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安晚报
《天都峰图》渐江
《寒山落木》程邃
在黄山传播过程中,具有使命感,将黄山和新安山水推介给外部世界的人,不只是开山的普门法师和潘之恒等人,还有那些以画为生计的画师。在那个时代,唯有画师们,才能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景色加以渲染和传播。徽州书画之风兴盛,尤其是明中期之后的“新安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新安画派”绵延之长、人数之多、成就之大、影响之广、口碑之佳,在历史上难有其他画派可比。“新安画派”还突破了绘画的既定概念,更具有社会属性和特征,甚至具有很强的精神性。
大美的“诱惑”
“新安画派”兴旺的基础,是经济发达、人才济济、书画蔚然成风。不得不承认的是,徽州相对富庶的社会环境,徽商对于画师的鼎力支持和滋养,是“新安画派”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明中期之后,由于建筑、收藏和容像的兴盛,一批徽州人进入了绘画领域。之后,他们利用徽州字画收藏丰富的优势,学习和掌握了诸如倪瓒、黄公望、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大师们的精巧技法和高蹈审美,以独特的笔法去画黄山和徽州。当这些人受邀或者自行进入东南重要城市南京、扬州、苏州等地之后,受到了同乡和当地商人、官员的积极追捧与抬爱,不仅获得了不菲的润资,也变得声名远扬。与此同为支撑的,还有新安山水画强烈的个性特征,以及在外徽州人对于家乡山水的思念和共鸣。
从绝对意义上来说,真正创造新安画派的,是新安山水本身,这是一种更博大、更奇异、更本质、更深刻、更朴素的东西——假如没有奇崛而秀丽的新安山水,那些画师又如何去寻找“美的影子”释放自己的创造力呢?如此美丽的山水感觉,终将会呈现纸上,流传于世,被人赞颂,一切自然而然,一切顺理成章。美是有无形诱惑力的,当人面对美丽的山水,感发落于纸上,瞳孔必定打开,灵性必定流出,像山林氤氲的雾霭,像天边金色的霞光,像山峰伸展着愿望……所谓的“新安画派”也好,“黄山画派”也好,一切水到渠成,就像阳光雨露之下的土地,必定有青枝绿叶生长一样。
从专业角度来说,“新安画派”之所以高蹈,也是对宋画的追寻和致敬。元之后,“文人山水画”的视角由仰视变为平视,画面变成了平山远水,旷阔微渺,山势平缓,水流静谧。赵孟頫也好,“元四家”也好,境界闲适淡雅,山水意趣清澈,画面不见险也不见奇,显得中庸淡定,沉着从容。如此山水,是太湖流域的山水,也是北方的山水。可是徽州画师不一样,他们在家乡抬头所见,都是陡峭奇崛的山峦、弯曲奔腾的急流。因此,当徽州画家拿起画笔,家乡的山水姿态会情不自禁地呈现在眼前。视角的变化,让绘画重归哲学和宗教意味。美的特性,若是偏向于崇高,会自然而然地让人崇尚和敬畏,脱离了功用,偏向于精神;会自然而然带有宗教性,具有理念或者观念的内在力量。“新安画派”笔下的山水就是如此,它以黄山为核心,尽管不出一言,可是它巍峨峭拔奇崛神秘的美,一直在不自觉中传递着某种天意,情不自禁地让画面具有高蹈的“神性”。
“丑陋”的面具
黄宾虹曾一厢情愿地将新安画派的历史,追溯到唐朝曾在黟县的薛稷,以及祖籍祁门的张志和,还认为贯休的画作对新安画派有铺垫作用。如此说法,实在有点牵强附会虚弱微渺。比较实在的看法,是以为新安画派的“始作俑者”为汪肇、詹景凤、丁云鹏、孙逸等;至于程嘉燧、李永昌等人,是“新安画派”的中坚;到了渐江时代,由于题材的拓展和鲜明的个性,再加上遗民画的情感因素,“新安画派”表现得更加高蹈和冷寂,因而更为世人所瞩目。与渐江同时代的“金陵画派”代表人物龚贤,曾经在一则跋文中如此论断:孟阳开天都一派,至周生始气足力大。孟阳似云林,周生似石田仿云林。孟阳程姓名嘉燧,周生李姓名永昌,俱天都人。后来方式玉、王尊素、僧渐江、吴岱观、汪无瑞、孙无逸、程穆倩、查二瞻,又皆学此二人者也。诸君子并皆天都人,故曰“天都派”。
