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近年来,新的一种精神致敬方式谓之“重走”。重走西南联大路,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作为西南联大的传人,清华、南开、北大三所大学校友会自然不会缺席。经过缜密的筹划与准备,一次三校校友“重走西南联大路”的主题活动于2024年10月26日展开。由115名三校校友组成的“湘黔滇毅行团”,沿着当年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西迁路线,用7天时间完成了1800公里的行程,以此向86年前的“教育长征”致敬。
我对当年“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3500里的壮举早就心存向往,因此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短暂的追寻之旅中,我的脚步与当年旅行团的脚印数度重合,也像不断在触碰西南联大前辈的心路密码。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一 长沙:西南联大精神由此发轫
10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毅行团团员,准时在长沙集结。之所以选择长沙为出发地,是因为“西南联大八年路,长沙临大是开端”。
关于在抗战期间创办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专题研究,如今各类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是就我自己的行前功课,还是希望以当年长沙《大公报》为基础,将与“长沙临时大学”有关的新闻报道都搜寻出来,再结合各类官方档案史料,初步还原出“西南联大”如何从“长沙临大”演变而成的历史路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仔细查阅,终于从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的《大公报》中梳理出相关信息共计35条。这些信息清楚地勾勒出一条主线,告诉后人:清华、南开、北大三校师生在强敌入侵、平津陷落、校园被毁的危局下,面对“国家何处去?教育何处去?”的拷问,是如何做到在“七七事变”后仅4个月内就筹办起长沙临时大学,并成功集结起1600余名三校师生到达长沙,迅速进入战时教学轨道。
1938年10月8日《大公报》报道
给我触动最大的报道有几条,其中之一是10月8日《长沙临时大学定二十五日开学》,报道了前一日长沙临大向三校师生发出的创校通告。这通“集结号”吹响之日,恰好是日寇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敏感节点,而长沙临大的这一纸通告,无异于向侵略者发出战斗檄文:你要灭亡中国,中国就要用拼死抗争让你的妄想破灭!你想毁掉中国的文化教育根基,长沙临时大学就要在战火中将中华文脉赓续!
当明白了这一内在逻辑之后,对当年义无反顾,克服重重困难到达长沙的243位教职员工(其中清华142人,北大73人,南开28人)自然由衷地肃然起敬。如果没有他们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不忘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奋然出走集结长沙,一所抗战大学想在如此短暂时间内成功创办断无可能;如果没有他们在艰难辗转中抛家舍业,表现出为人师表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韧性,那么中华文脉要在战火中传承不辍只能是梦想。这种责任担当就是“刚”,这种精神韧性就是“毅”。由此可见,联大后来一以贯之的“刚毅坚卓”精神,其实在长沙临大初创阶段就开始逐步形成。
从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起算,这所大学只存在了短短一个学期,就因战火逼近而决定西迁昆明再建,新的学校除了保持既有的组织架构外,区别只在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2月,最终有近千名师生决定随校西迁,他们兵分三路,先后离开长沙动身前往云南,其中有一路以284名男生为骨干的步行者,在团长黄钰生,以及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等11位教师的随行辅导下,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开始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教育长征”。
长沙临时大学历史文物
漫漫长路上,会发生什么,会遇到什么?
未知的时空中,将怎样应对,又会有什么感悟?
