设。

　　刘勇：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以“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为主题，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首先是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关系。当前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正在形成发展的闭环，金融科技通过技术创新提升金融的效率，科技金融通过金融手段提升科技企业的融资效率；金融科技的发展必然会推动科技金融服务的线上化和智能化，优化场景及应用，科技金融也会推动金融科技精准融资，加速资本高效对接。

　　其次，国际上的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政府、孵化器、科技金融平台，以点带面协同发展，走的是生态化、体系化发展路径。主要有三类模式：第一类是由政府主导推动金融科技底层技术，提升决策能力，以以色列为典型代表；第二类是赋能创新生态系统，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第三类是通过双向赋能，打造互利共赢的商业模式。 

　　再次，我国国内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技术和业务模式的变革创新，走的是多元化、场景化发展路径。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新路径不断丰富，构建了可智能响应中小微企业需求的金融服务场景，实现了风控体系以抵质押物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变迁，提高了金融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二是科技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新技术持续创新。如区块链技术在企业确权和征信时可将核心企业的信用传递到尾端的供应链，从而实现产业链数字资产可移动、可追溯，降低基于产业链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风险。运用大数据技术时，科技金融机构可以将来自多种渠道的数据进行连接和整合，在流程标准化等方面实现内部智能化管理，通过外部数字整合和内部数据升级开发更多的场景，全面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的风控能力、服务能力和盈利能力。

　　最后，刘勇对未来的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一是金融科技赋能科技金融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加快风控智能化和业务场景化的发展；二是银行将继续成为金融科技赋能科技、服务金融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转型开放银行将成为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经阶段，并且会诞生更多更加创新的新模式、新业态；三是金融科技在赋能科技金融时的风险控制更加凸显，要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建立风险传导效应，提升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

　　杨涛：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从金融数字化转型、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面对经济下行与疫情冲击的挑战，一个重要的认识角度，就是从经济数字化过渡到金融数字化已经势不可挡，通过数字化改革提升效率。“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数字化改革将通过全新数字经济模式、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由此带来相应的金融数字化发展动力。

　　其次，基于不同层面数字化的发展机遇，金融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行业主体的数字化。银行作为最典型的金融行业主体，往往会面临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监管周期等各种周期性冲击和影响，银行能够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利用数字化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加获客。二是金融功能与业务的数字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支付清算、融资、股权细化等金融市场基本功能也在发生一些裂变。与此同时，金融功能与业务的数字化使得金融市场机制与结构都随之改变，具体体现在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交易模式、风险定价等方面。三是金融监管的数字化。当前人民银行推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不仅是为金融创新提供一个可实验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倒逼监管自身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用数字化方式改善自己的监管能力。

　　最后，杨涛特别强调了金融数字化需要夯实“新基建”。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能够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狭义的“硬”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广义的还包括信息体系、征信系统以及技术类基础设施等，尤其是技术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形成金融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拓展来看，还有其他“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如金融业的标准化是未来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的重中之重。比如，当前全球法人机构编码体系LEI通过赋予全球各国金融机构一个金融身份证，使得各方在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当中能够更好地辨识身份、了解风险、降低成本。

　　第三部分是圆桌讨论阶段，参会嘉宾包括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和新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陆琪、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北京金信网银监督科技研究院院长李崇纲、零壹财经合伙人和智库总监赵慧利等各领域的专家，对“新常态”下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带来深入的分享和讨论。圆桌讨论环节由金融科技50人论坛执行秘书长闵文文主持。

　　陈文：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在“新常态”下，传统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数法则、长尾风险等逻辑是无效的，金融机构既要支持实体经济，自身也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其次，陈文针对“新常态”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表了四点看法。一是所有的企业都受到了疫情冲击，但并不是都需要金融的支持。此次疫情作为一次比较大的“体检”，是我国经济“变危为机”的契机，各个行业都面临彻底的洗牌。金融应该支持真正有助于经济转型的企业，支持真正符合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并从宏观面上稳定预期。二是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要防止扭曲。如消费券发放及设计需要进一步优化、对特定行业的支持产生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补偿。三是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金融科技大有可为。金融科技大大加速了银行线上化的趋势，但是未来的突破点在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应对危机的能力。四是数字鸿沟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线上企业和线下企业在数据获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进而导致了融资不均衡问题。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企业线上化，采取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等政策；二是要保持一些线下金融服务，促使每个企业个体能够公平地获得金融服务。

