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胜国(被我方战胜之国,指元朝)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皆大都人也。”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如是说(此说有误,白朴是河南人,关汉卿的籍贯有争议,多认为他是大都人)。
杂剧是元代文学冠冕,王国维先生称它“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初期以大都为中心。史籍中可考剧本343部,其中142部出自大都作家之手,超40%。整个元代,63位杂剧大家中,19位是大都人,即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杨显之、王仲文、石子章、纪君祥、秦简夫、庾天锡、费君祥、费唐臣、张国宾、李宽甫、梁进之、孙仲章、赵明道、李子中、李时中、花李郎。
此外,《青楼集》记110余杂剧名角,44人来自大都,亦排名第一。
元大都的杂剧这么火,如果穿越回去,能不能找到关汉卿呢?从史料看,他很可能出现在钟鼓楼(有学者认为今钟鼓楼就在元钟鼓楼地基上,也有学者认为往西平移了100多米)、斜街(今鼓楼西大街)、羊市街(今西四十字路口以西)、东岳庙(今存)、西镇国寺(今首都体育馆一带)等地。
元大都每年有盛大的“游皇城”活动,数万人参与,“首尾排列三十余里”,每到一个站点,会停下来演元杂剧,说不准也能碰上关汉卿。只是不必去皇宫了,元廷也演杂剧,但关汉卿混不进去。
元大都的戏剧人才这么多,可到元代中后期,杭州反压倒大都,成了新的杂剧中心。其中委曲,值得钩沉。
明万历刻本《古杂剧二十种》之《望江亭中秋切鲙旦》(关汉卿撰)
杂剧作家并非底层
杂剧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
游牧民族喜戏剧。拉施特在《史集》中记:“从汉地来了一些戏子,演出了一些奇怪的戏,其中有各族人的形象。在有一出戏中,他们拖出了一个胡须斑白、顶缠头巾、缚于马尾的老人。(窝阔台)问道:‘这是什么人?’他们答道:‘是敌人木速蛮,战士们就是这样,把他们从城中拉出去的。’他(窝阔台)命令停演……说道:‘没有一个汉人的大官拥有木速蛮俘虏……怎么还能以侮辱的形式来表演木速蛮呢?……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唐教坊司长官是正五品,宋太乐署令仅从七品,明教坊司长官降至正九品。元代教坊司最低时也是从五品,最高时达正三品。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凡宴飧,必用女乐等助兴,因此教坊司乐人人数众多。”
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每次大宴后,“各种各样人物步入大殿。其中有一队喜剧演员和各种乐器演奏者,还有一班翻跟斗和变戏法的人,在陛下面前殷勤献技”。
明清普遍误认“元以曲取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元人未灭时,以此取士子优劣,每出一题,任人填曲。”
其实元杂剧最盛时无科举,但元代杂剧作家们并非底层。据学者丁一钩沉,马致远是江浙省务提举,刘唐卿是皮货所提举,赵公辅是儒学提举,李子中、李文蔚、李宽甫是县尹,张寿卿是浙江省掾,赵天锡是镇江府判,顾仲清是清泉场司令……官不大,亦可生计无忧。
至于关汉卿,他是太医院尹,或是太医院户的误写,亦好于普通市民。
当演员有三条路
杂剧演员确属底层。学者焦玉洁在《元杂剧艺人研究》中钩沉,元杂剧演员分三途:
一是教坊艺人,隶乐籍,衣服上绣“官员祗候”字样。她们在身份上属奴婢,不可外嫁,孕后不可堕胎。应付皇家表演任务外,还要“唤官身”,即上级官员到某地,当地官员须设宴招待,教坊艺人“小唱”(清唱)作陪,且“承应伴宿”。
一是勾栏艺人,他们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多是家庭戏班,一般在12人以内,既登台表演,还要伴奏。
一是路歧人,无固定演出地点,也被称为“散乐”,有的走向农村,即“社火”。
所有杂剧演员的地位都等同于驱口(被俘的奴隶),女艺人被杀,按“杀人奴婢”量刑。赵孟頫将杂剧作家、杂剧演员分别对待:“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指没入门的业余爱好者)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
杂剧演员地位低,谁还肯干?可据马可·波罗记,“大都娼妓两万五千有余”。夏庭芝在《青楼集》中称:“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我朝混一以来,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音如斥,意为仅仅)亿万。”
据学者吴志坚在《元代的乐妓》钩沉,教坊艺人社会地位低,但很自由,“乐人户计,俱于随路云游”;且“诸乐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在日常生活中不受歧视。
元朝分封多且滥,地方势力兼并土地,致大量农民失地,成了游民,一些人进入城市,混迹演艺圈。
中国纪念邮票:关汉卿像
杂剧艺人挣得多
元大都商业繁荣,杂剧艺人空间大。
元《拘刷行院》散曲中称,喊旦角到酒楼清唱需“与你几贯青蚨头”(几贯钱),元散曲《庄家不识勾栏》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学者康相坤分析,一家勾栏设百座,每座百钱,一场10贯。每月10场,除去租金、税收,按一戏班10人算,约人均6贯,高于普通市民月入4贯的水平。
元朝最大勾栏“可容数千人”,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倒逼剧组与关汉卿等合作,不断推出新本。
元代勾栏还采取“对棚模式”,即两个或多个戏班唱对台戏,刺激票房。比宋代勾栏靠“开呵”挣钱,要成熟得多。据徐渭的《南词叙录》:“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开呵”频繁,观众厌倦。
至于教坊艺人,完成宫廷演出任务,可自由去勾栏挣钱。顺时秀本名郭顺卿,教坊中人,在勾栏暴得大名。元代张光弼写诗赞:“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元末陶宗仪也称:“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典出三国时马良,他有白眉,且在五兄弟中最有才华,后以此比喻同辈中杰出者)。”
