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胡 明
中华诗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诗歌的地位非比寻常。我们会发现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伴随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文化成长和文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尚书》中，我们能找到“七子之歌”；在《诗经》、两汉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中，在唐风宋韵、元音昆曲中，都有诗歌的身影，它活跃于每一个历史空间。它像是一条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的文化河流，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每一寸沃土。无论盛世还是灾年，诗歌从来不会断绝，似乎天生就负有一种神圣的职责，陪伴这个民族，记录这个民族，热爱这个民族。可以说，中国的诗歌文学，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密码，沉淀着中华文明的特有基因。
对于诗歌文明密码追根溯源的探索，是《中华文脉：中国诗歌文学经典赏读》（以下简称《中华文脉》）诞生的主要原因。作者王晓阳是一名民革党员，长期从事昆曲文化研究，在对昆曲艺术源头的追溯中，她敏锐地探寻到诗歌源自华夏文明特有的“礼乐文明”。
诗歌的文化使命
诗歌，从产生之初，就负有自己的文化使命。
《礼记·乐记》载：“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史记·乐书》载：“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孝经》载：“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可以说，诗歌从产生之时，就具有文化教化的功能。《尚书》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将诗歌作为中国人情感表达的优雅方式。可以说，韵律和谐、用于“言志”的诗歌，是中华民族表达情感、和悦内心的主要方式。这也是《中华文脉》的作者，探索中华文明密码，对诗歌本质作出的判断。
正是因为具备“文化教化”和“情感表达”的双重功能，诗歌成为伴随中华民族文明历程的艺术形式，它和文化教化紧密联系，也和中华民族的情感、哲思相互缔结，形成了五千多年蔚为壮观的中华诗歌的巨浪。
正如有论者所言的那样，“中国文化，就是诗性的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诗学里……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
也正因如此，中国诗歌灌注在民族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要素，熔铸成为民族的文化基因。
时代的艺术表达
《中华文脉》以历史更替为分期，包含六部：《活在诗经里》《活在乐府里》《活在唐风里》《活在宋韵里》《活在元音里》《活在昆曲里》。作者的这种分类方式，更利于回到诗歌产生的历史现场，从时代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等各个角度进行考察。
一个时代必然有其文化特色、审美取向和风尚追求，将诗歌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既能够看懂诗歌，更能够通过诗歌，看到时代的样貌。事实上，诗歌，也正是时代的艺术表达。
《中华文脉》和一般的诗歌赏析又有所不同。笔者深深震撼于《中华文脉》对诗歌文化考察的眼光和力度，更震撼于在作者在阅读诗歌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礼乐文明的璀璨和绚烂。
正如《中华文脉》的腰封上所写的那样，“古来诗歌繁盛之地，必是礼乐昌明之邦”。
“文者，贯道之器也”
王国维在评价李煜的诗作时称，“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表达我对《中华文脉》的看法，可以说是“浓妆淡抹总相宜”，打开扉页，略读文字，优雅大气，耳目一新。
市场上的诗歌读本很多，遗憾的是有的著作缺乏文化的视觉和思想的深度，缺乏对“文者，贯道之器也”的深刻解读，而《中华文脉》的佳处，则正好抓住了这样的精神内涵。
比如《诗经》，胡适、闻一多等人都把它当作一部“民间爱情诗”，现代学者也多延续这种观点。王晓阳的看法却不同，她认为：《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是反映周代政治伦理的“政治教化诗”。周代的文化上接远古文明和夏商两代，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有着浓郁的上古文明特征，“礼乐教化”的用意非常明显。上古哲学、周代礼仪、道德观念等文化要素，是《诗经》思想和理念的出发点，也是后人解读《诗经》的钥匙。“经学意义”，才是《诗经》的本质。
