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独行的“钟”|寿光_新浪财经

　　纪侯钟,又名己侯钟,乾隆年间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先后经青州李廓、萍乡刘凤诰、诸城刘喜海、潍坊陈介祺等名家收藏,为陈介祺“十钟山房”十一钟之一,现藏于日本住友泉屋博古馆。纪侯钟式样与众不同,为目前所知惟一斡上带环的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

　　□张书功

钟出“纪侯台”

纪侯钟于乾隆年间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纪侯台”又名“纪台”,是纪国故城内的一座高台。纪国是东夷部族在商代建立的一个古国,西周时封为侯爵,春秋早期被齐国所灭。史乘记载,纪国的都城在剧,即今寿光市纪台镇,遗址尚存。

　　迄今为止,纪国故城只进行了两次考古勘探和试掘,而没有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因而对故城的了解十分有限。第一次是1989年对城墙东北角进行试掘；第二次是201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对工程占压区进行了考古勘探。

　　纪国故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550米,东西宽1200米,故城城墙现残存有城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三段,共长864米,残高2-5米,宽5-15米。为黄褐土分层夯筑而成,均为汉代城墙遗迹。城外有护城河,北城墙外护城河距离城墙约13米,宽20米,深达4米。故城由外郭和内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当为纪侯及历代上层人物居住区域；外郭为百姓居住和各种手工业作坊所在。城郭周围则遍布古冢,近城有大冢8处,虽经数千年风雨侵蚀,有的仍高达20米,顶部直径十余米,推测当是纪侯贵族或历代显贵人物的墓葬。

　　“纪侯台”位于故城东北角,长67米、宽52米、高度约12米,由黄花土夯筑而成,台东北角暴露有大量汉代砖瓦及石柱础。《水经注》:“巨洋水又东北迳剧县故城西,古纪国也。城之北侧有故台,台西有方池。”即此。《齐乘》云:“城内有台,高九尺,俗曰‘纪台’。”清康熙安致远撰《寿光县志》:“纪台在县城正南二十五里,纪城内。《水经注》云:‘剧城之北侧有故台,台西有方池。’即此台也。高可四五丈,下俯墟市,为土人游观之所,上有祠庙,甚壮阔,古柏一株覆檐前,已盖偃矣。”《齐乘》谓:‘台高九尺,甚误也。’”安致远是纪台镇安家庄人,距离“纪侯台”很近,此台又是他经常游玩的地方,所以他的记述十分可信。从现在的高度12米看,安致远的描述是准确的,而九尺是3米左右,所以说《齐乘》记载“甚误”。现在“纪侯台”矗立于纪台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内,杂树、枝蔓丛生。清初神祠早已不存,顶部有一新修的仿古凉亭供人休憩。

　　关于此台的用途,安致远在《新修山门碑记》中说:“盖当时建邑后置此台,以望氛祲,觇云物；不则为游观燕聚,如章华、凤女之属也。”也就是说,此台是用来观测天气(氛祲一指战乱)、看风景,或者跟章华台、凤女台一样,为游玩聚会之地。也有人认为是墓葬。王永波、王传昌《山东古城古国考略》:“纪台位置不在城中心,而在城偏北地区,与城外的高冢夯筑方式相似,可能是汉魏之际的王侯大墓葬,被后人误称为台。”

　　历年来,纪国故城及周边不断有文物出现,城内遍布陶片,有灰陶陶豆、罐、鼎、簋、井圈,有云纹、“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千秋万岁　世宜公卿”圆瓦当,年代为汉代。有树木纹、树木双兽纹、人面纹半瓦当,年代为战国。纪国故城遗址表面虽多为战汉遗物,但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纪侯钟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纪侯钟为西周晚期器。1978年盛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到故城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发现有饰以绳纹的半瓦当,在年代上要早于战国。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曾于《山东古国考》中断言:“纪侯钟出寿光纪侯台下,纪侯簋也出于寿光,证明是纪国故都所在,无可疑的。”