据夏庭芝的《青楼集》,当时风靡大都剧坛的杂剧演员有:珠帘秀、顺时秀、南春宴、李心心、杨奈尔、于盼盼、于心心、吴女、燕雪梅、牛四姐、元寿之、周人爱、司燕奴、宋郭、班真真、天然秀、和当当、张鸾童、大都秀、孙秀秀、燕山秀、荆坚坚、曹娥秀……
女多男少,或用“秀”,或叠字。
关汉卿喜登台
据《青楼集》,大都名角中天然秀“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表演帝王、宫廷故事的杂剧),亦臻其妙”,国玉第“长于绿林杂剧”,玉莲儿“尤善文楸(意为棋盘)握槊之戏”,荆坚坚“工于花旦杂剧”……多在勾栏演出,以钟鼓楼、斜街和羊市街最著名。
据学者李真瑜钩沉,从钟鼓楼市到斜街,“率多歌台酒馆”(《析津志》),元代宋褧(音如炯)称“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夷犹(夷犹,意为迟疑)”,在这里,可“填入耆卿(即名词人柳永)谱,摹写风流。明日重来柳下,携酒教名讴”。当时“艺绝流辈,名重京师”的杂剧艺人张怡云就住在此,赵孟頫、高克恭等为其作画;文学家姚燧、阎复等“每于其家小酌”(《青楼集》);中丞史彬亲临居处,词曲唱和;名臣卢挚、程钜夫等也作词相赠。
至于羊市街,附近有两胡同,一砖塔胡同,一西院勾栏。李真瑜称,元杂剧《张生煮海》中,作者李好古“幽了一默”,在词中写道:“你去兀那羊市角头(角头,意为那边儿),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当成包袱用,说明羊市街勾栏的知名度高。
关汉卿喜登台,最可能在勾栏。
元代东岳庙、西镇国寺也演剧。据《东岳人圣宫碑》:“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台以设乐。”另据《析津志》:“平则门外三里许,即西镇国寺……教坊诸等乐人、社直(元代村社迎神赛会中轮直演杂戏的演员),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丽。”关汉卿可能也在其中。
“游皇城”热闹非凡
就算关汉卿在西镇国寺登台,也难找到他。作为每年二月初八举行的“金牌大佛游城”活动之一,现场人太多。据学者吴志坚在《“游皇城”事考》中钩沉,该活动大概流程是:
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音如余,意为共同抬)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奇珍无不凑集。
热闹至此,却只能算“游皇城之亚者也”。“游皇城”在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参与成员包括:
宣政院所辖宫寺,共360所,有4320名僧人,9360人抬佛像;
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共120队,每队设首领,亦称“社直”,“各呈杂剧”;
仪凤司和教坊司的诸色乐人,共计1024人;
仪仗、杂用人员,计“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
游城队伍首尾30里。“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倶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出游的大佛达360尊,意在“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队伍中设有乐音王队、寿星队、礼乐队,会在指定地点表演,此外还有说法队,可能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
“游皇城”的路线不固定,需穿越皇宫,并在宫中演杂剧,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事,关汉卿能参与其中吗?很可能没资格。据吴志坚考证,“金门大社”在史料中只出现过一次,不明何意。如果是基层组织“社”的放大版,则是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组织,可关汉卿的籍贯有争议,应未加入其中。
世间再无关汉卿
元人朱右的《元史补遗》称关汉卿是解州(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人,解州是宋元杂剧发祥地之一。还有学者称关汉卿是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人,他葬在那里,同治十年(1871年)修堤,误将其墓碑铲平。
还有一种说法,称金元之交有两个关汉卿,一个是杨铁崖《宫词》中的“大金优谏关汉卿”,被赐名为硕德闾(似蒙语,意不详),但他肯定不是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不论籍贯在哪儿,都无法掩盖关汉卿与大都的血脉联系,他在大都写下多部名剧,是“玉京书会”的核心人物,该书会作为杂剧创作组织,前后达151人(也有学者认为,“玉京”是明人对北京的称呼,元代应无)。关汉卿笔下强烈的“英雄气”,即大都风格。
南宋亡国后,杂剧作家纷纷南下,关汉卿也去了扬州、杭州等地。学者丁一在《元杂剧市场中心转移及其原因》中指出:至元七年(1270年),商税仅三十分取一,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则大增,腹里地区(元中书省所辖地区,即元大都和周边地区)高于富庶的江南。
市场艰难,累及杂剧,名演员珠帘秀也去了杭州,嫁给一名道士。大都的杂剧名作家、名演员、名作品越来越少,经济更活跃的杭州成了杂剧中心。
朱元璋灭元后,采取严酷政策:“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元也曾禁毁杂剧,力度远不及此。清代董含惊叹:“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于桀、纣矣。”
世间再无关汉卿,后人只能在想象中,追寻他曾经的浪漫和潇洒。(责任编辑:沈沣)
作者: 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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