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黄行运”时，舟车鳞集，梆子腔嘹亮|黄河_新浪财经

徐州市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徐州府志》

徐州市图书馆藏《疏凿昌梁洪记》拓片

徐州市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刻本《铜山县志》描述的天启四年徐州大水

大运河徐州段。（视觉中国供图）

□ 本报记者周娴

翻阅卷帙浩繁的典籍，大运河虽不是流经徐州的唯一水系，却对徐州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座南北交汇处城市的命运，始终与运河交织在一起。

元代会通河开凿后，黄河和运河在徐州“合流”，“借黄行运”令徐州成为“南北漕运枢纽”，也历经了水患侵扰。我们试图从泛黄的古籍中，追溯运河徐州段和黄河的不解之缘，再现舟车鳞集、商贾萃居的繁华，寻访泇河开凿后窑湾兴起的悠久往事。

黄运“合一”，徐州频经水患侵扰

谈到徐州的运河，离不开黄河。

古代徐州，是汴泗交汇之地。1194年，黄河挟汴夺泗，让徐州一跃成为了黄河畔的城市。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挖会通河，南北大运河贯通，这其中利用了泗河河道。于是，徐州以南的泗河，既为黄河水道，又为运河航道，徐州正式开启了“黄运交流”的时代。

在“黄运交流”的400多年间，黄河虽然给徐州带来了航运便利，但水患也日益频繁。据江苏师范大学教授赵明奇统计，黄河正式经行徐州之后，至明清时期，水患多达373次。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天启四年，徐州市图书馆馆藏的民国《铜山县志》记载了凄怆的一幕：“是年六月甲申，河决奎山堤，半夜洪水从东南水门灌城而入。城内一片汪洋，水深一丈三尺。”赵明奇说，因大水积年不退，徐州户部分司主事张璇在戏马台所在的南山之上筑垣修宇，把衙署迁到此处，因户部山地势高起，历次洪水皆未淹没，城内很多富裕之家迁居于此，因此当地民谚有说，“穷北关，富南关，有钱的都住户部山”。

明代古籍中，很多有识之士提到了“黄运合一”的危害。明代王轨在《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道疏》中说：“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反映出黄运两者之间的矛盾。

当时，徐州还涌现了一批“治河”能将，最突出的要数明代河道总督潘季驯，明万历年间，黄河泥沙将河床抬高，在徐州形成悬河，众人建议迁城改河，据《河防一览》记载，70岁的潘季驯实地勘察，“自护城堤涵洞起，斜向东南，历魁（奎）山，至苏伯湖西，勘至史家村、陈家林、晁夏二湖、杨二庄、阚疃，直抵宿州符离集东小河……”全程达162里，勘察后，潘季驯奏请开奎山支河，“排水保城”，城池才转危为安。

徐州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张菲菲说，潘季驯认为要依据“水之性”来进行治河，提出著名的“束水攻沙”策略，在徐州、邳州至淮安一带，建设堤防系统约束正流，冲刷河床；以及利用与黄河交汇的河流清水冲刷黄河，以达到冲走泥沙的效果。“这种理念沿用至今，如今的小浪底水利枢纽，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黄河，把河道中的泥沙冲入大海，与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有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清代河床越来越高，水患也愈演愈烈。康熙皇帝主持科举多次考问河防，徐州状元李蟠殿试答卷《治河策》对河务的陈策切中要害，被康熙大加赞赏。张菲菲说，“李蟠自幼生长在黄河之滨，饱受水患之苦，他提出治理黄河要‘治其上流，顺其下流’：在上流加固堤防，降低其泛滥风险。对下游入海河道则要进行加深疏浚，使其畅通无阻，快速入海。”

张菲菲认为，大运河徐州段之所以难治理，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也是重要原因，徐州市图书馆馆藏拓片，由明代徐阶撰写的《疏凿吕梁洪记》中描绘：“二洪之石，其狞且利，如剑戟之相向、虎豹象狮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辄败，而莫甚于吕梁”，可见吕梁洪之险恶。

南北漕运枢纽，舟车鳞集，梆子腔嘹亮

自从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后，国家政治中心北移，徐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明神宗实录》评价，徐州段运河是明代南北大运河“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之处。元代傅汝砺在《徐州洪神庙碑记》中写道：“适无虚日，连樯巨舶，络绎不绝。”均佐证了徐州作为“南北漕运枢纽”的地位。

