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南:美国落下的“霸主焦虑症”还能治吗?

张思南:美国落下的“霸主焦虑症”还能治吗?
2024年09月27日 20:09 媒体滚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024年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图源: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2024年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图源:新华社)

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集体会见了美国各界人士。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王毅将于当地时间27日,与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您对当前中美关系有何观察?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要理解中美关系的当前局势和未来走向,我们要有合适的思路,这种思路在国际关系专业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理论”。大体而言,我们有三种思路来理解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

第一种思路是非常经典的,由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进攻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有三大核心要点。其一,国际社会是“无秩序的黑暗丛林”,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一个更高的力量来固定地、周期性地、毫无争议地维持秩序。不像我们每一个个体被欺负了,可以打电话报警,进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被欺负了是没有报警电话的,只能靠自己。其二,存在于这么一个“无秩序的黑暗丛林”之中,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核心诉求,那就是生存。而这也引申出进攻现实主义的第三个核心要点,为了保障生存,每个国家,无论谁来领导,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无论出于什么体制制度,都会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这里的权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含了一个国家的软硬实力、国际地位、威望威慑力等等,总之,只要权力越大,一个国家就越安全,越能保障生存。但相反,在进攻现实主义看来,一个国家的权力相对其他国家越小,这个国家也就越不安全。

很显然,这种此消彼长表明进攻现实主义同样也是经典的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思维。对于进攻现实主义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政策无关,也和体制无关,而是结构性的,深植于“无秩序”的国际社会结构之中,当所有国家的核心目的都是生存,当保障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攫取更多的权力,有限的权力分布和对比只会最终将不同的国家引向纷争乃至剧烈的冲突。

某种意义上,近些年来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述也是秉承着和进攻现实主义相同的思路。“修昔底德陷阱”论述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出于战略猜疑和利益冲突,既有的霸主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不断升高,直至冲突全面爆发,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不可避免论”。

直新闻:进攻现实主义理念和“修昔底德陷阱”论述让人感觉不寒而栗,那您刚才提到中美之间有三种互相理解的思路,另外两种是什么呢?会更积极一些吗?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的确,另外两种思路会有所不同。

一个是“权力转移”理论。这种思路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保持理性与和平,不过是有条件的。当霸主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相对力量差距较大,两国可以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因为此时的霸主国不会感到被威胁,另一边新兴大国事实上也没有能力威胁到霸主国。

但“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两国之间的相对实力逐渐接近,双边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张。随着新兴大国逐渐在相对实力上逼近霸主国,呈现出赶超之势时,霸主国会随之陷入一种害怕被超越的“焦虑”。就像人生的著名幻觉“Ta还爱我”一样,霸主国会在“焦虑”之下觉得“我还能行”,并倾向于诉诸于直接对抗的方式,在自己还没有被彻底超越前,还有相对优势的时间窗口,一劳永逸地打断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头。因此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这段两国之间实力不断接近的时期,正是冲突的高危期。

然而这个高危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只要新兴大国和霸主国能够有效管控危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威慑的方式,并完成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霸主国最终会放弃“我还能行”的幻觉,被超越的焦虑也会被新格局下的务实认知所替代,两国将重回和平与稳定的双边。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理解中美关系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它包含了自由贸易、国家间依存以及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构建秩序。事实上,中方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全球倡议就是这一思路的集大成者,其核心就是“拒绝使用19世纪的理论和20世纪的经验去解决21世纪的问题”,强调发展、协商、整合、共赢,而非冲突、对抗、猜疑和零和甚至是“负和”。

回顾以上三种思路,我们不难发现,中美之间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好消息是,中美两国都没有在相互政策上完全采信进攻现实主义,两国政府也都公开否认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所谓“冲突不可避免论”。无论是中方强调的要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扣”,还是美方所谓谋求为中美关系“修建护栏”,中美显然在和平共处上有着根本性的共识。

坏消息是,和采取“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希望超越冷战、超越旧秩序的中国所不同,当前美国明显更加陷入了“权力转移”视角下的霸主国“焦虑”之中。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敌视情绪不断升温,不断诉诸于极限施压并以“切香肠”的方式试探中国能够忍受的理论极限,与“权力转移”理论的思维方式高度吻合,中美关系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一段时间,某种意义上正处于冲突的高危期。

而这种高强度的潜在对抗自然需要高强度的危机管控和高强度的外交,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从布林肯到沙利文不断访华,而此次联大期间外长王毅也密集会见美方高层和社会各界人士。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向世界提出自身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要更积极地管控美方错误的对华认知。正如王毅在9月25日所言,美方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人始终不能客观看待和接受中国的发展,“美方需要认识到,中国也有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作者丨张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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