《中华文脉·活在诗经里》对《诗经》的解读，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王晓阳的判断，是建立在对《礼记》《左传》等周代文化史料研究的基础上。例如，《周南·芣苢》是选入现有教材的、形式简单的一首诗作。全诗只有采摘芣苢的动作：“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现有读本的翻译大致相同，判断其为一首“农事诗”，是描写一群妇女欢乐采摘芣苢唱的歌曲。然后加以诗意描述：风和日丽，一群妇女到野外去采芣苢，边采边唱，充满欢乐，进而对诗歌使用了多少采摘的动词进行分析，采、掇、捋是如何的形象生动等。《中华文脉·活在诗经里》则判断这不是一首“农事诗”，而是一首“祭祀诗”。芣苢，就是“车前草”，这种草的形态，怀抱千万种子，是“多子”的寓意。一群妇女欢乐采摘芣苢，是祭祀所用，表达的是“祈子”“多子”的家庭伦理思想。从《周南》全部诗歌的伦理架构上分析，这首诗是“家庭伦理教化诗”。
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脉·活在诗经里》对《诗经》所有诗歌的解读，都建立在这种文化意义的深度剖析上，似乎打开了理解周代礼乐文明的大门。
再比如人们熟悉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有的读本解读为：“赞颂劳动人民自食其力，藐视帝力”，也有说：“《击壤歌》体现出‘天人相和’的自然生态、田园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态和怀真抱素的精神生态。”《中华文脉·活在乐府里》却通过对上古政治伦理思想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击壤老人“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无感无知”，表达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理想社会的教化状态。《击壤歌》表达的是上古最高政治理念：歌颂帝尧不扰民，不惊动百姓的“无为而治”的美政。
《中华文脉》的解读方法是因地制宜的，对于不同的时代经典，给予不同的解读方法。对《诗经》用的是周代文化视觉的审视，在一篇篇的诗作展开中，纯朴的、田园牧歌式的熙熙盛景，引人入胜。所有的诗篇都在“无声息”地提醒一个字：“礼”。文化教化的功能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对《乐府》则变了一种解读的方式。乐府的特征，“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简短的诗句背后，都有诗歌产生的故事背景，所以，赏析方式采用了艺术哲学的分析方式和审美解读。
精彩纷呈 各有特色
《中华文脉》的各个分册，也各有特点。
在阅读《中华文脉·活在元音里》时，经常惊讶于“飞花碎玉”的惊奇发现：元代的诗歌空间竟然如此别致清雅。忍不住拎出来一首，愿与读者共享：“一声两声松子落，三片五片枫叶飞。夕阳在山新月上，道人相伴一僧归。”据说，赵孟頫非常喜爱这首诗，还根据诗境创作了一幅画。这样的诗句，无论有没有赵孟頫的画，也堪称一幅清妙娴静的天然画作吧。
昆曲是作者多年深耕的领域，读者自然会期待其中有着别具慧眼的艺术发现。之前我还觉得，昆曲只是一种精美绝伦的民族艺术，这肯定没错的，可是随着对《中华文脉·活在昆曲里》的阅读，竟然自愧认知的浅陋。想来也是，昆曲的血脉，是从上古“礼乐文明”流淌出来的，不管它的水袖多么优美，笙笛多么悠扬，都改变不了“礼乐文明”赋予它的特质：明清时代的道德观念、审美追求、才情哲思……昆曲是明清时代的哲学，整部明清昆曲史，就是“心学”的艺术反映。这样独特而深刻的真知灼见，我想，除了深耕传统文化多年的作者的灵犀，实难窥探得到。
结语
诚然，创作这样一部大体量的有关传统文化的作品，是十分艰难的。作者用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景，奉献了这一部书，更是不易。作者抓住了千年诗歌的文脉，探寻中华民族独特的“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
阅读这样一部书，如同是对优秀的传统诗歌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明的一次惊喜而又震撼的体验之旅。“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通过这部书，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化星空，并感动于这个星空的光华绚烂和美轮美奂。
《中华文脉》的装帧同样十分优美大气，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阐释经典书籍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厚重书籍。它的外观使用了彩虹色的搭配，在素净中显示绚烂，在古朴中表达深沉。
一旦打开扉页，接触到里面的文字，那种震撼、顿悟、神会、惊叹的感觉，真让人喜爱又沉醉，用一句古诗来表达，“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就是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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