“运河沿岸的广运仓是徐州漕运繁荣的见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徐州分院研究员胡其伟说，广运仓是明代运河沿岸的四大转运仓之一，是漕粮进京的门户，也是转输的必经之地，明代，每年经徐州北上的漕船约1.2万艘，漕粮达400万石之多。

胡其伟说，由于过往商船众多，明代还在徐州设立了钞关，商船税收入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来源。《明史》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胡其伟说，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徐州户部分司的品秩为正五品，高于徐州知州。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两岸，聚集了很多外地商人，（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重辑的《古今图书集成》中“一切布、帛、盐、铁之利，悉归外商”便是真实的写照。受外地商人的影响，徐州本地弃农经商者日渐增多。

赵明奇说，水运的四通八达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变化。《史记》中评价徐州一带民风：“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但到了明代，徐州人的性格变“软”了。明朝嘉靖年间《徐州志》表述：“然舟车会通，颇称津要，往往竞趋商贩而薄耕桑，野有惰农，士多游食，稍以靡风相扇，寖失其淳庞矣。”“工商移民的融入‘中和’了城市风气。”赵明奇说，因为受各种文化滋养，徐州的文化基因中兼有北方的阳刚和南方的细腻，形成了古风沛然、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

记者发现，运河古籍中还提到了戏曲——徐州梆子戏。徐州市图书馆馆藏《徐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中有人物传记载：“李卫字又玠，丰县人……康熙末年居官累升……公不甚识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书院，忾廪独丰。公余坐南面。召优俳人季麻子，说汉唐杂事……”可想而知，当时徐州人对戏曲的着迷。

徐州梆子戏代表性传承人燕凌介绍，梆子声腔的老祖宗是山陕梆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运河畔行医卖药、开办会馆，生活有滋有味。他们将家乡流行的山陕梆子带到了徐州，当地农民耳濡目染，与各地的民歌、曲艺、方言相结合，发展成了徐州梆子。燕凌说，徐州梆子既有山东梆子、河南梆子的铿锵悲烈，又有江淮地方戏曲的细腻，就像徐州人的性格一样，豪爽热情，又极具包容性。2008年，徐州梆子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泇河开凿导致徐州城衰败，窑湾兴起

为避黄河水患，明清时期，徐州相继开挖了新的运河河道。值得关注的是，自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的李化龙主持开凿泇河后，我们很少从明清史料中，看到有关徐州城镇经济发展的“盛况”，可以说，泇河开凿是徐州城兴衰的转折点。

徐州文史专家于克南说，“随着泇运河的开通，外地商贩纷纷离开徐州，店铺随之大量迁移，徐州流动人口大量减少。”在古籍中，也能看出徐州地方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明末清初学者谈迁在《北游录》中评价泇河开凿后的徐州：“自河改，徐、邳寥寥”。万历年间《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中“井市零落，且连岁灾频仍，河工叠举，小民艰苦可谓极矣”，描绘了泇运河开通后，徐州经济衰退、人烟稀少的状况。

泇河开凿，在导致徐州经济衰落的同时，也为新运道沿线的窑湾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泇运河开通后，每年有近万艘来自江南的漕船“取道骆马湖，由汪洋湖面行四十里始得沟河，又二十里至窑湾口而接”。

于克南说，“开泇通运之后，大运河和沂河在窑湾口交汇，窑湾口以南运河河宽水深，以北运河河窄水浅，很多船只在窑湾接驳，窑湾便成为南北货物集散中心。”

民国《邳志补》记载了窑湾繁荣时的盛况：“窑湾，邳宿错壞，绾毂津要，一巨镇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阛带阓，百货殷赈有幸使过客之往来，或舟，或车，胥宿顿马。”于克南说，当时，停歇在窑湾的商船天亮启航，船员需要提前在半夜购齐物品，窑湾人因此做起了夜市买卖，形成了有名的“夜猫子集市”。

明末清初，中运河开通后，窑湾古镇扼南北水路之要津，更吸引了八方商贾聚集于此。晚清鼎盛时期的窑湾，来自全国18个省的商贾在此设立会馆，有“苏北小上海”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