带着同样的迷茫与憧憬,在前后相隔86年的不同时间点,“湘黔滇旅行团”“湘黔滇毅行团”分别踏上各自的征程。
二 在原始与现代的碰撞中,“遇见”真实的他们
10月28日早晨,我们“湘黔滇毅行团”在当年长沙临大租用“湖南圣经学校”遗址仅存的主楼前,举行了庄严的出征仪式。一次回望历史的追寻之旅正式展开。在我心中,一场关于“在现代与原始的文明碰撞中,如何保持和谐共生”的长久思考也随之同步进行。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湖南圣经学校旧照
遥忆当年,湘黔滇旅行团是以近乎原始的迁移方式,在接近原始的自然社会环境中,主动实施以“锻炼体魄,增长见识,接触社会,体察民情”为目标的教育行为。他们行走于湘黔滇三省的大地上,在穷乡僻壤中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中风雨兼程。在与湘黔滇的侗族、苗族、布依族等不同少数民族交流中,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直观认识。
无论对于这群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抑或是他们见多识广的带队导师,每天遇到的问题是全新的,无时不在的困难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步行团仍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心前进,1938年2月中旬自长沙动身,4月28日到达昆明。那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黄钰生语)
再看当下,毅行团则是以现代化的方式,在高速公路网上实现一日千里的地理跨越,车窗外一晃而过的万水千山让遥远的距离感早已不复存在,这对体验当年艰苦行程和恶劣环境无疑是一个巨大阻碍。截然不同的行进方式,再加上“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的历史演进,完整复刻当年旅行团的行进轨迹已然不现实。但是,另一种遇见更为期待,那就是在相同的途经点上,与他们产生灵魂呼应。
在长沙历史大学旧址前出发
玉屏是由湖南进入贵州东部的第一个县城,如今是铜仁市下属的侗族自治县。1938年3月17日,旅行团的师生们经过27天跋涉到达这里。著名生物学家吴征镒(1916-2013)当年只有22岁,作为旅行团辅导老师,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微雨中经酒店塘,由保安队护送出境,三十里至鲇鱼铺湘黔交界处,距长沙六百三十五点五公里,距贵阳三百七十二公里。沿途多平顶山,已入贵州Disseated Plateau(切割高原),河流均为小溪激流。又三十八里抵玉屏,县内备极欢迎。全体宿县衙门内,并开联欢大会,曾昭抡先生向小学生演讲。县内产石竹,以制玉屏箫及竹杖,团内几每人购一根。入黔后多荒山,草坡杂生毛栗,松林及柏林偶见。市上尚可见鸦片铺。
湘黔滇旅行团标识
现存史料证明,玉屏虽然地处荒蛮之地,却是沿途第一个以县政府名义对旅行团表示出热烈欢迎姿态的地方。其原因很质朴,他们认为这并非只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而是明确将联大师生当作“复兴民族的领导者,务须爱护备至”(1938年3月16日玉屏县政府通告语)。在这份殊荣面前,相信就是铁石心肠也不会无动于衷。
我们毅行团在离开长沙后,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于10月29日下午到达玉屏。虽然距离旅行团师生到此已过去86年,却同样受到了县政府在古城门广场的热烈欢迎。几位县领导陪同我们参观了钟鼓楼、文庙、印山书院等历史遗迹,一路讲解玉屏的人文风貌。每到一处,身着民族服装的美丽侗族姑娘都给我们准备黄桃果脯、绿茶、手绘明信片。玉屏与联大的情谊,犹如那一杯杯绿茶,醇厚悠长。
特别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是,在玉屏文庙如今仅存的大殿前,一张当年旅行团的珍贵合影。这是毛应斗、吴征镒、曾昭抡、袁复礼、闻一多、黄钰生、许维遹、李继侗、郭海峰、李嘉言等10位辅导团教师,在玉屏留下的难得的清晰影像,让我们在追寻途中第一次梦想成真,实现同他们的真切“遇见”。
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辅导老师合影
在印山书院的箫笛博物馆,我们领略了玉屏箫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并意外地收到了玉屏县政府为每人准备的一根用石竹制作的箫笛,上面精心贴有西南联大的校徽图案。这份厚礼纯粹是托了联大前辈的福,也让我们牢记玉屏人民对西南联大师生经久不衰的深情厚谊。
黄平县位于黔东南,从明朝开始就是连接京城与云南的古驿道上的重要站点,也是当年旅行团途经镇远、施秉后前往云南的必过之地。而飞云崖是一处有着约560年历史的名胜古迹,位于城东北约12公里处,距离公路不远,是西迁之路上不可错过的文化自然名胜。
我们与联大前辈们的又一次“相会”,就发生在飞云崖。
在当年湘黔滇旅行团几位联大师生记录行程的日记中,1936级北大政治系学生钱能欣(1917-?)所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是一部流传较广的日记体史料。
