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次大分流”谈中西文明走向|历史_新浪财经

　　张国刚

　　东西方历史在前近代时期发生大分流，是美国加州著名学者彭慕兰提出的看法，彭慕兰把工业革命之后中欧历史不同走向，称之为“大分流”。所谓“初次大分流”，是奥地利学者沃尔特·施德尔提出来的。施德尔的主要观点是罗马帝国、秦汉帝国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不同的走向。严格地说，“分流”的前提是合流，即此前东西方历史的发展是“合流”或者至少是“合拍”的。如果不曾“合流”“合拍”，哪里来的“分流”呢？大约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施德尔的文章从“大融合”说起，想把东西方历史的早期“融合”在一起。再说了，如果有过第一次分流了，第二次从何处又再次分流呢？分流的概念委实没有量化史学严谨。但是，尽管如此，用“分流”来描述东西方历史的差异，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做出比较，比较中西历史走向中，有过两次“分道扬镳”的重大差异性。因此，我们就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讨论。

　　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逻辑

　　第一，中西方第一次大分流的前提完全不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正值周平王东迁（前771）时代。外来文明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之后一拨又一拨的印欧民族大迁徙。中华文明是具有原创性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文明古国的不同是，中华文明具有极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到了汉代，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以“汉文明”的标识完全定型。汉朝末年即公元2年，汉代全国编户齐民大约6000万人。

　　虽然罗马帝国的盛世人口也有5000万—6000万。但是，罗马的人口具有不同的等级身份。罗马公民是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其次是拉丁公民，没有罗马公民那样的选举权，其他一样。再次是行省居民。最后是奴隶。与汉代中国相比，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汉代中国总体而言，士农工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都是平等的国民。以民为本的“民”，主流是这些人。这在中西“初次分流”之前，就已经是分流了的。

　　“初次分流”之前另外一个差别是，汉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乡里制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的行省主要是靠驻扎军队在当地维系安全。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谈论最多的就是，罗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罗马人的生意，“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躯体的脑袋。”换一句话说，罗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汉朝却是一个民族国家。尽管汉朝周边也有非我族类的夷狄，但是，汉代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及其主体文化汉文化，则是高度稳固的。

　　第二，中西初次大分流的结果完全不同。在西方，蛮族入侵之后，罗马帝国瓦解了。在中国，五胡乱华之后，中华文明却仍能在逆境中涅槃重生。

　　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其空间环境都有非我族类的其他种族及其文化，并且有可能发生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几次游牧民族冲击，就是其突出现象。在罗马帝国的场合，是蛮族入侵，在中国中古时代有五胡乱华。只是各古文明政权如何与周边民族相处、相处的结果如何，是有巨大差别的。

　　罗马帝国崩盘之后，至少有数百年的混乱和黑暗时期。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发展完全与此不同。五胡乱华造成的北方十六国，以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南北分裂而结束，5世纪末期冯太后和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革”以及引发的“六镇起兵”的反拨，从正反两个方面加速了北朝的胡汉融合。隋唐王朝就是“六镇军将”后裔建立的新的大一统政权，而且成为中古盛世的高峰。隋文帝的“圣人可汗”、唐太宗开始的“天可汗”（后世唐朝天子仍用此号），就是其时“胡汉一家”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华民族用一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处理着中原文明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第三，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充分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欧洲的历史逻辑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史，辅之以殖民地扩张的历史。我们定义的“国族”的内涵，在中文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包括其他多民族在内的一统多元格局的国家共同体。这与西文中Nationstate表示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同。在西文中追溯各种对应翻译（诸如nationstate\tripe\people\country\nationality）就会混乱。原因是，欧洲传统是单一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意义上的“国族”是不同的演变逻辑，因而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历程，在西方世界里成为难以理解的事件。这是造成对于现实中国发生错误认知的差异之一。

　　中西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

　　关于中华民族多民族发展逻辑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的差异性，在盛唐之后，表现得更加鲜明突出了。在西方历史叙述中，希腊罗马是古典时代，1500年以后通常被称为近世或者近代。古典时代与近代之间一千多年的历史，被称为中世纪。为什么叫中间的世纪呢？其原本的意思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复兴以后的重建古典之间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分期隐含着对于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论阐释。即希腊罗马古典时代被基督教的中世纪切断，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潮等连续的历史过程，基督教神学退潮，人类历史的现代性逐渐形成。从这样一种总体历史观来看，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确实是大异其趣的，二者之间的可比性差异由此洞然可见。

　　基督教究竟在欧洲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一个近乎无限广阔的课题。但是，如果从国家制度层面讨论，那就是它既妨碍了又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简单归纳一下，欧洲走向近世的过程中，伴随着冲破普世教权、冲破封地血缘继承制度。这种冲突的过程与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中国文明的发展逻辑完全不同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从安史之乱到辽金对峙，断断续续几百年，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胡汉冲突与融合的激烈时期。辽金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因地制宜地推行汉化政策，完成大一统的元朝同样如此。

　　元明清的三朝大一统最具有说明意义。元朝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元世祖仍然尊崇华夏主体文化，也创新了很多新制度，比如地方上的行省制度。当然，元朝蒙古贵族的汉化并不彻底，要消化掉蒙古统治者带来的胡族文化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工作留给了接下来的明朝。明朝继承了行省制等元朝制度，号称衣冠华夏，引领着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可是明朝对于周边的统治毕竟不如元朝那么强固，于是清朝的统一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清朝奉行“五族共和”的政策，无疑比较元朝是很大的进步。清朝对于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的统治政策更加强固和成熟。

　　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中，有两个特点非常突出。第一个是不论是胡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追求大一统下的多民族统一；第二，不论是胡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将通用文字（即汉语）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文字，都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即汉文化）的治理手段如郡县制作为主要治理方式。这两点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的共同体意识根深蒂固而且十分强烈。

　　大分流论，实际上不得要领

　　中国与欧洲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早期历史发展，已经很不相同。中国是率先发生农业革命的国家。欧洲也有农业，但是，不曾发生农业革命，早期的希腊罗马，其粮食严重依赖埃及、西亚地区的进口。中国则是稻作栽培农业的开山之地。农业文明都发生在大河地区，这一点与印欧人迁徙而形成的希腊城邦国家依托于大洋，早期社会发展形态就很不一样。但是，当罗马统治地中海周边的时候，居然与远东地区的秦汉产生了许多的相似性。其实，秦汉与罗马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秦汉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罗马帝国最多是给欧洲国家留下了一些文明的元素，而且这种元素还有后来经过文艺复兴而重新构建的嫌疑。因此，说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与中国发生了大分流，实际上也是不得要领的论点，因为它掩盖了中西方文明发展中完全不同的轨迹。今天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适应于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向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社会发展水平前进，这其实是人类自身本能的属性，不需要外加太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徒生枝蔓的理论探究。从这一点看，量化史学的探索，倒是更显得质朴可爱。

　　（作者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