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暗战

转自：人民政协报

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卫士们合影。

公安部队在香山布署的警卫哨

1949年3月至10月，张应龙（右二）等中央警卫处“手枪队”在中南海丰泽园前留影。

圆满完成开国大典保卫任务的北京警察合影纪念。

北平和平解放后，有5万多溃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充斥街头，混杂于民间。被中共城工部列入名单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和国际间谍及其他系统的特务在北平总数达7800多名。北平城的保卫工作，在“明”与“暗”的较量中交织着。

1949年7月6日，正式就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开始筹备公安部队的组建工作……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后，受领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保卫第一届政协会议。

北平城内暗流涌动

北平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

2月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当天，执行中央“要先将有武器的特务机关搞掉”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侦讯处按照早已掌握的敌特名单，逮捕了108名潜伏特务分子。与此同时，市公安局侦讯处设立了特务秘密自首登记处，从接管警察局当天的2月2日至28日，27天内有808名特务秘密自首登记，侦讯处还收缴电台291部、各种枪支625支。

北平公安局进入北平城后，先抓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工张景贤。他是379情报组的电台译电员，他供出了上家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

北平公安局局长谭政文立即指示内二分局，即刻抓捕傅家俊。在谭政文的亲自突审中，傅家俊供出布置在北平的7个潜伏组、21名成员的姓名、地址和电台等情况，还检举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副组长张之程在京津地区布置的5个潜伏组。

这是一个开门红的工作，工作成绩得到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的表扬，他在北平市委扩大会议上说：“肃清特务，首先搞危害最甚的特务。肃特要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动后情报，先国内后国际。”按照彭真的指示，北平市公安局在2月14日逮捕了阴谋组织反动武装的张荫梧。

张荫梧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反共专家”。北平和平解放后，任“敌后游击策动委员会”总指挥，躲在北平四存中学，以名义上的“停止活动，立即解散”为幌子，暗存大量武器，伺机在北平进行大破坏。侦查员从他住处搜出了229支长枪、3支轻机枪、2支卡宾枪、4000多发子弹，以及大量手榴弹、掷弹筒、电台等物品。

铲除了城内的大祸害，在城外郊区的香山脚下，却发生了一宗人命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香山的第五天，海淀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年轻干部董峻岭失踪，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他佩戴的一把德国造手枪。

这是一起涉枪案件，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件大案。

案件引起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警觉，他马上在颐和园召开中央社会部专门会议。案件很快侦破，杀害董峻岭的李克勤，是一个潜伏特务……

这个案件刚刚破获，在北平内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4月25日凌晨2时，北平电车公司停车场被特务放火，烧毁机车59辆、房屋101间。

这个大案惊动了周恩来。在案发现场，他严厉批评了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并立下规矩：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

这个规矩，一直执行到现在。

这起敌特纵火案很快侦破，先后抓捕嫌疑人15名。事故发生后，全市工矿企业先后组建起了工人纠察队，协助市公安局保卫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

北平城的保卫工作，在“明”与“暗”的较量中交织着。

1949年8月3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这是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支正规建制的人民公安武装。这个日子，后来也成为武警部队诞生的历史性标志。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后，受领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保卫第一届政协会议。

保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公安中央纵队精心组织了对市区和郊区的敌情调查活动，同北平市公安总队先后进行三次拉网式肃特肃匪行动，破获了国民党13个区分部。仅619团在会议期间就协同公安机关就抓获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抢匪、会道门头子及散兵游勇467人，收缴了许多枪支、弹药、电台设备等。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后，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一团和三团担负会场经西直门、颐和园到香山道路的警戒任务。为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在原有警戒力量的基础上，第一师又在重要和复杂的地点增设了33个固定哨和3个游动哨，全力加强会场周边道路的巡逻警戒。除此之外，师工兵连每天进行会场内外的安全检查，严防敌人投放爆炸物，并派出一个排在专属防空区内挖掘了200余米的防空壕，做好防敌空袭的准备。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中，公安中央纵队警备团在大会警务处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保卫会场周围和保卫和整个中南海内部，重点加强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起居处的安全警卫，并与机关内部保卫部门密切配合，严格检查证件，严防敌特分子和不良人员混入。与此同时，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也加强了有关力量，派出43名干部、战士参加会议警卫工作，主要是警戒会场内部和担任黄炎培、沈钧儒等多位民主人士的随身警卫。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众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下榻在亚洲饭店（今前门饭店），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情报后，下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对亚洲饭店实施爆炸，妄图制造惊天大案。