　　陆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和新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和新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陆琪首先提出了自己对“新常态”的理解。“新常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只有高质量的企业才能在新常态经济中存活下来，只有高质量的经济体才能有效应对时代的挑战。其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是金融科技运用、施展的重要领域。金融科技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企业风险与融资成本匹配方面，当前小微企业融资呈现出融资成本差异性低、融资机制不够灵活的特点，商业银行大多采取统一定价的方式，能够保证自身承受较低的风险成本，但是却使低风险的优质小微企业承担了高风险和高成本；二是在融资周期与经营周期匹配方面，大多数小微企业经营周期较长，资金流动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因此一次性的申请和审批的循环贷款能够节省小微企业申请贷款的时间及成本。最后，陆琪从体制机制改革出发，认为增加小微金融的供给实际上更能有效降低成本，尊重市场选择、鼓励金融市场淘汰劣币是小微金融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要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引领作用，推动司法制度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的作用。

　　刘斌：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

　　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主要从金融科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我国需要建立一个适合金融科技发展的宽松环境，鼓励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领域融资持续减少，今年一季度已经落后于印度，大幅落后于欧美。从2014年至2019年的金融科技融资总额看，中国为498亿美元，欧洲为1479亿美元，美国为2368亿美元。而且从金融科技公司估值总额来看，我国金融科技公司估值总额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有必要为金融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融资和发展环境。监管沙盒也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可以探索。二是当前我国金融科技的主体是持牌金融机构，而银行业作为最主要的持牌金融机构，大多以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形式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这种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如金融科技子公司在服务母公司和服务市场之间应当如何平衡、如何服务一线的业务需求、如何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如何吸引高端金融科技人才等，金融科技子公司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三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刘斌认为当前我国关于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并通过介绍国外相关领域的实践为我国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与开放提供经验借鉴。如美国各大商业银行成立了金融数据交易所（FDX），推动机构之间的数据交换；印度由央行监管的账户聚合机构可以聚合客户的各项信息，在征得客户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对外共享。四是当前各项政策无法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缺少关于小微企业的数据。英国在从开放银行向开放金融迈进的背景下，提出了建设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都数据开放平台。上海已经建立了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将政府数据对外开放给银行，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形成机制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探索。五是探索数字银行牌照。当前很多银行的互联网渠道不畅，可能受到内部资源和制度的制约。鼓励商业银行将网上银行等业务独立出来，设置专门的数字银行实体，探索更好的外部合作方式。最后，刘斌特别强调，我国需要仔细思考“金融科技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目标的问题，不要将金融科技工具化、手段化”。

　　李崇纲：北京金信网银监督科技研究院院长

　　北京金信网银监督科技研究院院长李崇纲从监管科技的角度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银政企解决方案。通过连接政银企三方，构建一二三体系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其中“一”即一套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出资构建的地方金融服务平台；“二”是服务两端用户，一端是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做评估、信用评级，另一端是金融机构，将金融机构在平台上展现出来；“三”是指三个数据库，包括政府数据库、互联网数据库和企业运行数据库。这一体系能够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互联互通，优化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的信息对接机制，实现资金供需双方线上高效对接。

　　赵慧利：零壹财经合伙人、智库总监

　　零壹财经合伙人、智库总监赵慧利结合自己的相关调研，提出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根据调研，受疫情影响，86%以上的企业现金流面临较大的困境。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推出以保就业为目标和标准的特殊贷款，改变以往以信用、抵押、担保的融资标准，变成以就业人数和员工薪酬为主要标准进行放贷。同时，赵慧利提出了几点原因：新基建解决不了经济的燃眉之急、高校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压力；中小微企业的压力主要是短期资金休克、分期放贷能够确保企业不用于其他用途；通过保市场主体可以保障居民的正常消费和产业链条不中断等。此外，保就业特殊贷款需要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可以通过设立政策型担保公司分散风险，减轻银行的压力。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责任编辑：潘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