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岩
风起叶落的初冬正是观鸟的好时节。有人到奥森公园去追可爱的“会飞汤圆”——北长尾山雀,有人到圆明园去看漂亮的“黑天鹅”，有人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看鹰隼翱翔天空，甚至有人跑到房山的十渡风景区专拍“鸟明星”黑鹳……不知不觉中，观鸟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现在，全球拥有上亿“鸟迷”，并发展出数百亿美元的“观鸟经济”。我国的职业鸟导、观鸟旅游、观鸟大赛等业态也正在快速形成。
初冬时节，南海之滨的深圳湾迎来大批候鸟过冬，也吸引了众多爱鸟人前去观鸟拍照。
冬季的天鹅泉。
宋徽宗赵佶绘制的《芙蓉锦鸡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观鸟
现代观鸟是指对自然状态下的野生鸟类进行观察和识别的活动。与这种以保护野生鸟类为主要目的的现代观鸟不同，中国古人的观鸟活动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浪漫之旅”。《史记》载：简狄吞下玄鸟蛋，生下商朝始祖契，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由此可知，商朝是由以燕子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发展而来。
《左传》载，与商朝并存的东夷族（分布于今山东地区），出现了庞大的鸟图腾部落。首领少昊氏以“五种凤鸟”“五种猛禽”“五种野鸡”“九种候鸟”分别命名掌管历法、军事、手工业及农业的官员——“以鸟名官”，寓意官员应如鸟类般勤劳、矫健。清代文官补服图案也有鸟的元素，按级别分为9种：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音xián)，六品鹭鸶，七品鸂鶒（音xīchì)，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中国古人观鸟，细致又科学，这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和画作中体现得最明显。我国最早的古诗集《诗经》就有很多描写鸟的诗句。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另外还有“鹤鸣发皋，声闻于天”等。从那时起，古人就把大自然中莺歌燕舞的美好意境融入清丽的诗歌中。后世还有很多抒情的名篇，比如汉代贾谊的《鵩鸟赋》、司马相如的《凤求凰》……
唐代是咏鸟诗的巅峰。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都是脍炙人口的咏鸟诗。诗人把不同鸟的特征、形态为己所用，表达丰富、多样的情感。
鸟不仅经常出现在古诗中，还经常出现在古画中。宋徽宗绘制的《芙蓉锦鸡图》，精准绘制出一种红腹锦鸡和白腹锦鸡的杂交个体，这是人类最早记录的鸟类杂交现象。这一研究成果于2016年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发表在国际鸟类学期刊《鹮》上。南宋画家李迪的《雪树寒禽图》绘制了一只楔尾伯劳，站在雪后长满荆棘的树上。楔尾伯劳正是南宋都城临安的冬候鸟，它习惯将猎物穿在荆棘或枝刺上。画家经过长期细致的观察，精确画出其偏好的植物类型，令人惊叹。
康熙皇帝在《康熙几暇格物编》中，记录了他对鸟舌的观察：“凡鸟舌，皆附著下喙，有短如粒者，有及嘴之半者，有长与咮（音zhòu，意为鸟嘴）齐者。其短者声浊而促，稍长者声亦转长……”康熙时期，名臣蒋廷锡绘制出中国《鸟谱》，以细腻的工笔画，精准绘制出300余种鸟类。到乾隆时期，再令画师余省、张为邦绘制《仿蒋廷锡鸟谱》，如今这套珍贵的鸟谱已重印出版，图文皆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民间的鸟文化，独特而优雅。清代《燕京岁时记》记载，北京人好养鸽，培育品种多达数十种，“其寻常者有点子、玉翅、凤头白、两头鸟……其珍贵者有短嘴、白鹭鸶、白乌牛、铁牛、青毛等名色。”放鸽时，要在尾部缀上种类繁多的鸽哨，其音色繁多，宛若一场悠扬的空中音乐会：“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耳陶情。”
18世纪欧洲女帽以夸张的羽毛作装饰。
为阻止杀戮而兴起的现代观鸟
现代观鸟诞生于18世纪末。1789年，英国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出版了《塞耳彭博物志》，书中观鸟遵循定点观测、严禁打扰、享受自然、交流讨论等原则，他被公认为“现代观鸟之父”。但在当时，怀特是一个异类。因为由于枪械的发展，让彼时的西方人对鸟类的屠戮达到巅峰。
18世纪到19世纪，用珍稀鸟羽装饰女帽风靡欧美，形成著名的“羽毛热”。人们甚至不满足于插羽，而是将整张鸟皮都缝在帽子上，极尽硕大浮夸，以至乘坐马车时，只能跪着或将头伸出窗外。一位鸟类学家在纽约街头漫步，发现700名戴着帽子的女人中，有四分之三都以整张鸟皮作装饰，包括濒危的天堂鸟、巨嘴鸟、蜂鸟、雪鹭、鱼鹰等。这一时期，伦敦4年便拍卖了15.5万只天堂鸟，一位英国商人一年就倒卖200万张鸟皮——这些鸟类还都要在毛色最鲜艳的繁殖季猎杀。