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潜伏在北平的大特务吴瑞金，他几次来到饭店踩点，绞尽脑汁地想了很多办法潜入饭店，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吴瑞金发现每天都有菜农挑着蔬菜到饭店送菜，不经过身份检查便可从侧门进入亚洲饭店。于是，他跟踪送菜的农民，施诡计，套话问出饭店的采购员叫王强，王强每天叫村里的菜农将蔬菜送进饭店。9月24日早上，他便以送菜为名，来到亚洲饭店。不想，执勤的哨兵见他陌生，在仔细盘问中发现了问题。吴瑞金见败露，想吞毒自杀，被哨兵制服。哨兵从菜篮子里搜出四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避免了住在饭店内代表遭遇不幸。

在保卫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些逸闻趣事。有一天深夜，李富春一人夹着文件急匆匆回家，新来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坚决不让他进院。后来屋内的人出来说明情况才予以放入。

第二天早上，李富春夫人蔡畅听闻昨夜发生的事后，笑弯了腰，拉着李富春特意介绍给警卫战士，不但没有责怪战士还表扬警卫战士忠于职守，履行职责。

“有你们警卫我就放心了”

除了有趣的故事，还有一个识破“弃暗投明”耍把戏的真故事。

在民主人士北上的大潮中，赵冰谷携妻子从四川转道香港来到北平，于1949年9月11日住进北平前门外的撷英饭店，其公开身份是香港安通公司总经理。他利用这个身份，两次去北京饭店拜见李济深、陈巳生、萨空了；多次访问李明灏将军；去民盟总部拜见张澜先生；多次晤访《新民报》负责人陈铭德夫妇等。表示自己要弃暗投明，请求李济深、张澜先生举荐他当政协代表，参加政协会议，请李明灏将军介绍他拜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等。

其实，他的举动，早就被公安人员盯上了。特别是他们夫妇频频不断的社交活动，更是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也正在这时，揭发赵冰谷的材料也寄到了市公安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徐冰、齐燕铭那里：“民革人士赵冰谷抗战期间为中统局上海重要负责人，抗战胜利后在沪为CC系工作，刺探民主人士活动”“上海解放前，赵冰谷在港为CC系专做李济深方面的情报工作，请调查”“此人应予注意”。

举报信就是线索，经过速查发现：赵冰谷又名赵峪、赵志新、赵中和，江苏宝山县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1923年在湘军谭延闿部任秘书、参议，后在军阀张作霖部任帮办文书；1934年4月，由国民党特务潘公展等人介绍，参加CC系组织。1934年5月，担任国民党特别设立的专门对共产党作战的调查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南京通讯社”社长。同年，又被委任为芜湖大江日报社社长。1942年被委以“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后秘密潜回上海与汪伪政府进行接触，并担任伪浙江省银行总经理等职，堕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赵冰谷升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参议，其后，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四川参谋团，重庆行营、成都行辕的少将参议、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中统四川肃反专员。

1947年2月，陈立夫在南京秘密召见赵冰谷，命令赵冰谷以经商为名，代表以四川军阀陈万仞为首的“军官联谊会”，与在香港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先生进行接触。之后，赵冰谷多次往返于沪港之间，不断将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以及民革筹备、共产党人在港活动、香港进步报刊等情报秘密呈报给陈立夫。

赵冰谷此次北平之行，是与陈立夫密谋后，决定打入新政协的又一举动……

一切都是徒劳。在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的前夜，也就是1949年9月20日晚，当晚11时，赵冰谷夫妇被逮捕。在他的住处搜出电台密码，从他携带的行李物品中，搜出国民党东南工作团的证件。

