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防工业的进阶之路_新浪财经

图1韩国军用航空工业发展的因果回馈。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3）

表1 潜在用户合同

　　数据来源：KAI证券财务研究报告

引言

　　韩国国防工业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50年之间出口额呈现大幅上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韩国五年期的武器出口额从12亿美元（2011~2015年）增长到38亿美元（2016~2020年），增幅达3倍之多。此外，在涉及指挥控制、通信情报和侦察监视等军事领域，韩国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众所周知，国防工业是一个门槛极高、需要其他行业系列化配套发展的高端产业。韩国缘何在较短时间里，军工行业从“模仿和组装”阶段上升为“自主创新并国际化”阶段，而且跻身成为全球第10大武器出口国（2003年）。这背后有怎样的历史演变呢？

起步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之后就不愿再承担对盟友的安全责任，为韩国政府决定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提供了充分理由，韩国政府一方面需要满足其武装力量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要确保生产企业盈利。于是，出口创汇就成为韩国政府维持国防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尽管在整个冷战期间，韩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很小，但是历届政府都积极支持武器出口，从向西方防务公司供应零部件开始，最终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武器系统的供应国。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指定了100家大型国防公司，并鼓励数千家分包商参与军事装备生产。通过新成立的国防发展局（ADD，Agency for Defense Development）,政府将有限的财政和设备资源引向尚处于襁褓期的国防工业。从M-16步枪工厂开始，在美国许可协议下主要进行弹药生产、步兵武器简单组装。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韩国承包商开始将生产重点放在通过修改、重新设计和逆向工程复制等产品开发方面。80年代中期，军工行业已经能够满足韩国军队对大部分常规武器需求，比如轻武器、近程火炮、初级通信设备、规模较小的海军舰艇、中短程导弹、装甲车辆和坦克等。然而直到90年代初，韩国国内公司仅能完成军队装备采购量的55%，其余部分尤其是战斗机、导弹和通信指挥等装备，仍然依赖从美国进口。此外，韩国与苏联关系改善，也为后来的弹道导弹技术国产化奠定了基础。虽然韩国军队装备发展得益于国防工业自主化，但其国防战略、部队结构和作战理论并未受到重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东亚政策出现局部调整，加之韩国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以及1991年海湾高科技战争冲击，军事现代化逐渐成为国防工业发展主线，继而影响到军事作战理论学说等方面发生根本改变。1998年金大中执政后，立即颁布了《国防改革5年计划》，提出建设一支装备尖端武器的信息技术密集型军队目标，由此开启了新军事思想运动。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其“2020年国防改革计划”重点采购联合作战C4ISR系统，同时缩减军队规模到50万人。鉴于国防工业可以产生数以亿计美元的出口和上千个就业岗位，韩国政府便将其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除了国内生产，韩国还鼓励与国外伙伴合作开发武器，比如与英国合作的航母项目研发，与印度合作的火炮和舰船项目。基于政府强有力领导和各届政府对国防建设持续努力下，截止到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的国防预算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440亿美元。

发展阶段

　　韩国国防工业自主化发展的典型标志，就是以T-50教练机和F/A-50轻型战斗机成功研制并出口为代表的航空产业迅猛发展。航空产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以下特征：①大量资本投资和漫长时间密切结合，如F-22总投资130亿美元（含11架飞行验证机），从概念设计到飞行验证持续10年以上。②高度的工业相关性，如机身结构和设计技术能够促进工程机械、材料以及化工行业发展，航电系统能够推动电子信息以及自动化产业进步。③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需要全方位布局。飞机涉及液压、燃油、飞行控制、武器、发动机和逃生系统等，所有系统都很复杂，须满足高质量的军事技术标准或规范；而核心研发人员需要10年以上甚至更久的专业沉淀。④关键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具有议价权。

　　在美国的初步技术援助下，韩国开始为F-4、F-5、F-16战斗机提供维修服务。越南战争后，韩国获得了美国军方所有的F-4修理订单，由此迅速积累了维护和组装所需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储备。