几经易手

　　纪侯钟铭文为:己侯□(其字为“卜+虎”)作宝钟。大意是:己国国君□(“卜+虎”)做了这个宝贝钟。此钟出土后,数易名家之手,“久为金石家鉴赏评骘,遐迩驰名”。

　　清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三代金文》:“在山东益都李孝廉廓家。”清阮元《山左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皆著录,并云:“寿光县人得之于纪侯台下……在益都举人李廓家。”清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旧存官庄李氏,今归潍县陈氏。”民国《寿光县志·金石志》:“此钟于乾隆年间寿光县人得之纪侯台下,为益都举人李廓所藏。由李廓归诸城刘燕庭喜海,后归潍县陈氏簠斋,号十钟主人,此钟即为十钟之一。”并录清诸城刘喜海《清爱堂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云:“此钟乾隆间寿光农人得之于纪侯台下,旧在益都李载赓(作者按:应为李廓)家,后归江西萍乡刘宫保金门先生,嘉庆甲戌赠喜海。”

　　此钟归刘喜海后,他喜作长歌,歌前小序曰:“寿光县南州里有纪侯台,实春秋时纪国地也。乾隆间,农夫于台下得其钟,旧存李孝廉载赓(作者按:应为李廓)处,后归萍乡刘金门少宰,嘉庆甲戌(1814年)少宰将归江西,余走送别,举以相赠,且曰:‘楚弓楚得,其善藏之。’曾赋长歌纪事,匆匆二十年矣!旧稿无存,兹复次韦苏州石鼓歌韵赋之。”

　　由上述记载可知,纪侯钟的递藏顺序是这样的:寿光农人——益都(今青州)李廓——萍乡刘凤诰——诸城刘喜海——潍县陈介祺。

　　李廓,字容生,又字晓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举人,曾受教于潍县韩梦周门下,以孝悌崇祀忠孝祠。今青州市经济开发区李家官庄村人。《益都县图志》有传。刘喜海记为“李孝廉载赓”实为李廓之误。据青州鲁清源《青州李家官庄李氏家族史浅考》:李廓兄弟六人,廓行六。李廪,字虞庠,贡生,诰封武德佐骑尉；李赓,字载飏,布政司理；李度,字正言,太学生；李康,字东川,按察司知事；李庆,字余亭,太学生,诰封武德佐骑尉。兄弟六人中只有李廓是举人(孝廉)。

　　“萍乡刘金门少宰”说的是刘凤诰,他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探花。担任过吏、户、礼、兵四部的侍郎；曾任湖北、山东、江南主考官和广西、山东、浙江学政,声名远播。他任山东学政时,留给济南一副传世名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嘉庆甲戌,即嘉庆十九年(1814年),刘凤诰刚刚结束四年的流放生活。起因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刘凤诰正以吏部侍郎在浙江督学。恰逢浙江恩科乡试,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因忙于巡查海口,剿灭海盗,难以兼顾,于是请同年兼好友刘凤诰代为监考。本来这些乡试的士子就是学政选送的,身为学政的刘凤诰不仅没有避嫌,还在监考时“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更安排考生徐步鳌和他的老师沈晋联号入座,彼此照应。结果事情败露,被言官弹劾。刘凤诰被遣送黑龙江效力赎罪,嘉庆十八年(1813年)赦归。阮元革职,降为翰林院编修。嘉庆十九年(1814年),刘凤诰要回江西老家,身在京城的刘喜海去送行,也许是仕途不顺使其对收藏失去了兴致,或者有感于朋友的重情重义,他把纪侯钟送给了刘喜海,并深有感触地说:“楚弓楚得,其善藏之。”意思是山东的钟,就由山东人收藏吧。是年刘喜海二十二岁,已踏足收藏多年,他将对此钟的喜爱之情融入了《己侯钟歌》中:“纪侯筑台兮,泰山东麓潍水阳。纪侯铸钟兮,勒名作宝光炜煌……”

　　刘喜海(1793—1853)字吉甫,号燕庭,祖籍山东诸城。乾隆朝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孙,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侄孙,吏部尚书刘镮之之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历官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署理浙江巡抚等。因嗜古,被浙江巡抚参劾“疏于政务”而罢官。平生富收藏,治金石,尤善古钱币。补编《古泉汇考》为当时古泉学集大成之巨著,另有《长安获古编》《海东金石苑》等著作。咸丰三年(1853年)卒。其所藏重器多归陈介祺,其中就有纪侯钟。

