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录编撰、文献整理到小说史撰写——石昌渝先生的古代小说研究与治学方法|六十家小说_新浪财经

转自：光明网

　　作者：张庆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石昌渝（1940—2022）先生是当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以一己之力，历二十二年撰成“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小说史——《中国小说发展史》。总结石先生的小说研究、治学方法，对于当下古代小说研究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十二金钗图册》资料图片

一

　　小说史撰写，首先要厘清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种小说，小说版本及流传情况如何。中国小说历史漫长，而具有学科意义的小说目录学建立则较晚。1933年，孙楷第先生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被视为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嗣后几十年，小说目录著作虽有新作涌现，但难以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尤其随着新的小说文献的不断发现，学界需要较完备的小说目录著作。在此背景下，石昌渝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包括《文言卷》《白话卷》及《索引》，共计四百多万字，收录1912年以前创作的文言小说2904种，白话小说1251种。此目录著作，是国际小说界合作的成果，是迄今收录小说数量最多、最权威的目录著作。此外，自2004年起，石先生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承担“典志·文学志·小说篇”的编撰，撰成《清史·小说篇》。这一小说目录成果，对于撰写小说史，大有裨益。

　　小说史撰写，离不开史料；史学，从一定意义言，乃是史料学。然而在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里，小说是“子之末”“史之余”，是不入流的“小道”，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因而小说文献散佚严重。以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为例，先秦至隋代文言小说共计121种，佚超80%；唐五代共计233种，佚约40.4%；宋辽金元共计411种，佚约21.7%，存佚未详约11.6%；明代共计695种，佚约0.9%，存佚未详约37.1%；清代共计549种，存佚未详约14.4%。白话小说因为俚俗，宋元明清时期的公私书目基本排斥之，加之明、清时期官方禁毁，散佚自不待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石先生与刘世德先生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合作主编《古本小说丛刊》，搜集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说作品，其中许多是国内不存的孤本、善本，共计小说169种，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这些小说文献的面世，嘉惠学林，也为石先生撰写小说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小说史撰写，不可避免地涉及小说文体、小说起源、小说类型、小说现象与历史背景之关系等重大疑难问题。这些重大疑难问题，学界或缺乏深入探讨，或认识不一。对此，石先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并给出自己的思考答案。譬如，关于白话小说的起源问题，《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宋元部”“小说”著录宋末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载107种“小说”名目，视之为话本小说。后来一些学者如赵景深、谭正璧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认为话本小说始于宋。石先生认为，罗烨所载“说话”中的“小说”一家的名目，不能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因为口头技艺的“说话”转化成书面文学的小说需要一定的条件，宋代的印刷业不足以支撑话本小说这样的闲书出版。白话小说最早的版本是元刊讲史平话，这与元代蒙古统治者需要学习历史和汉文化有关。由于元代皇帝、贵族大臣，大都不通汉语，经筵讲官向皇帝、皇子讲述儒家经典多要译为白话，而讲史平话，就是通俗地讲历史，所以它在元代的盛行绝非偶然；这也就决定了在白话小说的历史上，历史演义小说的成熟要早于话本小说。凡此重大疑难问题，石先生均依据史料、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转变中前人未发或存有误解的诸多深层问题作了独立思考，并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学等背景中予以阐释，从而得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论断。

　　在长期、深入研究基础上，石先生撰写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小说史——《中国小说发展史》（2019）。石先生强调，重写小说史，不是推倒旧的重来，而是坚持继承中有所发展的态度，凡是科学的合理的，都予以吸纳。譬如，《中国小说史略》将“类型”理论引入小说史叙述，“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类型概念已为学界广泛认同并使用，《中国小说发展史》继承鲁迅的类型理论，依据小说发展实际状况增加了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类型，进一步丰富了类型理论。小说史，是史料与史识的结晶；《中国小说发展史》即体现出鲜明的史识意识，且凸显出“发展史”特点。譬如，石先生指出，清乾隆年间，“文字狱”高压下小说创作发生明显变化：文言小说方面，模仿《世说新语》记载当代人物言行的小说，一段时期从文坛消失了；白话小说方面，也不敢涉猎时事题材，即使写人情世态也避开当世，如《儒林外史》故事定于明成化年间，《歧路灯》故事定于明嘉靖年间，《红楼梦》则无朝代年纪可考；政治的高压，驱使吴敬梓、曹雪芹把关注力投向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其笔力穿透现实政治的表层，而直指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与人的灵魂，从而“实现了小说从讲故事到写心灵的历史性转变”。小说史的任务，是对古代作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这不仅体现了撰写者的史识，也反映了其评价立场、审美观念等。好的小说史，倾注着撰写者的情感与心血，虽曰史而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中国小说发展史》即如此，这从对小说作品充满睿智与温情的阐释可见一斑。如称：“《聊斋志异》绝无纱帽气、市侩气和穷酸气，始终都有一种穿透庸俗的独超众类的自然高雅的精神力量，闪烁着人性的善良、纯洁、温柔和优美的光辉。”这是对《聊斋志异》的阐释与赞美，也是对蒲松龄人格的阐释与礼赞。质言之，贯穿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不仅有理性批判，道德评价，更有对真、善、美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坚守。