“新安画派”早期代表人物是丁云鹏。丁云鹏是休宁人,父亲丁瓒,也是一名画师。丁云鹏自小耳濡目染,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精。丁云鹏早年还为徽州刻书画了很多配图,画面精细,功力极强。因为名气很大,之后被召入大内做了十年画师。丁云鹏跟董其昌是好友,董其昌曾赠以印“毫生馆”,丁云鹏每逢得意之作,就庄重地钤上这枚方印。董其昌曾在丁云鹏的《云山图轴》题跋:“米氏父子画自董艺出,南羽殆穷其渊源者,烟云缥缈,片片欲飞,顾谬称何耶?因观仲榦所藏,题此以志余愧。”字里行间,尽是谦逊,由此可见丁云鹏的地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丁云鹏画出《白岳全图》,从岩前登封桥、白岳源起,一直画到僧帽山,一峰一崖一桥一亭,历历在目别有天地。丁云鹏还画有《黄山总图》,烟云幻化,墨沈淋漓,让人叹为观止。
丁云鹏将黄山成功入画之后,引得诸多画师纷纷效仿。诸多徽州画师,包括在外旅居的徽州籍画师,也以家乡山水入画,且从宋画中吸取了营养和启迪,带有冷峻高蹈气质和风格的“新安画派”正式登堂入室。代表性作品有孙逸《黄山图》十六开册等;代表性人物有李流芳、吴羽、郑重等。吴羽,又名吴廷羽,曾跟丁云鹏画佛像,工山水花鸟。李流芳,歙县溪南人,后来定居杭州,相传为《芥子园画谱》的作者。郑重,丁云鹏对之评价是“赵千里再世”,所以称之为郑千里。郑千里极有个性,曾拒绝朝廷邀其入宫,在黄山出家修佛。据说暮年听闻头顶上有喜鹊环噪,便双手合十,溘然而逝。
晚明之时,“新安画派”别称“天都派”,代表人物是程嘉燧和李永昌等。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圆,侨居嘉定,老家是歙县长翰山村人,崇尚倪瓒、黄公望,工山水、诗文、戏曲、音律,跟钱谦益是老朋友。早期画风格“清润”,晚期偏向于“萧瑟”,笔墨简省清寂,韵味无穷,境界极高。李永昌是休宁人,用笔沉着老辣,既逸笔草草,也雄浑劲厚。李永昌早年在徽州带了很多徒弟,后出入东南一带,名声响亮,只是留下的作品相对较少。从技法上说,新安画派最重要的笔墨特征“披麻皴”,最适宜表现江南丘陵的景致和地貌,呈现出清润秀丽、高逸淡雅、孤简萧散的笔墨意趣。当然,技法只是绘画的外围,至于核心,还是画师的“三观”、视角以及对于美的独特理解。
清兵南下之后,江南和徽州战乱迭出动荡不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修复,江南各城市重现徽商身影,“新安画派”再度繁荣。康熙初年,引领“新安画派”走向高峰的,是渐江、程邃、查士标、戴本孝等人。渐江的画,无论是题材还是立意上,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风,带有奇谲、阴郁、险峻的风格,如荒郊古道、乱石荒冢,不仅能看出个人的决绝、徽州山水的忧伤,甚至可以看出个人灵魂以及徽州地域灵魂的悲怆。在此之前,诸多“文人画”只是志得意满的炫耀,故作淡定超脱,无深层次的灵魂觉醒,表面上是平衡的、宁静的,骨子里却是虚张声势的、平庸伧俗的。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渐江,最重要的是将他内心的孤愤和悲凉进行了全力而真实的表现——令他反感和厌恶的,不仅是世界的丑陋,更是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
“新安画派”因改朝换代风格迥然一变,从萧散高逸进入了冷寂荒寒,这一变化,既具有象征意味,也具有精神性意义,可视为愤懑而倔强的遗民情怀。渐江从不在画上署清王朝的年号;汪之瑞酒酣耳热之时,经常击缶高歌,唏嘘哀叹;孙逸入清后流寓芜湖,以读书绘画度日,不再抛头露面;查士标、程邃则绝意仕途,终身布衣;郑旼更是情绪强烈,“言触往事者,辄哭不休”,最终卒于狂疾……这种带有强烈疯癫状态的立场和道德的坚守,成为“新安画派”最为隐秘的魂魄。徽州,的确是有坚韧的精神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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