　　陈介祺比刘喜海小二十岁,两人是忘年交。刘喜海卒后,陈介祺每提及刘喜海,皆称“与燕翁丈至交,甚念甚念”。陈介祺得此钟后,专为其作拓,拓片见于《簠斋吉金录》。拓片上有陈介祺手书:“纪侯钟,见《山左金石志》,甬有环者,唯有此钟。”纪侯钟是陈介祺“十钟山房”十一钟之一,在陈介祺家一直传到民国初年。有资料称:1914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后,从陈介祺老宅中将十一件编钟偷出,秘密运往日本。但据邓华著《陈介祺传》:陈介祺二房宗氏的二儿子陈厚宗,因从小无人教育,整天吃喝玩乐,游手好闲,民国初期将分得的钟卖掉了。这十一件钟由日本人井深或九源经手购买,回日本后,1917年由住友春翠购得,现藏于住友泉屋博古馆。

与众不同

　　纪侯钟为何备受青睐?这与它独特的式样有很大关系。这个问题涉及甬钟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旋”与“斡”的名实问题。在此我们不妨简单一说。

　　“旋”与“斡”,是指甬钟钟甬上两个不同构件的名称,首见于《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悬谓之旋,旋虫谓之斡。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上谓之景……三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后世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对“钟悬谓之旋,旋虫谓之斡”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纪侯钟出世后,人们以为找到了答案,其实是走向了一个误区。有人以纪侯钟为标准器,认为“斡”是指甬下部装饰有牛首的半环形纽,“旋”是指贯穿于“斡”的正圆之环。如王引之:“余尝见刘尚书家所藏周纪侯钟,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环焉,为牛首形,而以正圆之环贯之。始悟正圆之环所以悬钟,即所谓‘钟悬谓之旋’也。半环为牛首形者,乃钟之纽,所谓‘旋虫’谓之也。而旋之所居,正当甬之中央近下者。则下文所谓‘三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也。”再如: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五章青铜器类别说明部分,为便于释解《考工记》中凫氏为铜钟有关部位命名一节,而特以纪侯钟为典型,用以标志各部位名称。并称:“甬上有旋的只得此器。”还有曾经收藏过它的刘喜海:“斡与旋虫为二事,新义异于古所云。并按云:‘高邮王文简公辨钟悬、旋虫非一物,以是钟证之’。”民国《寿光县志·金石志》:“此钟甬之中央近舞者附半规焉,为牛首形,而以环如规者贯之,乃悟旋与斡相衔而非一物。盖环如规者所以悬钟,所谓‘钟悬谓之旋也’。半规为牛首形者乃钟之纽,所谓‘旋虫谓之斡也。’”

　　这一问题,到近现代著名金石学家唐兰时得到了订正。唐兰:“据记文三分甬长以设旋,则知旋必着于甬。旋义为环,今目验古钟甬中间均突起似带,周环甬围,其位置正与《考工记》合,是所谓旋也。于旋上设虫形之柄,故谓之旋虫,即所谓斡。”又说:“贯于斡中有环者,仅见于纪侯钟。”夏鼐先生也认定:“周环甬围的带状凸起为旋,旋上所设虫形纽即耳状纽,为旋虫,又称斡。”近年来,李学勤、马承源、殷玮璋和高至喜等均主此说。

　　也就是说,旋是甬下部所突起的圆箍,斡是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柄,此柄多做半环形,或饰以蹲熊、盘龙、辟邪等,上端接在旋上,下端多接于甬上。第一种观点忽视了甬上突起的圆箍,而以纪侯钟这个孤例去解释《考工记》,以个别释一般,以特殊论普遍,导致大部分的甬钟实物都与记载不符。在目前所见的青铜甬钟中,除纪侯钟外,都是以附于钟旋与甬上的半环形斡直接挂钟钩,只有纪侯钟斡作牛首形,并衔一圆环以挂钟钩。也就是说:纪侯钟为目前为止所知唯一斡上带环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