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受命重庆跋涉西南的往事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叶介甫

　　朱蕴山是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7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蒿寮崖村。朱蕴山早年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和皖南农民暴动，参加南昌起义。1939年至1944年，朱蕴山在重庆等西南几省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执行防共、排共政策，改组安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时任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总务部部长的朱蕴山对此十分气愤，辞去职务，前往重庆。途中，他还到襄樊会见了李宗仁，商谈恢复团结抗日局面、掩护革命进步力量等很多问题。到达重庆后，朱蕴山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到李济深处，推动西南上层军政界人士团结抗日。李济深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他到桂林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蕴山也同去。当时朱蕴山肩负联络各党派、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任务，往返于湘、粤、赣、川之间，与沈钧儒、张澜、李章达、蒋光鼐、萧云帆、焦达梯等人联系。

　　1940年秋至1941年春，蒋介石政府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疯狂掀起第二次反共浪潮，制造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一些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了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维护抗战团结的局面、增加民主革命力量，积极活动筹建第三者性质的政党。经请示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与有关人员秘密酝酿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朱蕴山任中央常委兼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不仅像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集结于反蒋抗日的旗帜下，而且像刘文辉、龙云这些川、滇、康的地方实力派，也逐渐走上了亲共反蒋的道路。

　　刘文辉是四川军阀，曾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龙云生长于彝族土司家庭，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1927年起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刘文辉和龙云二人本来芥蒂很深，但都对蒋介石搞独裁、排除异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有着共同的不满。因而在反蒋问题上，双方消除宿怨，成为合作者。他们为了保存实力，巩固地盘，同蒋介石抗衡，在找不到其他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时，也走上了亲共的道路。

　　朱蕴山与刘文辉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刘文辉在蒋介石消灭杂牌军的攻势中遇到困难，朱蕴山及时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领导同志及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的意见转告他，帮助其分析形势、出主意，要他看清蒋介石集团外强中干的本性。刘文辉受到鼓舞，立即采取强硬措施，果断处理蒋介石爪牙曾鲁在雅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一事，在曾鲁拼凑的两个团尚未配备武器时，派两团兵力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告蒋介石，称曾鲁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请其“察照备案”。蒋介石见木已成舟，只好电复“准如所请”，并把曾鲁调离西康。

　　蒋介石命令刘文辉出兵进藏，另派军进驻西康接防。在朱蕴山的协助策划下，刘文辉表面欣然接受，其实将计就计，拟定了一个对藏进军计划，计划中提出要装备、经费、物资，还要扩大编制、补充实力，而且派参谋长在重庆坐催。蒋介石不得不让何应钦出面，说明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其企图进驻西康的阴谋没有得逞。刘文辉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后来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于1948年被任命为民革川康分会主委，朱蕴山专门写信，派人辗转数月，将任命通知送到刘文辉手中。这对于后来坚定刘文辉起义的决心和促进川康地区的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

　　龙云与朱蕴山首先交谈，双方就很坦率和投机。朱蕴山介绍了自己同周恩来、张澜、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商谈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抗战局面十分严峻，必须团结起来救国；并且要靠枪杆子，还应当注意发动民主运动。龙云最后同意秘密加入民盟，愿与中共代表华岗直接联系，对西南联大教授、学生的民主抗日运动给予保护和支持。

　　1943年，朱蕴山“受周恩来同志面托”，携带李济深给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的信去柳州。李济深与张发奎有师生之谊，这次写信是要求张发奎保护胡志明。1942年，胡志明准备去重庆找周恩来商讨工作，谁知竟在中越边界的足荣乡被乡警拘留，后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押至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周恩来考虑到胡志明的安全，特派朱蕴山利用他和李济深、张发奎的关系，到柳州找张发奎，使胡志明获得自由并得到保护。朱蕴山抵达柳州后，通过各种关系保释胡志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初，朱蕴山由昆明去桂林，密切了李济深与龙云的联系，嗣后又专程去长沙访薛岳，去湖南东安访唐生智；还和李济深一起与杜斌丞等秘密商谈西北与西南民主爱国运动的联合。此外，为防止蒋介石破坏民主抗日局面、缓和龙云与杜聿明之间的矛盾，朱蕴山还专程再去昆明，介绍与杜聿明有很深的师生关系、又是本家的杜斌丞协助龙云开展工作。桂林面临沦陷时，朱蕴山又由昆明去桂林，动员李济深返回老家梧州进行抗战。

　　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举行，会议号召国民党内要求民主进步的同志团结起来，改正党的错误路线，共谋恢复党的生命，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朱蕴山后被推选为该会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后，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办事处人员相继撤回延安。董必武离开南京时，让朱蕴山转告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多注意政治旗帜，做好反蒋反内战工作。

　　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内的革命民主人士经过商量、探讨，产生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想法，推朱蕴山负责具体筹备工作。朱蕴山积极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交换意见，并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同志进行联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讨论、协商，大家的思想比较统一了，筹划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李济深在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绸巾上亲笔署名，写了一封密信，称“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信中所说“蕴兄”，就是朱蕴山。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16人为常务委员，公推冯玉祥为政治委员会主任，因冯玉祥当时在国外，由朱蕴山负责代理。

　　同年5月，朱蕴山与其他著名民主人士一起，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赞成和拥护“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冬，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分批进入解放区，共商国是，做好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李济深、朱蕴山等21人冲破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于12月26日乘船秘密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林伯渠、李富春等在码头迎接。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朱蕴山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声明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