与此同时，随着肉食需求激增，猎鸟也近乎疯狂。北美大陆原有约50亿只旅鸽，其迁徙鸟群长达500公里，能遮住太阳数小时。美洲移民驾着装满霰弹的马车，一边轰击鸟群，一边就地拔毛，将旅鸽肉腌渍，最后用火车运到纽约，一对只卖2美分。有的捕猎者会活捉一只旅鸽，缝死眼皮，拴牢双脚，让其绝望挣扎。旅鸽群就会降落在它身边，任由猎人屠杀。后来，尽管已不需要旅鸽肉，人们仍以猎鸽消遣。直到1896年，最后一群25万只旅鸽被围杀；1914年，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旅鸽死亡——一个物种彻底灭绝。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鸟自诞生起，便肩负着保护鸟类、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任。那么，它是怎样移风易俗，让人重新敬畏自然的呢？
1896年，酷爱羽毛帽的哈莉特·海明威被一篇白鹭栖息地的观察记录震惊：“泥土中躺着8只已经没有了生命的鸟……长羽毛的皮肤从背部被剥去，无数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发出令人作呕的嗡嗡声……被遗弃的幼鸟嗷嗷待哺，发出凄凉的叫声……”海明威深受震撼，联合众多波士顿女性成立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关注鸟类保护与观鸟事业。此后，奥杜邦协会遍及美国各州，推动出台一系列法令，最终让鸟羽装饰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初，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工作时间大幅下降，“休闲时间”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每个人亟须填补的日常空白。观鸟者们顺势提出：休闲时人不应该无所用心，而要参加一些充实而有益的事情——而观鸟科学、健康，并能抚慰人的心灵。这种“休闲伦理”影响深远，乃至战争时期，一位英国战俘无所事事，意外发现囚室里可以观察到红尾鸲（音q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观察这些鸟类，几个人负责观察记录一个种类，这比大家分别观察、各自记录效果要好得多。”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位战俘花了850小时观察鸟类。
与此同时，工业社会撕裂了人与自然的链接，社会压力导致焦虑症、抑郁症、亚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人们意识到“人类的心理不是建立在钢筋水泥之上，而是构建在乡村土壤之中”。但在回归自然的热潮中，都市人发现，大自然早已是“陌生人”：植物只能统称为“花”“草”“树”，鸟类也简化为“鸟”。但观鸟却能起到“自然向导”的作用。它让人聚焦一只具体的鸟，细细观察它的一举一动，聆听它的一啼一鸣，特别是知道鸟类名字的时刻，能深深触动每个人的心灵——当鸟类之名与形象被连接起来，曾经那个将任何鸟儿都称为“鸟类”的世界不复存在，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向人们敞开。每一种鸟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一只鸟的气质都不相同。
借助于观鸟，欧美人在自然中重获的慰藉，观鸟也蔚然成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称鸟类和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在那里寻找庇护，即使全世界面临最大的危机，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找到安闲，它给我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安全感”。
现代观鸟诞生200多年来，观鸟已发展为一项规模可观的产业。据统计，2011年美国已有4700万观鸟者，创造超66.6万个工作岗位、实现310亿美元的就业收入。另外，奥杜邦协会已有500余个分支机构，超过55万名会员，每年组织大量观鸟活动，是全球最大的民间鸟类保护组织。
“鸟导”成为我国新兴职业
全球共有9条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最繁忙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正好经过北京。每年约有210种超5000万只候鸟经此通道，穿梭于22个国家。北京野生鸟类达519种，在全国鸟类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远超伦敦、巴黎、华盛顿、莫斯科等城市，是一座十分低调的观鸟大城。因此，当专注野生鸟类的现代观鸟在北京落地，就迅猛发展起来。
1996年10月5日，北京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开展了我国第一场民间观鸟活动，邀请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的高武老师参与。当时，大家对观鸟一头雾水，到达鹫峰时，又遇上瓢泼大雨，只能挤进一间破屋子，听高老师讲解鸟类知识。人们第一次了解到野生鸟类的精彩，比如喜鹊筑巢方式是“拉、扒、压”。课罢雨停，瞬间晴空万里，人们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北红尾鸲，不由得感叹：“原来野外不止有麻雀啊！”
