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珺
晚清重臣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与恩铭、铁良、载泽、良弼合称“满人五虎”。
端方出生于直隶浭阳(今河北丰润),其父桂和,曾任避暑山庄所在地——热河县的知县;其伯父桂清是著名学者,咸丰二年(1852)的翻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因膝下无子,将幼年的端方过继为嗣子。
光绪五年(1879),桂清去世,端方获得荫生的资格。三年后,他考中举人,捐了一个工部员外郎的官,后迁候补郎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适逢戊戌变法,端方出任直隶霸昌道,因有新派作风,被召回京城,主持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戊戌变法终成泡影,农工商总局等新成立的机构遭裁撤,端方的职务自然也被革除。
为了自保,端方进献了一首《劝善歌》,直言“大清定鼎亿万岁,圣圣相承仁政多”——“仁政”包括收税少、征兵少、优礼大臣、节制皇亲、严格约束太监等,进而列举慈禧操劳国事、知人善任、救灾爱民的种种,称“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训政爱黎民”。紧接着他又说:“我朝恩德同天地,顽石也应知感激。”呼吁官员要清廉,兵士要守纪,农民要好好种地。慈禧对这首《劝善歌》非常赞赏,一高兴,赐给端方三品顶戴。
此后,端方官运亨通,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代理陕西巡抚。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慈禧和光绪出逃陕西,端方殷勤接驾,再次立功,调任河南布政使。
光绪二十七年(1901),端方升任湖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他在本省各府开办了五十多所新式学堂,还派出大批留学生,其长子端继先也赴美求学。后来,端方又担任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在每一任上都积极倡导新式教育,鼓励留学,被认为是清廷中难得的开明人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预备立宪,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端方就是五人之一。五位大臣访问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于次年八月回国。回国后,端方向朝廷呈送《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来制定宪法,他还与戴鸿慈合著了《欧美政治要义》,概述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基本内容,以备参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末,慈禧与光绪驾崩,三岁的溥仪继位,由摄政王载沣执掌大权。宣统元年(1909),直隶总督杨士骧突然去世,端方接任这一要职,达到仕途的巅峰。
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为“偷拍事件”栽了一个大跟头。
那年十月,端方奉旨承办慈禧梓宫移葬东陵奉安大典,他在随身仆从中安插的福升照相馆的摄影师,竟横穿神道偷拍照片,结果当场被逮捕。作为幕后主使,端方因“偷拍御容,妨害风水”遭议处,御史胡思敬又弹劾他有“贪横十罪”,差点因此丢了性命,幸亏得到载沣的庇护,才免职了事。
宣统三年(1911),端方被重新起用,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清廷将四川的民办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引发保路运动,9月7日成都发生血案,四川的局势濒临失控。当时端方驻扎在汉口,奉旨率湖北新军入川,客观上造成武昌的军备空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驻扎在资州的湖北新军哗变,军官刘怡凤率领士兵将端方与其弟端锦押到东大街天后宫斩杀。
次年1月,端方、端锦的头颅被放在一个装洋油的铁盒里,从重庆运到武昌,鄂军都督黎元洪下令游街示众,武汉三镇万人空巷,纷纷前来围观,将端方视为罪有应得的清廷鹰犬。但在清朝遗老眼中,他是殉节的忠臣,谥号“忠敏”,与恩铭、松寿、赵尔丰等共入《清史稿》的列传。
