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卿：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精神，也是其最重要的遗产_新浪财经

专题：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5月28日金融一线消息，“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5月27日—28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出席并参加主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80年：经验与教训”的圆桌讨论。

　　鉴于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多边机构的影响，中国在继续推进多边合作和深化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做些什么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对于这一问题，张礼卿提出六点应对措施：

　　第一，积极推进多边机构的治理改革，包括争取在下一次IMF份额审查时，能够比较显著地提高中国的份额，力求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基本一致。

　　第二，继续推动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如NDB、AIIB）的发展，不断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继续深化市场化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以便更好地吸引和稳定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第四，积极应对一些国家对华实施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鼓励和帮助一些具备技术优势和综合实力的企业去海外投资。譬如，可以由政府出面与主要的目的地国家签署投资保护协定。

　　第五，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地服务于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

　　第六，加快跨境清算支付体系建设，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努力提升我国应对各类金融风险的能力。

　　以下是发言全文：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世界并没有回到192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混乱局面。为什么？这显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精神和制度安排有关。在过去的5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四个重要的遗产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精神，也是其最重要的遗产。尽管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但国际经济合作的精神仍然得到了较好的延续（当然我们确实也看到在2016年以后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起来）。事实上，1973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在很多方面展开了各种合作。譬如，在汇率方面，1985年的“广场协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展开的央行货币互换安排展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合作。在金融监管方面，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经济体先后签署并实施了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建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后来发展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方面，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和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处理，充分展现了有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积极合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G20伦敦峰会上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极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在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方面，各国积极参与了从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壁垒，并与1995年最终促成了世贸组织的建立。

　　其次，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协定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并没有伴随该体系的瓦解而消失；作为该体系的重要遗产，它们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第四条款磋商、汇率监测、流动性贷款、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咨询等方面的努力，促进了全球货币金融的稳定。而世界银行集团则通过提供中长期贷款、参与和鼓励私人部门的投资等方式，显著促进了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削减、ESG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根据多边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传统区域性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全球治理机构也发挥了类似的积极作用。

　　再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在一些国家之间，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被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得到了加强。在欧洲共同体内部，从联合浮动到欧洲汇率机制，再到最终出现的共同货币——欧元，固定汇率安排一直延续到目前。而在亚洲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以及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各种各样的盯住安排或中间安排从未消失。这些具有固定汇率性质的安排，鼓励了有关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了“以邻为壑”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即使在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安排的国家之间，面对汇率失衡，通过G7、G20等政策对话平台实现的政策协调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最后，尽管IMF有过积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坚持了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在签署于1944年的IMF协定第六条款中，曾经明确提出，面对因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或流出所造成的货币金融动荡，成员国可以实行资本管制。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趋势快速发展，不仅工业化国家全面放弃了资本流动管制，而且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显著放松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面对这样的趋势，IMF曾试图在1997年的秋季年会上修改第六条款，以鼓励更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快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然而，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动议没有能够如期实现。实际上，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观察和反思之后，该组织在2010年发表官方声明，再次阐明了面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冲击时一国可以进行资本管制的立场。此外，作为更为常态化的政策工具，一国应该加强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

　　问题：鉴于当前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多边机构的影响，中国在继续推进多边合作和深化资本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做些什么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的确，在地缘政治冲突日趋严峻的趋势下，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已经被凌驾于经济效率之上。近年来来，美国所实施的“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小院高墙”“去风险化”和“大规模实施产业补贴”等政策措施，正在使得全球经济日趋碎片化，中美贸易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中国已经从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变为第三大进口国。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在客观上有可能造成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集团，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集团。全球经济的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改变自中国加入WTO之后形成的全球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相对不利。

　　面对这样的趋势，中国的应对措施包括：第一，积极推进多边机构的治理改革，包括争取在下一次IMF份额审查时，能够比较显著地提高中国的份额，力求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基本一致。第二，继续推动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如NDB、AIIB）的发展，不断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继续深化市场化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以便更好地吸引和稳定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第四，积极应对一些国家对华实施的贸易壁垒和技术封锁，鼓励和帮助一些具备技术优势和综合实力的企业去海外投资。譬如，可以由政府出面与主要的目的地国家签署投资保护协定。第五，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地服务于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第六，加快跨境清算支付体系建设，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努力提升我国应对各类金融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