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师赵欣如开办业余观鸟讲堂，被鸟友们称为“周三课堂”。到2013年为止，前来讲座的国内外观鸟导师已超过100人，培训超过5000人次，许多学员成为各地观鸟组织的骨干力量，“周三课堂”也被称为中国观鸟界的“黄埔军校”。时光荏苒，今年北京首个“观鸟培训基地”就设在北师大，延续着曾经的故事。
英国观鸟家唐瑞·汤森德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不仅观察到430多种北京鸟类，还建设了“北京观鸟”网站。在唐瑞眼中，北京就像是候鸟迁徙高速路上的超大休息站，有丰富的湿地、山野、公园供候鸟休息。
2002年，我国首届观鸟大赛在东洞庭湖保护区举行。全国15个省区市的80名观鸟者参赛，3天时间发现了165种鸟类，为东洞庭湖保护区增加了多种鸟类新纪录。
随着观鸟逐步普及，我国的几大观鸟胜地陆续举行了国际观鸟赛、观鸟节。如北戴河国际观鸟大赛，每年能吸引数十支国内外专业观鸟队伍参赛；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辐射南昌、九江、上饶三市，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云南的雨林观鸟、广州的红树林观鸟、新疆的戈壁观鸟、丹东的湿地观鸟、西藏的高原观鸟都在国内外打出了品牌，逐渐成为热门的生态旅行地。
除了观鸟旅游、观鸟大赛等业态正快速形成，一个全新的职业——鸟导也在国内出现。出于对自然和鸟类的热爱，他们常年穿行在密林深处或湿地小草间，跋山涉水，与各种美丽、可爱的鸟打交道。他们熟悉当地的鸟情，对鸟的特性、观鸟地点等信息了如指掌，是观鸟的行家里手。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鸟导、鸟迷在内，我国内地观鸟人群已达34万人。
鸟类，是自然界最具灵性的动物。如何对待鸟类，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情，一个国家的思想，一座城市的文化。诚如宋代诗人欧阳修所写：“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被称为“会飞汤圆”的北长尾山雀成为近两年北京鸟迷心中的“萌宠”。
观鸟奇人
创造极限传奇的癌症患者
斯奈辛格是世界首位记录8000种鸟类的观鸟者。接触观鸟前，她只是美国乡村籍籍无名的家庭妇女。34岁时她开始观鸟，50岁时确诊患恶性黑色素瘤，被医生告知只剩一年生命。斯奈辛格决定用最后的余生，进行马拉松般的“极限观鸟”——她在全球最危险的丛林探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苦。
1999年，斯奈辛格在马达加斯加遭遇车祸去世，距离她确诊癌症已经过去了18年。她不仅成就了观鸟的传奇，也创造了医学的奇迹。
时尚科技
AI成为现代“观鸟高手”
传统观鸟高手，必须具备两项技能：一是大量记忆鸟类的分类特征，这需要漫长的学习积累。二是听音辨鸟。在枝叶密集的山林，大多数鸟类要靠鸟鸣来识别，因此职业观鸟者要记忆数百种鸟类的鸣声。
随着人工智能（AI）的发展，目前北京、连云港等地已投入使用智能识别系统，自动追踪鸟类，依据图像判别其种类，准确率高达90%以上，AI成为现代“观鸟高手”。此外，使用相关手机应用程序，还能收集环境中的鸟鸣，经过大数据分析，准确识别出鸟类的名字。
观鸟胜地
“候鸟飞临”自古就是北京名景
候鸟飞临，自古就是北京的一道名景，《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天鹅，又名驾鹅，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余斤，俗称‘金冠玉体乾皂靴’是也。每岁大兴县管南柳林，飞放之所。”
根据今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牵头起草的相关文件，未来10年，北京将科学引导“观鸟+”业态有序发展，规范建设观鸟基地不少于30个，观鸟点不少于300个。
未来北京观鸟，或许会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向。例如依托西郊三山五园文化带，打造文化与观鸟紧密结合的“文化观鸟带”。这一区域内有北京传统观鸟胜地国家植物园、圆明园、鹫峰。国家植物园连续开展十余年鸟类调查工作，观鸟基础雄厚；圆明园水面宽阔，有丰富的水鸟资源；鹫峰则是观察北京猛禽迁徙的最佳观测点之一。1703年，康熙皇帝与重臣高士其游览西郊畅春园，就认真讨论过这里的候鸟白雁：“塞外雁有六种，此乃一种，在塞外极远，霜未降时始入内地，瓯脱之人（驻守边境者），用占霜信。”
再如，围绕野鸭湖、翠湖湿地、密云水库、大运河森林公园、南海子公园等湿地资源，打造环京“湿地观鸟带”。“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经过北京，一部分鸟类选择在夜晚躲避猛禽，在高空飞跃城市，另一部分则会在湿地落脚。
还有围绕天坛、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玉渊潭等城市公园，打造“城市中心观鸟带”。这些公园鸟类品种数量均在百种以上，可向世界游客展示北京生态文明城市的形象。
感谢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供支持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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