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庐山植物园之于中国植物学史的几点贡献_新浪财经

庐山植物园由老一辈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业内尊称为“三老”）于1934年创建，为中国第一座科学植物园。8月19日，《庐山植物园九十年》新书分享雅集在庐山书房·芦林湖站举行，拉开了该园90周年园庆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9月25日至27日，“全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庐山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庐山举行。供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是西方科学文化之产物，始于1841年植物学家W.胡克出任英国邱园主任，将这座原本的皇家花园改造为现代植物园。与植物园类似者，还有树木园（Arboretum）、植物标本园（Specimen Garden），在此统称为植物园。植物园向东方传播，于1873年传入日本，有“小石川植物园”之命名；1877年“植物园”一词又自日文移入汉语，是年9月清末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在其日记中抄录日本《官员名鉴》，其中有“小石川植物园”，此后郭嵩焘即以“植物园”一词，指称英国邱园。而在此前同年3月郭嵩焘曾游览邱园，则以音译其名，“往游罗亚尔久戛尔敦。久者，地名；戛尔敦者，译言花园也（有围墙或园者曰戛尔敦；野趣自然曰巴尔克，犹言天生园景）。”

中国之有植物园建设，先有1871年英国人在香港设立香港植物园，后有日本人在台湾于1906年设立恒春热带植物园、1921年设立台北植物园，及1915年在辽宁营口设立熊岳树木园；而国人自己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植物园，有1927年笕桥植物园、1929年总理纪念植物园、1930年北平天然博物院植物园、1931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园、1934年庐山森林植物园。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些城市市政府设立之植物园，如广州、上海、南宁等。植物园属于植物学研究机构，与植物学研究事业不可分离。以此衡量以上所举，则以庐山森林植物园最为纯正。

中国之有植物学，为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陈焕镛、钱崇澍、刘慎谔等所创立，此前虽有植物学知识传播，但因各种因素均未能将源于西方之现代植物学研究体系予以本土化，故无植物园之可言；换言之，植物园事业只有在植物学研究正式建立之后，随着学科深入发展，方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即是无本之木；但是，即便有植物学研究内容，还要得到社会支持，否则也难以持久。前所列举各类植物园，外国人在华所办和市政府所办姑且不论，而以植物学家所办而言，钟观光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所办笕桥植物园，仅存几年，因其地被政府划为兴建飞机场用地而终结；刘慎谔在主持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时，与北平天然博物院合办植物园，刘慎谔苦心经营，搜集植物达2000余种，但博物院当时之上级北平市长决定收回植物园用地，改作他用，因此而不得不终止；陈焕镛领导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前期，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开设植物标本园，抗日战争中农林植物所迁走，标本园即被放弃，后无从恢复。南京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由具有林学背景之傅焕光领导，也曾派叶培忠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深造，且得当时的中央政府支持，但缺少植物学之有力支撑，也导致其在植物学界影响力受限。唯有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创建之庐山森林植物园，不仅有强大学科背景，还获江西省政府鼎力支持，拥有广大山林地亩，虽几经沧桑，但其基本格局未曾改变，故其影响既深且远。

胡先骕为近代中国植物学奠基人之一，其生而聪颖，自作诗曰“幼时颇慧黠，极为父母爱。七岁能作诗，便有成人态”，且又自云“立志甚早”。胡先骕出身于官宦世家，所立之志如同家中前辈一样，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为满清王朝服务。但在其成长时期，科举被废除，满清被推翻，即而“二十不得志，翻然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不得已选择赴美留学，以从事科学，为国服务。1917年回国，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1918年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任植物学教授。其时，现代科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胡先骕遂将其志向和智慧用于开辟中国植物学。1920年与秉志一同在农科设立生物系，1921年又与秉志合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再与秉志建立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采集植物标本，建立标本室和图书室，从事研究并创办刊物，培养门生，并与国外学界建立联系，由此开启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植物园是植物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门，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计划中即有设立植物园计划，其后1925年胡先骕曾有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在南京合办植物园之意向，只因北伐战争而作罢。待其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时，也曾在北平寻求办理植物园，最终于1934年，由静生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为实现此宏愿，其谋划不可谓不长久，乃因植物园不可谓不重要。胡先骕、秉志在中国开辟生物学研究，其理想不是一两个机构，浅尝辄止；而是谋求中国生物学事业壮大，民国时期国内一些大学之生物系多经他们孵化而成立，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也是在他们的主持之下而诞生。

