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三项考古最新进展发布

转自：光明日报

    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出土的石钺 新华社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江苏兴化草堰港遗址及发掘区全景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9月13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江苏兴化草堰港遗址、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三项考古项目的最新进展。

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

长江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缩影

  皇朝墩遗址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9300至8000年，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由南北2处台地及1条环壕组成，遗址周边还发现古河道、古水塘，以及连接古水塘与聚落环壕之间的水沟等遗迹，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遗址，揭示了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聚落，是长江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生动缩影。“这次皇朝墩遗址比较完整地揭露了遗址的结构，就像一个小麻雀一样，把它解剖好了，对我们研究上山文化中晚期到跨湖桥文化时期会有很大的帮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森说。

  皇朝墩遗址不但保存完整，而且地层中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的连续相对较为紧密。在皇朝墩遗址，跨湖桥文化地层紧密叠压在上山文化地层之上，为研究两者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我们在很多遗址里都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很明确的叠压关系，但是没有像皇朝墩遗址连接这么紧密的。”张森介绍，皇朝墩遗址为我们更好地认清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山文化的去向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发现的古稻田，填补了上山文化考古的一大空白。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为稻作文化源于中国提供了重要实证。此次在皇朝墩遗址环壕东侧，考古工作者发现一片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古稻田，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以大田块形态存在，不排除有田埂或田垄的可能性。”张森说，还在环壕聚落外发现有高密度水稻植硅体，超过了古水稻田的判定标准，环壕聚落内发现炭化稻米、小穗轴（稻谷与稻秆连接部位）、陶片稻壳印痕等水稻遗存，皇朝墩遗址为水稻驯化等问题提供线索，有力证明了上山文化在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基于浙江在探索新石器中晚期古稻田，在施岙遗址、田螺山遗址古稻田遗存等的成功经验上，已经总结出一套寻找古稻田的“法宝”，即“考古调查—钻孔、取样—实验室分析—考古试掘/发掘”，将其应用于寻找和研究上山文化时期古稻田，皇朝墩遗址就是成果之一。

江苏兴化草堰港遗址

填补江淮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草堰港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市千垛镇草王村东颜家圩北侧，面积8万余平方米，主体年代距今7200至6900年。遗址所在区域为江淮东部里下河腹地，地势低洼、河湖密布，海拔不足2米，原为芦苇、水草遍布的湖荡，遗址整体位于水面之下。草堰港遗址为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滨海湿地型史前遗址，特殊的低海拔湿地饱水埋藏环境，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机质遗存，如木器、席子等。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甘恢元介绍，草堰港遗址目前已出土陶、骨、石、木、玉、蚌等各类遗物2800余件，还发现了国内已知最早的钻木取火器实物。钻木取火器上能看到钻孔，以及被火灼烧的痕迹。七千年前，草堰港遗址的先民已能钻木取火，先民智慧点燃的文明星火也在熠熠闪耀。

  草堰港遗址出土的骨器数量众多，有1600余件，多制作精美，通体打磨。成品之外，这里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坯料和半成品，为我们勾勒出草堰港遗址先民们以骨针缝衣、骨耜翻土、骨簪装饰、骨镞狩猎的场景。其中造型精美独特、利用鹿角的弯折形状制成的鹿角靴形器已出土300多件，还出土了部分靴形器半成品，说明其很有可能在本地制作。

  作为滨海湿地型史前遗址，草堰港遗址的动植物遗存极为丰富。炭化植物遗存以水稻为主，动物骨骼遗存主要为家养动物猪和野生动物鹿、獐等。在遗址出土的种子(果实)中，可确定种属的有水稻、菱角、芡实等26种。菱角、芡实，在江南地区今日的食谱中依然可见。七千年的时光，仍磨不灭江南儿女的饮食文化基因。

  甘恢元说，草堰港遗址所展现的环境信息，对于研究全新世以来江淮东部海面升降、岸线变迁，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

夏文化考古工作的重要突破

  八里桥遗址位于河南省方城县，是一处二里头文化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现存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年代为公元前1700至1600年前后。

  八里桥遗址是目前豫西南地区二里头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勘探表明遗址北、西、南侧分布有壕沟，东部以潘河为界，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潘河东岸新发现有大面积同期文化遗存。遗址内探明有多条沟类遗存，将遗址南部划分为相对完整的5个区域，目前主要对大型夯土建筑区和手工业遗存区进行了发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武志江介绍，大型夯土建筑区面积约4.8万平方米，1号基址位于一处长方形夯土台基中部，坐北朝南、四周有廊、前有庭院，主体建筑面积372平方米。周围发现祭祀坑，出土较多完整陶器，制作精致、规格较高，还出土涂朱石人头像、玉柄形器、绿松石等。考古学者在手工业遗存区找到的许多线索，提示着手工业作坊存在的可能，如出土的铜炼渣与炉壁等冶铜遗存，表明遗址可能存在冶铸铜器的作坊。

  夯土建筑区、手工业区、墙垣、道路等设施功能区划完备，玉器、卜骨、绿松石嵌片、冶铜遗存等高等级遗物，均彰显八里桥遗址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地位，是夏王朝南方重要的核心聚落。

  作为一处二里头文化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八里桥遗址与二里头都邑有何关系呢？种种考古发现表明，八里桥遗址与二里头都邑在完善的功能区划、陶器组合和器物形态及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高度的内在关联。“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种类，基本上在八里桥遗址都能找到。使用柄形器、绿松石，以及盉、爵等酒器的器用制度也类似，体现二者相似的审美。”武志江说。

  “八里桥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次级聚落模式，结合东边的望京楼遗址等遗址看，不同方向的次级聚落围绕二里头都城的分布更加清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说。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苏雁 王胜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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