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的三重“新发现”｜西岭雪·影视评论

转自：文艺报

戴硕

日前，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正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映，当然，说“热”映大概存在事实的“错位”，实际上这部纪录电影上映两周，票房仅2000万，这对院线电影来说并不亮眼。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该片上映以来，豆瓣评分已达9.3分，同时各大媒体持续报道，知识界广泛热议，其影响力正从电影领域向社会话题溢出，形成当前的一个文化热点事件。

《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是一个真实事件，1942年9月，日军征用货船“里斯本丸号”准备将英军战俘从香港运送到日本，行至中国东极岛海域附近时，美军巡逻船发射鱼雷击中船舱尾部，日军为了防止战俘发生暴乱，将船舱封死。在船舱下沉过程中，附近的中国舟山渔民从水中拯救了384人，但最终仍有828人死于这场悲剧，他们或随船沉没，或在逃生后溺亡，或是漂浮在海上时被日军开枪射杀。

应当说，这段尘封82年的沉痛往事，并非不为人知，20年前就有该事件相关史料的报道，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在2006年也出版了《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争悲剧》一书，浙江舟山本地作家杨怡芬也在去年9月出版了以这段历史事件为基点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但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依旧引发了持久回响，端赖于该片具有全新的历史发现、审美发现与思想发现，进而在史料的厚度、情感的力度与思辨的深度交相辉映中，重新生成新的文化景观。

历史发现：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全新突破。关于历史的言说与叙述，前提都要依赖于扎实的史料支撑。傅斯年在针对史料学研究时，曾有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学如此，以历史为内容向度、以真实为精神尺度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也应如此。

影片中导演方励以“调查者”的角色出镜，围绕“82年前这艘沉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历史因由展开调查，团队足迹遍及中国、英国、美国、日本等涉事国家，遍访“里斯本丸”事件中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救援者、历史学家等群体。为了找到更多幸存者或战俘后人，主创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上刊登了整版寻人广告，8年中他们走遍了上百个英国小镇，采访了150多个战俘后人和幸存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借助对历史事件亲历者以及旁观者丰富的口述史料，彼此交叉互证，主创回到历史现场，将散落的残简断篇，一点点拼凑成界标清晰、形貌完整的事件场景，并采用动画手段，情景再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证成历史真实。

更为人称道的是，方励团队耗时两年利用水下无人机、海底声呐等精密设备勘测调查确定沉船位置，并通过草图对比证实了这便是当年沉没于海底的里斯本丸号，这个关键历史证物的发现是开创性的，进而让该片“镜头考古”的史料价值极大提升。

审美发现：以个体痛史钩沉集体创伤记忆。写实精神之外，优质纪录片还应该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这是其有别于新闻和专题的幽微之处。不少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史料的搜集和还原上不遗余力，但有时会止于冰冷的文献堆砌和机械的事件罗列，从而使其在美学超越上后继乏力。由此可见，对纪录片来说并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有血有肉、直抵人心的人物故事。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不仅有严谨的调查、翔实的资料，同时也不乏全新的审美发现，这种审美发现就在于该片在时代洪流中聚焦具体的个人，讲述凡人的命运故事，讲述普通家庭的离合悲欢，让小人物的创伤叙事与历史浩劫关联，让精细的学者考据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交互，从而通过个体的痛史言说生成丰沛的情感张力。

影片以99岁的丹尼斯·莫利和98岁幸存者威廉·贝宁菲尔德两位船难生还者口述为叙事主轴，同时也广泛采访事件当事人或后人，通过他们的叙述，这段在二战叙事中一直遮蔽的沉船往事被逐渐“打捞”，那些随沉船消逝的828个“无名之辈”的画像也渐次清晰。例如，22岁的英军士兵在写给只有5岁的弟弟的家书中，把母亲和家托付给他，这封皱皱巴巴的电报被弟弟放在钱包里40年；在一个遇难炮兵的家族墓地上，墓碑下没有遗骸和骨灰，墓碑上只有一行小字：“列兵，可能被淹死”；年轻军官写给家人的信件上，令人动容地写着“我们很快会相聚”等字眼。

即便是对日方、美方涉事者的创伤记忆，影片也一一进行了呈现。如里斯本丸号船长经田茂晚年每天要抽50多根烟，直到睡着了嘴上也叼着烟，最后罹患肺癌而死；美军发射鱼雷的机械师加菲尔德，在得知里斯本丸号死去的都是盟军后，患上精神疾病而退伍。

这些在过往历史中无人问津的个人痛史与家庭血泪史，在《里斯本丸沉没》中被悉心捡拾，通过个人和后人的深情讲述，个人叙事成为历史叙事的有力承载者，这段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而真实，令人挥之不去。

思想发现：以共同体叙事拓展反战命题。《里斯本丸沉没》有着鲜明且强烈的反法西斯立意，并且这种反战意图并非被慷慨激昂地宣之于口，而是在影像修辞的巧妙铺陈中，不动声色地展示。例如，主创利用动画情景再现出的当时场景，在遭受鱼雷重创之后，日军停止供应食物、水和照明，甚至为了防止战俘逃亡，将所有英军封锁在船舱底，用木条和帆布将船舱钉死，并将试图逃脱的英军战俘开枪射杀。无须更多观点阐述，《里斯本丸沉没》就达成了影像论证，告诫着观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除反战主题之外，该片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拓展着新的思想发现。影片中，当舟山东极岛渔民注意到落水者后，在并不清楚落水者身份的情况下，毅然顶着枪林弹雨和滔天巨浪，驾驶着舢板向事发海域进军。46艘小船、65次往返，经历了一天一夜救援，拯救了384条生命。这种不分国别、不分人种，只是有人落难就要出手相救的朴素情怀，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最好折射。

事实上，方励团队拍摄创作《里斯本丸沉没》影片，本身就是一种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展开的创作。不难发现，该片的叙述重音并非浓墨重彩地展现舟山人民对英国军人的救援行为，相反，它将更多笔墨聚焦于“里斯本丸号”失事当天的历史真相以及那些逝者的人生故事，这就使得该片能够站在人类立场对战争反思，体现了一种时代胸怀和国际视野。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纪录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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