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富达与人民政协① | 脱离国民党，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台湾省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政协报

田富达，1929年出生，高山族，台湾新竹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1949年，他作为台湾高山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委员，台盟总部第一届理事，台盟第二届、第三届副主席。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从一贫如洗的高山族少年到台盟中央副主席，从泰雅部落走上天安门城楼，田富达的一生波澜壮阔。2019年，他生前曾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向我们口述了他一路走来的人生经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资料照片）。

从台湾走向大陆

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北部的一个泰雅部落，本名尤明·巴都，后来被日本人强行取了个日本名字：富田达夫，国民党征兵时，又被他们将名字改为了田富达。

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八九岁时父母就不在了，只剩我和两个弟弟，作为家里的老大，生活的重担自然就压在了我的身上。上学的同时，还得照顾两个弟弟，砍树、架电线、当勤杂工……什么能挣钱就做什么。

那时候，日本对台湾的奴化教育也蔓延到了泰雅部落，我们族人以狩猎为生，天性活泼、爱动爱闹，日本老师不仅辱骂我们是“山猴子”，还经常动手打我们。

3年之后，我小学毕业，为了生计，毕业了就直接进入工厂做工，可惜没做多久，工厂就被日本人破坏了。

工作没了，还要养两个弟弟，我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1946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15岁的我跟着村里的一位大哥踏上了外出求生之路：一路颠簸到了台北。找工作途中碰到国民党征兵，说一个月可以给3000块工资，我想都没想就应征入了国民党军队。跟着部队漂洋过海来到了山东。没想到不仅一分钱工资也没有领到，还被收走了证件和枪。

更让我震惊的是，国民党有着相当不错的装备和人员，但一点斗志都没有。记得第一次上战场，八路军一冲锋，连长就喊：“撤退，赶紧跑！”队伍马上就溃散了。我的枪托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穿了，我没见过这场面，赶忙问排长怎么办，他说：“扔了扔了！”我问：“还有两百发子弹呢？”“扔！”排长说得很痛快。在这种部队中打仗，我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当了俘虏。

出乎意料，解放军对我们这些俘虏很好，说话很和气，还给每个人都发了衣服和大洋，最后让我们自己决定去留。这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

被俘虏的这段时间，我不仅感受到了解放军的亲切，更让我认识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懦弱，看到了他们的溃败惨象。我和几个台湾省籍伙伴商量以后，决定留在解放军，继续接受教育。1947年，我被编入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第七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当时，解放战争形势飞速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因形势需要，需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为培养台湾省籍干部，部队紧急招收台湾学生，我们旅的台湾省籍战士都被选拔出来，送到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全校学员被编成了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就是其中一个直属队。1948年3月，学校合并到了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我们队仍叫“台湾队”，当时大约有160多名学员，多的时候有170至190人。

“台湾队”成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接受教育。当时学员们普通话水平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高一点的读过中学，还有的是文盲，听起课来十分费劲。那时候军政大学课程安排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学些历史，以解放军军史为主。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跟着学习。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就在下面抄，抄一抄，念一念，就这样，我慢慢学会了写汉字，但由于语言不通，大家的听课质量还是提升很慢。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湾省籍干部杨诚同志来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政委来了以后，根据我们的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还聘用了会讲闽南话的老师来队里授课，我们的听课效果大幅提升。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政委的工作也十分肯定：“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在我的印象中，杨诚政委虽然只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对我们“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台湾队学员的文化水平提升等，都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不仅开阔了眼界，知道了国家的意义，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准确的定义，也明白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个体有多么重要，更对中华民族事业的理解产生了萌芽。

1948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组织审查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口述：

记者：刘嫣

整理：邢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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