在3月23日的日记中,钱能欣写道:晨起来两眼迷离,八时离施秉,二十里至干地坪。公路环绕山腰,经灿桥下坡而至飞云崖。这是黔东的名胜,大门上写的“黔南第一洞天”。飞云洞在山腰,进大门左是溪水,右是月潭寺。洞的历史不可考,明清的石碑上也未提及。洞顶山石古怪,形如巨掌。有一个石碑描写这个洞的,兹抄录于后:“千载白云飞不去,至今留与洞为名;云飞云住洞常在,洞古洞今云自生。怪石峨峨原有相,清泉冷冷却无更;桃花不近泾流水,恐惹渔人多此行。”
10月30日中午,我们驱车60余公里,仅用一个多小时就从镇远直达飞云崖,而同样的路程在86年前却要花费一天多的工夫。
沿着当年旅行团师生走过的路径瞻仰这处名胜,果然不同凡响。飞云崖景区聚集了明清两代的大量文化遗存,建筑形制、样式与自然风貌皆具特色,相得益彰。特别是建筑中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寓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所含之“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思想特色。
其中的代表作“月潭寺”,是一座拥有近500年历史的古刹,始建于明朝正统八年(1443)。几十年后被毁于战火,明正德三年(1508)重建。其中最具特色的牌坊采用中西合璧式,为贵州境内唯一的彩色泥塑牌坊,雕塑水平与文化寓意俱佳,令人叹为观止!另外的云在堂、养云阁、皇经楼、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同样是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配以参天古树,形成极为幽静的人文环境。
月潭寺牌坊
重建之时,恰逢被称为中国四大儒家之一的王阳明(1472-1529)被贬入黔,途经黄平,这位时年36岁的“阳明心学”开创者受邀撰写了名篇《重修月潭寺建公馆记》,其中“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更是成为广为传播的名句。可以让他在天之灵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名作不仅为这座古刹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也给两代西南联大的后学们带来传统文化的熏陶。
1938年4月14日,旅行团已经走过了省会贵阳,到达安南县域,即将进入云南境内。这一天钱能欣在日记中写道:天色晴朗,离安南西行,约五公里,公路蛇形而下,成二十四个“之字形”的曲折。山间草木葱葱,微风中带着自然的芬芳。二十五里至沙子岭,有支路,名南龙路,起自安南,经兴仁县境而至安龙西南边僻,滇桂交通,藉此可日臻联络。全线长一百三十四公里,民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开始建筑,二十六年四月完成。时适逢黔境大旱,兼之沿途山岗起伏,工作困难,不幸流传了疫症,筑路工员因而殉身者竟达二百四十二人之多,今日死者死矣,留在人间的是他们的血汗生命所成的大道。岭上有纪念亭,旅行者过此,对无名英雄表示敬意,西南的开发,他们做了先导。
钱能欣描述的场景就是连接二战期间中印缅战略公路网的滇黔公路中最险峻区段——“二十四道拐”。这是一段在被称为“鸦关”的蜿蜒古驿道基础上修建的公路,是自古以来由黔入滇的必经之地。当初修建时其战略作用还未凸显,当抗日战争来临,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段公路就成为中国内地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陆上动脉的咽喉要道,迅速引起敌我双方的高度关注,并针对它投入了大量的战力,维护与破坏的反复较量持续了5年之久。
二十四道拐远眺
当年旅行团经过“二十四道拐”时,师生们就为其险峻的态势和修建者做出的巨大牺牲感到震惊,在亲自跋涉过这段长达4公里,第一拐到第二十四拐直线距离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坡度却达到约60度的惊险路段后,他们对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认识更加真切。后来在回忆这段“教育长征”中印象深刻的人和事时,“二十四段拐”的徒步经历从未被他们遗忘。
86年过去,一切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当年的“安南”地名因与“越南”旧称冲突,早就被改为“晴隆”,同时因为这段公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停用,一项伟大工程也就被世人逐渐淡忘。近年来,随着“二十四道拐”的国际影响和巨大旅游价值重新被发现,当地政府从2014年开始,以“二十四道拐”为核心,打造复合型旅游基地,成功进行了脱贫工程攻坚战,将改革发展的实惠带给了晴隆的各族群众。
当我们毅行团10月31日下午4时许抵达“二十四道拐”西端晴隆山上的观景台时,立刻与当年旅行团师生一样,被这段公路蜿蜒曲折的峻险态势深深震撼!站在“二十四道拐纪念馆”前俯瞰近90年前贵州人民用血汗与生命构建成的伟大工程,我的心中对创造这段奇迹的贵州民众充满无限敬意,也对二战期间为了维护这段生命线而贡献巨大力量的中美军民满怀感激之情。
此时此刻,我相信两代“联大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相互激荡中产生出的精神能量,也必将再生巨大衍射效应,延展无穷……
三 西南联大,我们来了
11月1日中午,在当年旅行团师生由黔入滇的“胜境关”(亦称:界关)上,最后一次向东回看穿行了四天的贵州大地,转而望向西面一望无际的云南红土地,我们知道:就要“到家”了!又经过4个小时的最后奔驰,当大巴车驶进昆明市区的云南师范大学,一个声音从每个人心底迸发出来:“西南联大,我们来了!”
