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思考在建造之前”，城市化下半场的建筑挑战

“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沉思过，又如何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是法国经典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的名言，同样是《Tracé Bleu 蓝图》建筑展览的引言。大拆大建的城市化阶段已成过去，对于当下建筑师而言，思考是比建造更重要的课题。

这场展览由法国AS建筑工作室策划 ，建筑师何洋说：“‘蓝图’的概念借鉴了2010年冈特·保利提出的‘蓝色经济’这一理念，强调在建筑设计中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展览鼓励参观者退一步思考周围的环境，它们不仅是可用的资源，更是激发无限创意的宝库。

展览以“再利用”、“再更新”、“再行动”为核心主题，透过一系列精选案例，展现工作室如何将“蓝图”这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探讨如何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城市更新和项目开发的新路径。

联合策展人高长军指出，“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所谓的‘相位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国的发展模式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借鉴机会。”

本期《如此城市》回顾上世纪至今的外国建筑事务所，何以返回中国、返回上海。

城市化的下半场，又有哪些属于中国乃至国际建筑师们的难题与挑战？

——本期嘉宾

——本期主持

蓝图，一种注重建筑可持续性的新工作方法

何洋：本次展览名为“Tracé Bleu 蓝图”，是法国AS建筑工作室借由五十周年契机提出的新理念。法国AS建筑工作室，成立于1973年的巴黎。自1970年代起，巴黎的一代建筑师普遍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红图”（法语为“Tracé Rouge”）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同样被包括让·努维尔在内的当代建筑师所沿用。

“红图”是一种展示建筑设计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图纸，旨在将项目的相关信息整合在同一张图上，以便所有相关方共同探讨和决策。我们工作室拥有13位合伙人，其中3位在2023年荣休。五十周年之际，新一代合伙人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创新思维，提出了一种注重建筑可持续性的新工作方法——“Tracé Bleu 蓝图”。

“Tracé Bleu 蓝图”的概念部分借鉴了“蓝色经济”的理念，强调在建筑设计中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以集体设计为核心的工作室，我们采用了较为扁平化的组织架构，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为了持续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我们定期（如每年或每半年）对已完成的项目、竞赛作品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进行评估。我们将这些项目中体现“Tracé Bleu 蓝图”理念的部分提取出来，进行总结归纳，并将其纳入我们的工具箱，以便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应用。

此次展览分为三大主题，其中之一便是“再利用”。这一板块着重探讨资源的有效使用，不仅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等传统资源，还包括了空间与时间等更为抽象的资源。在设计之初，我们就致力于全面考量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力求实现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设计方案。

克林·德·科宁在入口处创造的极具标识性的场域装置作品 ©法国AS建筑工作室

这一主题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我们在山东济南完成的方案。这个项目原本是一个煤矿，开采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后来在二十一世纪初被废弃，成为了遗址。当时我们受邀参与设计时，任务是将场地改造成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然而，这个煤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如何有效利用这个深坑成为了一个挑战。我们的设想是在这个深坑中建造一座倒置的摩天大楼，类似于上海佘山的深坑酒店。我们利用了地下矿井的井道和其他地下空间，结合地热能等地质特点，设计了一些温室和SPA等功能区。将其打造成一个工业旅游和休闲度假的多功能场所。

第二个主题我们称之为“再更新”。虽然这个概念与城市更新有些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展览中的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独特的更新方式。在“蓝色经济”的框架下，我们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城市更新应该基于特定的需求或契机来进行。

我们有一个在国内完成的项目，是深圳的南科大中心。工作室介入时，校园内有一个食堂和一个广场，位于校区的核心位置，两条主干道在此交汇。我们围绕这个食堂进行了设计，将南科大中心所需的会堂、行政学生中心和图书馆等功能区域从食堂向外扩展，形成了一个核心空间，串联起了整个校园。

第三个主题叫做“再行动”，主要展示了项目开发和治理的逻辑。在中国，项目的开发过程通常是线性的，各个部门按步骤推进。而在国外，特别是在住宅区和公共项目的开发中，相关各方包括未来的使用者在早期就介入，形成了一个共同创作和合作的过程。

上海同济大学展览现场©法国AS建筑工作室

我们在这里展示了一个多哥的项目，这个项目非常有趣。项目所在的地区是一个主要售卖服装的市场，不幸的是，市场被大火烧毁，需要重建。这个市场的主要拥有者是当地的女酋长，她们被称为“Nana Benz”，意为“开奔驰的女人”。这些女酋长最初带领当地女性从小规模的露天市场发展成现在的繁荣市场。

在重建过程中，项目团队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合作方式。他们不仅邀请了市场上下游的相关人员，还包括政府官员，共同参与到设计和规划中。这种方式在非洲较为罕见，展现了多方协作在项目开发中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个主题，我们还引入了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提供一个多元的视角。这次展览作为“Tracé Bleu 蓝图”巡回展的第三站，在结束上海同济大学的展览后将在秦皇岛阿亚那友谊湾展览至十一月底