二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小说是文学体裁之一，石先生称之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小说史撰写，坚持文学立场，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古代小说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小说乃子书之一，自《汉书·艺文志》以下历代史志及公私目录著录的“小说”——这构成文言小说的主体，一些作品内容驳杂，文体芜杂，这些作品如何取舍，学界至今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概念不同，宋元“说话”有“小说”一家（它是一种技艺，非书面文学），由此发展而来的“小说”概念到明代发生质的变化，即由口头文学转变为书面文学，具备了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概念的内涵；嘉靖年间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此“小说”是在以往传奇与民间“说话”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叙事性散文文体，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内涵存在本质不同；随着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发展，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理论逐步丰富。那么，《中国小说发展史》所论“小说”如何界定？石先生认为，以“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为论述对象，主要包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并指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最早形态是唐传奇，决定它小说性质的是重视娱乐功能和放弃实录原则。这种观念在后来的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得到更充分体现，它们为理论家提供新的文本依据。

　　小说史的本质是史，史的研究，离不开传统考据学，《中国小说发展史》正贯穿这一治学方法。譬如，《水浒传》成书时间，一般文学史认为在元末明初，也有学者定于宋元时期。石先生认为，小说作者在叙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显露他生活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印记。《水浒传》中写了子母炮，石先生依据史料文献考证子母炮出现在明正德末年，开始制造和装备军队在嘉靖初，因而提出百回本《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这对于推进《水浒传》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考据学有其原则与方法，考证中应严格遵循，否则就会出现偏差。如《西游记》研究中，一些学者据《朴通事谚解》叙及《唐三藏西游记》情节、注中提及百回本《西游记》十几处关目，遂推断《西游记》在元代已粗具后来百回本规模。石先生指出，《朴通事》成书在高丽末期（约中国元末明初），《朴通事谚解》成书于朝鲜显宗时期（约清康熙十六年）。据《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1480）、十四年记载，对《朴通事》进行修改，改题《翻译朴通事》，又经过约一百年，对《翻译朴通事》又作修改，这就是《朴通事谚解》。从《朴通事》到《朴通事谚解》，在《西游记》的叙述文字上究竟作了哪些改动，因《朴通事》未见，《翻译朴通事》仅存上卷，而有关《西游记》文字在下卷，故不得而知。石先生推测，《朴通事谚解》修订时，百回本《西游记》已广为人知，不排除修订者引用百回本《西游记》作注的可能。客观地说，以后来成书且经修改的《朴通事谚解》为据，证明《西游记》在元代粗具百回本规模，这是有瑕疵的，石先生的论析，符合考据的原则与方法。可以说，在古代小说研究中，诸多问题不作具体考证，就难以揭示其事实真相，因而也就难以作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富有启发性的考证，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然，在小说研究中，考据有其限度，考证不能代替分析、阐释。小说研究，属于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学研究涉及审美、娱乐等问题，这就需要理论。石先生在治学方法方面，既重考据，又重理论；他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首次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有着明晰的理论意识；石先生强调，理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但理论只为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把理论作为标签贴在古代文学上；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譬如，他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指出史传叙事方式，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述，史传叙事方式为小说所继承。在叙事层面，小说与史传如出一辙，二者区别在于：史传是实录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以文运事，小说是虚构情节，是因文生事。又指出，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明显差异，话本承袭了“说话”的叙事方式，它的特点是“说给人听”。话本小说的作者始终站在故事与读者之间，扮演着说故事的角色。理论的恰当运用，提升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品格——它不是一般的小说作品的编年排列，而是体系严密、理论意识鲜明的小说史典范。

　　当然，石昌渝先生留给学界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小说发展史》，也不只是他的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即坚持追求事实真相，不迷信权威——这是一代学人留给学界最宝贵的财富！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02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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