黔滇交界的胜境关
到达西南联大旧址合影(2024.11.1)
云南师范大学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演变而来,是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4日宣布停办后留给云南的一份厚礼,用以回馈云南人民对联大的八年“养育之恩”。因此,将云师大视为西南联大的“活化石”毫不违和,清华、南开、北大将云师大校园视为自己历史中的一块“精神圣地”顺理成章。
云南师范大学将11月1日定为“校庆日”,本身即彰显与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一脉相承的渊源。在这块至今仍保留有诸多西南联大遗迹,回荡着数以千计联大师生生命信息的宁静校园里,“草顶泥墙”的教室,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塑像,“一二·一”民主运动四烈士陵墓,闻一多先生纪念像,西南联大纪念碑等地标景物,构成了一幅西南联大的历史画卷;“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余位两院院士及100余位大师级人物”的丰功伟绩,谱写着西南联大写在中华大地上的灿烂华章。
西南联大教室遗迹
徜徉在西南联大旧址,无处不在的联大气息,让我的心绪好像重又置身于那令人刻骨铭心的联大八年,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经典传奇仿佛就在身边上演——
“一份物理考卷”:当年联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李政道尽管才气横溢,颇受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青睐,但他一次电磁学考试的成绩却只得了83分,原因是40分的实验课被扣去15分,还因此牵连本来得到60分的理论课成绩也被减掉2分。当李政道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在于要他重视物理实验的重要性后,他的科研之路从此确立正确的方法,最终成为一代物理学大家。
一句至理名言: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是曾回响于联大校园的林语堂先生一句话。战时经济严重迟滞,社会问题矛盾重重,一句“穷得不得了”已经将物质生活的窘态高度概括。但即使如此,“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联大人在精神上确实了不得!在长达八年之久的联合办学中,“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最终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联大人的“刚毅坚卓”校训,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三校精神的荟萃,其生命力无比强劲。尽管西南联大已经成为历史一页,但播下的种子早已根深叶茂,只要中国教育事业在发展,“刚毅坚卓”的精神就会被赓续,其内涵也将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被发扬光大。
四 结语
短短几天的“重走西南联大路”之旅,让一行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视野回看86年前湘黔滇旅行团的设计初衷,深深感佩当年教育大师们的良苦用心。正是他们的深谋远虑和真知灼见,让昔日的联大西迁,成为一次壮行,真正为徒步师生们创造了“去认识我们的祖国”(闻一多语)的宝贵机会。
86年前的“教育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在这样的重走中,再一次得到深刻的体认。(2024/11/22 修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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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1998年以来历时廿年采访了西南联大相关人物二百多位,形成了蔚为大观、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视频和文字资料。以此为基础制作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曾在多个电视台播放,广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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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耹听:西南联大访谈录》 张曼菱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版
《回望:西南联大沉思录》 张曼菱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版
《回望》一书从人物、话题、纪念、一所战时大学的“形”与“神”四个专题入手,对西南联大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梅贻琦、闻一多、刘文典等进行全方位解读,对一些至今争讼纷纭的话题进行多角度阐述,并努力还原这所战时大学的历史现场和精神实质,勾勒西南联大学人的风骨与品格,深析一代知识分子的气节与使命,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生命力与伟大凝聚力。
责编:孙小宁
作者: 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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