平心而论,端方为人处世较圆滑,但不是守旧的顽固派,他为官时的一些举措有进步意义,最终却在历史大潮中身首异处,可悲可悯。
作为一位叱咤风云的高官,端方在北京东城的大鹁鸽市胡同有一座大宅院——满族学者金启孮先生在一本谈北京满族的书中写道:“端方宅:在东城大鹁鸽市。”
鹁鸽是一种鸽子,羽毛灰黑,胸、颈暗红。昔日灯市口大街北侧、王府井大街东侧有两个专门售卖鹁鸽的集市,非常热闹,集市所在的胡同因此得名“大鹁鸽市”和“小鹁鸽市”。这里距东华门不远,附近店铺较多,上朝、生活都很方便,端方发达后在此置办宅院,颇具眼光。
至于端方宅的具体格局,不详。《乾隆京城全图》将“大鹁鸽市”标注为“大蒲鸽市”,西口北侧有一座葛洪庵,南侧为镶白旗满洲固山衙门。胡同北边有几路大四合院,格局弘敞,明显胜过周围的宅院,很有可能是端方宅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端方是清末的大收藏家和金石鉴赏家,他所藏最珍贵的文物是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位怀仁学会的传教士曾回忆,宣统二年(1910)端方被罢官期间,曾在东城弓弦胡同完颜氏的半亩园暂住,离开时,他将此园的“潇湘小影”石坊和一丛竹子移走了。据此推断,端方的宅院里很可能有花园,需要用这些景致来点缀。端方在蓝靛厂北岛附近的养水湖还有一座别墅花园,石坊和竹子也有可能移到那里去了。
据说端方的祖上是汉人,本姓陶,是陶渊明的后代。端方给自己起了一个号“陶斋”,并利用家宅的一部分开办了新式的陶氏学堂,以招收本族子弟为主,兼收外面的学生,一些名人曾在这个学堂读书。学堂外有西式风格的砖雕大门,上刻“陶氏私立两等小学堂”。
梁实秋先生在《我在小学》一文中回忆:“辛亥革命前二年,我和大哥进了大鹁鸽市的陶氏学堂。陶是陶端方,在当时是满清政府里的一位比较有知识的人,对于金石颇有研究,而且收藏甚富,历任要职,声势煊赫,还知道开办洋学堂,很难为他了。学堂之设主要的是为教育他的家族子弟,因为他家人口众多,不过也附带着招收外面的学生,收费甚昂,故有贵族学堂之称。父亲要我们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学费负担投入当时公认最好的学校,事实上却大失所望。所谓新式的洋学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这学堂读了一年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是让我认识了一些丑恶腐败的现象。……陶氏学堂是私立贵族学堂,陶氏子弟自成特殊阶级原无足异,但是有些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陶氏子弟上课时随身携带老妈子,听讲之间可以唤老妈子外出买来一壶酸梅汤送到桌下慢慢饮用。听先生讲书,随时可以写个纸条,搓成一个纸团,丢到老师讲台上去,代替口头发问,老师不以为忤。陶氏子弟个个恣肆骄纵,横冲直撞,记得其中有一位名陶栻者,尤其飞扬跋扈。他们在课堂内外,成群的呼啸出入,动辄动手打人,大家为之侧目。”
如此看来,虽然陶氏学堂号称“新式学堂”,在本质上却与《红楼梦》中贾府的家塾一模一样。
京剧名伶杨宝忠先生在《艺事鸿爪》中也提到:“我生长在一个梨园家庭里。七岁时入学念书,是在北京猪市大街大鹁鸽市‘陶氏学堂’,这个学堂是前清大官僚端方(端午桥)创办的。”
端方死后,家道迅速败落,子弟靠变卖家产过日子,陶氏学堂也办不下去了。传说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将端方的首级送上门,趁全家恸哭之际,放了一把火,宅院被夷为平地,唯独陶氏学堂幸免于难——另有文献记载,端方的首级是其子端继先亲自捧回的,所以这个传说未必可信。
大鹁鸽市胡同今名大鹁鸽胡同,端方宅早已无迹可寻,陶氏学堂的旧建筑一直保存到今天,门牌号为13号,只可惜变成了大杂院,相当破败。内部有三进院落,格局与《乾隆京城全图》上所示的差别不大。
有文章回忆端方宅的主体部分在学堂之北,但学堂北端已抵小鹁鸽市胡同,超出了大鹁鸽市的范围。也有人认为端方宅的主体部分在学堂之西,《乾隆京城全图》相对应的位置是一座较规整的庙宇和若干小宅院,不知晚清时是怎样的情形。
现在的大鹁鸽胡同西口有商务印书馆,再往北走一点为首都剧场,这里依然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段之一,文化气息浓郁。但已经没几个人知道这里曾有一座清末重臣的宅院了,回首往昔,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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