北平警卫工作的突出表现成绩，以简报形式，报送给了中央领导。有一次开会，毛主席见到中央警卫师师长吴烈和政委邹衍时说：“有你们警卫我就放心了。”

为了感谢中央警卫师为大会作出的贡献，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受大会全体代表委托，向全师每位官兵都赠送了一枚“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保卫开国大典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圆满结束，开国大典随即开始。

公安中央纵队警备团担负天安门城楼上下及观礼台周围的警卫任务，确保中央首长、各民主党派人士、外宾和观礼群众的安全。

作为开国大典的核心区域，这里是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容有任何漏洞。为此，公安中央纵队警备团采取以武装警卫为主，便衣警卫为辅，以及部署标兵和验证军官等方式，维持大典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和破坏。

除核心区之外，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还加强了军警民一体的全城警戒。在城内执行正常警卫任务的第二团所担负的155处警卫目标，在西北城郊执行任务的第一团所担负的7处警卫目标，第三团所担负的15处警卫目标，都加强了警戒，增派了巡逻组。

地面易控，空中难防。为了防范国民党可能实施的空袭，第二团担负了天安门广场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同时负责复兴门西侧和安定门、宣武门西侧3个防空区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守护任务，严密监视敌情动态。

1949年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按预案迅速到位。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

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设立了大会临时指挥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市公安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担。

为了确保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议，认真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不仅如此，北京市公安局还以便衣警队为基础，专门成立了警卫科，隶属于保卫处。

在开国大典时，有一部分警卫分散到游行队伍中，进行随机控制，以防出现意外险情；另一部分则与有关派出所共同负责会场四周制高点的控制。

在参加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的便衣民警中，警卫队副大队长李宁是非常幸运的。他的任务是负责中南海到天安门城楼沿线的警卫，以及与负责天安门城楼上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处指挥员之间的联络，并护送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通报大典进度等。因此，他胸前佩戴的标志也与众不同。

开国大典这一天，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使用了两种证件，一种是红色绸缎竖式燕尾条状贵宾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重要贵宾佩戴的就是这种红色证件。另一种就是李宁佩戴的浅黄色绸缎竖式燕尾条“工作人员”证，顺序号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委会”印章，只有中央首长的秘书、警卫员以及中央警卫处的少数警卫拥有。

李宁后来回忆说，10月1日这天，看着近在咫尺的毛主席和新中国领导人们一步步登上城楼，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始终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后来，他将这一特别标志捐给了北京警察博物馆。

开国大典当日，关瑞兰等女警负责天安门后至午门前这一段警卫。在开国大典进行中，她负责城楼上的供水。多年后，她追忆说：“每时每刻都提高警惕，都是瞪大眼睛的。”“开国大典开始后，我在城楼下烧开水。开水由几个男同志和两个女同志送上城楼，用洋铁壶，一壶一壶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谁是哪号壶，是固定的，这壶是不能交给任何人的。这是纪律。”

北京市公安局刘朝江，当时在内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这个派出所是1949年6月由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时新建立的一个中心派出所，所长是来自老区的宋克栋。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就在内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则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这个布局，给这个地区的保卫任务增加了难度。但为了开国大典，宋克栋把“明岗”做大做强。刘朝江后来回忆说：“当时身着豆绿色的公安干部制服，头戴豆绿色解放帽，圆形的帽徽上镶嵌着‘公安’两个耀眼的字，胸前别着一枚带有红色天安门轮廓的圆形证章（代替出入证）。这一‘明岗’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来回穿梭巡逻，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但不觉得累。到了换班时，都不愿换，都想多值一个班。尽管大四眼井紧靠天安门广场，但我们任务在身，不容我们分神。责任大于天！”

北京市公安局在1949年年底的工作总结中自豪地写道：“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首都的警卫工作，保证了各种重要会议的进行，保卫了各级首长、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的安全。”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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