秦皇岛友谊湾展览现场 ©法国AS建筑工作室

高长军：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建筑学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存在所谓的“相位差”，在某个历史阶段，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然而，随着当代环境的快速变化，很多时候已经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参考案例。刚才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是从“红图”改为“蓝图”。这一变化是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方法，也是AS工作室在五十周年之际的一大转型。

中国最早允许私人或个人开设建筑事务所是在1993年左右。因此，中国第一个可以称为建筑事务所的机构，通常认为是“非常建筑”，即张永和老师及其团队。去年是他们成立30周年，而AS这边是50周年。由此可见，对于我国来说，个人工作室或规模相对较小的非设计院类事务所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就像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这次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C楼的楼上楼下同时展出了两个展览。楼上是我们刚刚聊到的AS工作室“蓝图”展，楼下是则杭州line+事务所的六周年回顾展，这个展览最近还延长了展期。

line+六周年作品展现场 ©line+ 建筑事务所

“Tracé Bleu 蓝图”展览现场©法国AS建筑工作室

通过这两个展览的共时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事务所在不同发展环境下所做的尝试有着明显的差异。两个事务所的切入点和方法各不相同，将它们放在一起展示，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对照现象。

何洋：中国的建筑行业，包括高老师提到的体制内外的问题，都在经历这样的转变。我们工作室在这方面可能有些不同，我们更倾向于集体设计的工作室形式。

我们工作室有13位合伙人，但我们的运作模式与国内设计院不同。在我们这里，每个项目都有多位合伙人参与，这种集体设计的模式在欧洲非常普遍。我们工作室的一些成名作，比如欧洲议会大厦和阿拉伯文化研究中心，这些项目大多是在1970至1980年代的欧洲完成的。从那以后，欧洲类似的大型公建或文化类项目数量是减少的。相反，中国却迎来了这样的发展机遇。

我们工作室是在2004年进入中国的，当时的契机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当时，上海举办了一个国际竞赛，我们有幸获得了第一名。凭借这个规划设计，我们参与了申博的过程。进入中国后，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一个黄金发展期。

当时负责世博会项目的是时任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的同济大学前副校长伍江老师。在我们采访他时提到，从199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很多国外事务所进入了中国市场，赶上了一个黄金时期。因为之前在欧洲成功完成了多个文化类项目，我们得以参与了许多中国的大型公建项目。

近年来，国内高质量的小型改造项目逐渐增多，但我们在中国参与这类项目的机会相对有限。而在国外，尤其是在巴黎和瑞士的办公室，工作室参与了许多类似的项目。例如，上海从去年开始大力提倡城市更新，而我们在国外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不过，国内外在城市更新的实施逻辑上仍有一些差异。

当外国建筑事务所返回上海

如此城市：上海这座城市确实很有意思。正如刚才提到的，90年代有很多像AS这样的外资或外国建筑事务所来到上海，这像是一种“回归”。因为100年前，早在1920年代时，就有许多外国建筑事务所进入上海，他们也形塑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面貌，使上海的老建筑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万国”风格，以及许多外国建筑师因各种机缘巧合来到上海，比如匈牙利建筑师拉斯洛·乌达克，他在这里建造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建筑。1990年代那一批外籍建筑事务所回到中国时，他们的机会是怎样的呢？

高长军：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或事件，那就是上海商城的设计建造。上海商城是1990年左右由波特曼事务所设计的一个作品，对于上海的当代建筑史而言非常重要。刚才提到，法国AS建筑工作室是在2004年进入中国的，一方面是因为世博会，另一方面也与加入WTO有关。加入WTO后，外资企业被允许在中国独立设立分公司。

上海商城 ©Portman Architects

在此之前，许多外资事务所都是通过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波特曼事务所的上海商城项目。当时，包括国家领导人和上海市领导在内的代表团曾前往美国，参观了波特曼事务所在美国的作品，决意引入上海。波特曼事务所与一般的事务所有些不同，它兼具甲方和建筑师的双重身份，拥有多处资产，特别以其在美国几个城市中的酒店项目著称。这些酒店的特点是中庭和其中的电梯设计等。

上海商城内部 ©Portman Architects

上海商城的南侧是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因此在最初立项时，波特曼设计的这座大楼被称为展览中心北楼。20世纪90年代的外资事务所进入上海市场更多是点状的，以波特曼事务所的项目为开端。同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陆家嘴的城市设计竞赛。那次竞赛邀请了多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包括英国的理查德·罗杰斯、法国的多米尼克·佩罗、意大利的福克萨斯、日本的伊东丰雄等，进行了多轮角逐。这次竞赛不仅与后来的规划调整和城市设计确认有关，还直接影响了陆家嘴的发展方向。例如，SOM事务所后来在该地区完成了金茂大厦，至今陆家嘴的许多空间布局仍与当时的竞赛构想密切相关。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提到的“回到上海”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接受的教育和影响中，第一反应往往是1990年代开始欢迎国外建筑师来中国的过程。从更大的维度来看，1992年，国家对浦东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愿景，这间接加速了浦东的发展。