　　1976年，美国休斯公司许可韩国为MD500武装直升机的联合生产提供零部件。20世纪80年代，诺斯罗普公司同意韩国联合生产F-5E/F战斗机，使其积累了教练机开发的人才和技术。20世纪90年代初，在“和平二号桥”计划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同意在韩国开设F-16生产线。在洛马公司提供航电设备和飞控软件开发的技术援助下，韩国开始着手初级KTX-1和先进KTX-2教练机研发。KTX-2 开发过程充满了波折，经历了多次按下暂停键和几乎取消的挫折。KTX-2教练机于1999年完成设计定型，随后在2000年被命名为T-50，以此纪念韩国空军成立50周年，2002年8月完成首飞（KTX-1先于1991年11月首飞）。两型教练机的相继问世，标志着韩国具备了独立开发和生产先进飞机的能力。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洛马公司最初准备在T-50基础上，发展出3种型号，即基准教练机（AJT）、先导战斗机教练机（LIFT，即T/A-50）和轻型攻击机（LCA，即F/A-50）。T-50的研发成功极大鼓舞了韩国继续开拓先进隐身战斗机研发项目（图1）。然而，隐身飞机需要许多关键技术，加之作为研发资金来源的T-50出口量偏小且有限。美国能否一如既往予以支持，需要打个问号。尽管韩国基本具备了教练战斗机的研发能力，但在飞机设计、测试技术方面，还处于飞机制造强国60%~70%的水平；而在航空电子、武器集成、隐身、复材以及发动机技术诸方面尚处于初级水平。所以，新一代战斗机项目还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开发风险。

收获阶段

　　1999年10月，为战略性培育重要的核心防务和先进技术产业，通过有机整合，韩国成立了航空航天工业公司（KAI），意欲通过飞机研发以及对配套产业支持，引领航空航天工业发展。在出口方面，韩国政府确保企业以极低的利率获得出口信贷。如有需要，政府愿意补贴价格以提高韩国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KAI 开启了飞机出口时代，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韩国开始获得大额军贸订单，如印尼购买T-50教练机；向孟加拉国、委内瑞拉出口的各种海军舰艇等。

　　随着T-50系列飞机的成功，韩国成为了世界第12个拥有自主研发超声速飞机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直升机（KHP）和下一代战斗机（K-X）项目。此外，KAI还扩大了其他业务：如P-3海上巡逻机升级、贝尔429直升机、A350和B787等国际联合开发项目。

　　鉴于F/A-50的经济实惠以及低成本执行海岸巡察、毒品走私控制和对地打击等，韩国将其作为高端战斗机替代品积极开展营销活动。除韩国空军超过180架服役外，已经有4个国家采购，即印尼22架、菲律宾12架、伊拉克24架和泰国12架。（其他潜在客户见表1）

　　虽然韩国军售从2010年开始稳步上升，但一个巨幅推动时机却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当时许多国家库存不足、无法向乌克兰履行第一批武器订单，韩国迅速行动填补缺口，向几个北约国家运送了坦克、火炮甚至战斗机，其中包括与北约成员国波兰的巨额合同，使得军贸出口2022年达到173亿美元的高位。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3年武器转让数据，韩国出口排名世界第十（表2）。

　　韩国武器出口激增背后原因如下：首先，与北约许多国家不同，冷战结束后，由于北方局势威胁，韩国并没有封存或缩减国防工业规模；其次，南北半岛之间军事对峙，特别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后，韩国强调拥有非对称军事力量，比如更先进、更强大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第三，韩国一直注重生产制造越来越复杂武器平台，如军事卫星、舰艇、导弹、坦克和精确弹药，不但具有成本优势，而且交付能力快；第四，虽然韩国军队自越南战争（当时韩国派兵支援南越）后再也没有参与重大军事行动，但韩国军队一直处于戒备状态；最后，长期韩美军事联盟，大多数韩国武器都可以与美国系统互操作，能迅速融入北约作战体系。