庐山森林植物园创办之时，即以英国邱园为标准，胡先骕邀请时已成为著名蕨类植物分类学家的秦仁昌出任园主任，并派陈封怀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专习植物园造园及报春花科分类研究，两年之后回国，植物园园林即出自其手。植物园成立之时，确定以引种松柏类植物和高山花卉为主，松柏类植物与林业造林有关，其时中国造林尚不知选择何种适宜树种；高山花卉是丰富的中国园艺植物，将原产于西南植物移植于东南。于是，在庐山含鄱口山谷中开辟苗圃、设立专类园，在庐山本地及赴东南诸山采挖标本和种球，除种植于本园外，还用于国际植物园间种子交换以获得国外种质资源；静生所派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在云南持续不间断采集，其中任务之一，即为庐山植物园引种。如是获得大量且珍稀种类，不几年栽培植物达3000余种且享誉国内外。科学内涵如此丰富之植物园，初显风采，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庐山沦陷，大多数员工远走云南，在丽江设立工作站继续研究。但其在庐山四年创业，使国人明悉何谓植物园事业。

抗战胜利后，1946年陈封怀重回庐山，主持复员。植物园已是断垣残壁，由于经费拮据，恢复艰难，但此前引种种植之植物已生长成形，为宝贵之资产。陈封怀之坚守维持，极为重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业待举，此时国内几无植物园。庐山植物园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后，隶属于中科院植物所，迅速将植物园恢复起来，成为国内一颗明珠，其种类之丰富、园林景致之独特，国中仅有。于是，大中专教学实习、园林绿化事业兴起、研究材料之获得等均来庐山植物园；更有植物园兴建或恢复，即以庐山植物园为样板。如蔡希陶在昆明拟恢复植物园，派冯耀宗来庐山学习；武汉建设磨山公园，派员来庐山引种；更有中科院1954年重建南京中山植物园，调陈封怀率领七位员工前去工作，陈封怀还为杭州植物园、武汉植物园规划设计。可见庐山植物园影响之广。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许多植物园或研究机构，不是停办，便是解散；而庐山植物园因在庐山风景区内，在“文革”后期，庐山被国家列为少数几个向外国友人开放的区域，此时在慕宗山领导下，开始恢复工作，陈封怀时来庐山指导。植物园下设五个研究组，开展止血药、避孕药研究，承担薯蓣调查、《中国植物志》编写等国家任务，园林得到整治，面貌焕然一新，来山之中外游客无不称赞有加。1974年还拍摄彩色科学教育专题影片《庐山植物园》，展示植物园之科学内涵和美丽外貌。俞德浚在北京观看该影片，允称庐山植物园值得全国同行学习。1978年，进入新的时代，百废待兴，庐山植物园又成为领跑者。来园访学之中外植物学家络绎不绝，国外学者有英国邱园副主任、美国杜鹃花协会代表团，美国华裔植物学家李惠林、胡秀英等，更有1981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九届国际植物园协会会议，中国派出俞德浚等五位代表参加会议，其中有庐山植物园朱国芳。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该会，庐山植物园之所以派人出席，乃因其历史声誉而受大会邀请。此时研究项目甚多，因无专家学者，未取得重大成果，仅就编辑出版《植物研究参考资料》而言，初为内部刊物，但未能转化为公开发行之学报。

庐山植物园在三个历史时期，曾予中国植物学以贡献，但此贡献持续时间均不长久。第一次因抗日战争戛然而止于1938年，第二次因1954年陈封怀等人员被调离，第三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则因人才贫乏，不仅后继乏力且渐渐衰落。自陈封怀调离之后，庐山植物园无专家主持即为问题，且在早先各时期均被各级领导部门所意识，也曾在当时条件下设法解决，但均未见效，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即便是助理研究员也无一人。

2019年庐山植物园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重视，为谋走出历史困境，实行与中国科学院共管新机制，聘请黄宏文前来主持。2019年当年即开始实施人才全球招聘计划，因共建机制和黄宏文在学界之声望，庐山植物园开始具有吸引力，至年底招得13名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者入园，即以具有研究经历者组建课题组。研究组管理采用组长负责制，极大提高组长能动性和责任性。此后连续四年，均大力招聘，研究队伍迅速加大，按庐山植物园整体研究方向设立，经四年建设，成立5个研究中心，25个课题组。至2024年5月，全园在册职工197人（含在编职工141人，长期聘用专家22名，外籍专家8名），长期合作专家69人。在读研究生35人，其中博士研究生2人，人员数量和结构均有质的增加和改变。研究组在组建时，有些是改组而成，具有一定基础，并已取得学术成绩；而大多则是新成立且人才优秀。庐山植物园之再造辉煌，将因诸研究组之研究深入，而指日可待。2022年国家开始遴选一些优秀植物园以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庐山植物园又得到江西省政府大力主持，积极创建国家植物园，此举又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必将为国家科学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生物学史研究组长、研究馆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编、著有《庐山植物园最初三十年》《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全集》《秉志文存》《王文采口述自传》《静生生物所史稿》《西双版纳植物园五十年》《云南植物研究史略》《中国植物志编纂史》《华南植物所早期史》《中山植物园早期史》《北平植物研究所史略》《中国林科院木材所早期史》等书。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庐山植物园九十年》一书“自序”，现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