所以，从上海的城市与建筑视角来看，这些事件都是非常有趣的节点。2000年左右，上海实施了一项政策，称为“一城九镇”，在现在我们熟知的五个新城之前。这项政策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建筑师，在郊区选点设计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小镇。今天我们熟悉的松江泰晤士小镇、安亭小镇等，都是按照不同的国家主题设计的，比如安亭小镇以德国元素为主题，泰晤士小镇则呈现英伦风格。当时，一些重要的建筑师，比如意大利格里高蒂等待。当然他们更多是从事规划工作，而不是我们可能更容易关注到的单体公共建筑的设计。

一城九镇规划

关于这些小镇的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一部分形成了今天的五个新城。这些变化与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的几个城市大事件密切相关，都体现了上海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

建筑与室内设计的边界模糊，是市场的自然结果

高长军：谈到住宅，我们需要再更宏观地讨论“居住”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居住形态剥离后来看，会发现“公共居住”的概念一直在伴随着城市发展。在上海，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居住主要以工人新村的形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曹杨新村这样的第一代工人新村。

一直到福利分房制度结束、商品房开始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居住”主要以标准设计或构型的方式存在，以非成熟市场化的方式运转。直到2000年左右，随着港资为代表的开发商进入上海，市场上才开始出现种类越来越多的商品房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并非完全由国外设计公司设计，许多港台的设计公司也是跟随开发商进入上海市场的，并逐渐培训了一批本地设计师。今天我们看到的多样性逐渐降低，也跟单价较高带来的设计空间限制有一定关系。

商品房与之前以新村形式存在公共居住有很大的区别。近年来这种格局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公共居住中还增加了公租房和廉租房这类形式，类似于国外建筑学里所说的“社会住宅”。例如，张佳晶设计的龙南佳苑等作品，虽然属于公共居住，但又有其区别于商品房的独特之处。另外，商品房的概念中常常被忽略的是公寓。公寓的设计往往包含一些比较大胆的做法，这都与建筑规范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公寓对日照的要求不如普通住宅严格，用地属性也不同，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标榜为创新住宅或未来住宅的项目，严格意义上讲是公寓。这些居住的类型和样貌根本上还是由制度和市场决定的，设计只能在更具体一些的层面发挥。

龙南佳苑 ©CreatAR

综上所述，公共居住、商品房、公寓和公租房这四种居住形态在过去的城市发展中占据了其空间形态的主要部分。这些项目的主体设计工作基本上由本土设计院或设计公司完成。随着一部分海外开发商的进入，其中一些项目由海外设计公司、甚至由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然而，这些国际建筑师对中国的建筑规范了解有限，因此很多时候还需要本土设计公司的配合。这是一个简单概况的大致情形。

何洋：据我所知，外国事务所在国内做的大部分住宅项目其实是别墅类的，尤其是高端住宅。这些项目通常是一些集群式的高端住宅，定位较高。例如，我们之前在广州的一个项目，甲方就请了一些外国事务所设计了一些精品住宅，每一栋都是独一无二的，由大师级建筑师设计，定位非常高。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与外国事务所的收费较高有关，而且他们缺乏国内住宅设计的经验，开发逻辑也与国内不同。即使是在国内有类似开发逻辑的项目，除了规范之外，还会遇到户型设计水土不服的问题。

事实上，虽然我们非常尊重外国建筑事务所的设计理念，但在国内实际落地时，效果不一定理想。例如，我们在宁波有一个项目，对面就是一位大师的作品，那个作品的户型是三角形的，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容易被接受的的，所以销售情况并不好。这种设计可能需要真正懂得欣赏的人才能接受。

高长军：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从城市开发或建设的角度来看，也有一定的区别。刚提到的那些过去流传下来的别墅，更多也是独栋的，当时是属于某个企业家个人所属的。我们今天在城市里看到的一些历史建筑，很多也是从那个时代逐渐流传下来并保存至今的。

而在商品房逻辑下开发的别墅，实际上还是一种住宅产品，只是在容积率、层高等方面有所不同。在市场上，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别墅的定制性并不强，更像是奢侈品的一种消费方式。它的设计和表达都是既定的，消费者只能在已有的选项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完全根据个人需求定制。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它的定制程度甚至可能不及江浙农民的自建房。

我前面也提到历史环境导致建筑学无法完全参考外部世界的其中一个情形，即我们如何看待建筑与室内设计这两个领域。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行业内，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对于住宅市场而言，在大规模开发结束之前，建筑和室内设计是各自独立的工作。随着大规模开发减少，这两者的边界变得模糊。因此，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建筑师来做室内设计的情况。

这种边界模糊的现象，其实反映了市场选择的结果。在成熟的建筑市场或发展时间更久的建筑从业环境中，这种边界也曾在某个时间点被模糊掉了，不存在特别刻意的分工。这只是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

——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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