　　波兰于2022年9月批准购买FA-50，意在更换原苏联制造的苏-22和米格-29，乌克兰战争导致这些老旧飞机的零部件供应链渠道中断；更深层原因是FA-50性能虽赶不上F-16，但其快速交付能力（对比斯洛伐克2018年订购F-16，2024年才能拿到第一批交付）、价格优惠（FA-50约4000万美元，F-16约8000万美元）、基本作战任务（近距空中支援、打击协同与侦察和空中拦截）和公路起降等，加之诸多西方机载设备集成尤其是北约Link-16数据链支持。波兰除了购买48架FA-50飞机外，还向韩国采购了1000辆K2坦克、672辆自行榴弹炮等产品。波兰近130亿美元的武器合同，这也激发了其他前华约成员国购买韩国武器的兴趣，如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也从韩国购买了155毫米的K9榴弹炮。

　　虽然对亚洲、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出口正在增加，但韩国防务公司的关键目标是打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大型军贸市场。2023年7月，澳大利亚与韩华公司签署了共34亿美元的步兵战车合同。韩国武器出口激增，也加剧了来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老牌工业领袖的竞争态势。

国防工业发展带来的问题

　　（一）对地区和平影响本世纪初，韩国与北约建立了初步政治互信和双边合作的基本框架。韩国希望借此表明自身亲西方立场并提高外交影响力。借助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时机，韩国见缝插针向北约国家波兰出售了高达124亿美元的各类武器，拉近了与北约军事合作关系。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多次表态愿意成为北约在亚太地区合作据点。韩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增强了韩国定位“全球枢纽国家”目标的底气，也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北约向亚太地区扩张企图，无疑会增加东北亚地区不稳定的安全隐患。

　　（二）国产化程度尚待提高针对军用软件等高端产品，大多采用拿来主义。尽管高度依赖国外直接采购高价装备，但韩国政府一直在引导增加本土化比例。与韩国在全球信息技术和电信方面领先优势相对应，韩国在精确制导武器的国产化率从2001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74%；而在航空航天领域，国产化率却从59%（2001年）下降为49%（2007年）。这一对比，恰恰说明脱胎于美国战斗机的核心技术如F-16软件升级包还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对应，陆军装甲车和海军舰艇的国产化率基本在60%左右水平上浮动。

　　（三）政府强势干预鉴于韩国国防工业规模相对较小，在政府主导下，市场结构表现为寡头垄断特征。在国防工业自主化进程中，韩国政府参考了日本模式即通过商业工业复合体带动行业启动，选择并指定少数大型企业集团（亦称财阀）如大韩航空、三星、大宇等进入军工行业，并从法律上要求军民生产比例为7:3。据韩国国防工业协会2007年统计，前5大国防承包商占整个国防合同市场的51.2%，其中三星Techwin生产自行火炮，KAI生产教练机和战斗机，三星泰雷兹生产C4IRS系统，韩华生产弹药，现代重工生产海军舰艇。这种寡头垄断制度安排有利有弊，一方面保证了国防生产和成本控制，另一方面又降低了国防工业参与度和活力。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在生产效能上存在严重差距，据统计，从1999~2004年间，国防工业开工率仅50%，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2004年为80.3%）。这种局面存在，一是来源于国内常规武器市场的饱和；二是美国对韩国向第三国军售的管控。鉴于承包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国政府已经在寻找多种替代方案，比如引进民间资本参与基础研究、鼓励企业加强国际合作等举措。随着高校、研究所与工业部门合作程度拓展和加深，韩国国防发展局的垄断地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结束语

　　尽管评价不一，韩国国防工业兴起却是不争事实。考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指导、财阀集团雄厚的资源实力、配套政策的有效保障等一系列激励措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也慢慢显露出来，比如核心技术开发不确定性以及既得利益组织的固有弊端等都会削弱以往的成就。为了保持住国际军火商地位，韩国可能在以下方面改进：引入承包商竞争机制，降低生产成本；继续提高国防预算经费在技术升级方面的比例；培育中小型企业，完善供应链并消除瓶颈；引入全国性的国防技术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