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考古实证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一体性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李雨馨毕经纬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汇流而成的伟大文明。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这一论述准确道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在考古学上有充分体现。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疆也由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出土的大量史前及历史时期具有内地文化印记的实物资料，既是新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实证，又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和中华民族一体性的重要物证。

　　物质文化的统一性和一体性

　　早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河西走廊的物质文化就传入新疆地区。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大量带有网格纹、菱格纹、叶脉纹等纹饰的单耳罐、双耳罐等陶器，带有明显的河西走廊陶器特征。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轮台阿孜甘墓地等还发现了东周时期中原风格的山字纹铜镜、织锦、刺绣和漆器等文物。这说明，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就已十分密切。

　　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新疆发现了大量汉代城址、墓葬、烽燧等遗址，出土了诸多中原风格的遗物。如楼兰城郊、交河故城、尼雅遗址等出土的连弧柿蒂纹“长宜子孙”镜、星云纹镜、龙虎纹镜、“君宜高官”镜、“宜家常贵”镜、瑞兽规矩纹镜等。中原织锦纹样与织造技术至迟于汉代传至新疆，如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了纹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以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汉字织锦，表达了尼雅人对汉王朝国家和文化的认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城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刘平国刻石”，记述了东汉时期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将军带领汉族、羌族等族同胞在天山南北关隘建城的事迹，反映了当时各民族在南疆交流融合、共同开发祖国西部的历史。

　　隋唐时期，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大量城址、墓葬、烽燧遗址发现了众多内地风格的遗物。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大量唐代汉文文书和包含大量汉文文书的“纸被”，反映了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新疆各地还出土了大量中原风格的铜镜，如尉犁营盘墓地、哈密博斯坦村、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巴达木东墓地等出土的四乳四虺镜、十二生肖镜、“上方作竟”龙虎纹镜、双鸾衔绶带纹镜、葡萄纹镜等。

　　宋元时期，新疆也留下了很多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遗存，比如若羌阿拉尔古墓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碗，若羌巴什夏尔、奇台东地唐疙瘩、高昌故城等遗址发现的钧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窑口瓷器或残片。

　　明清时期在新疆设立“哈密卫”和“伊犁将军”，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哈密沁城白山、吐鲁番戈壁滩和清代驿站遗址等发现了清代民窑仿成化款青花瓷片、“同治年制”款白瓷碗底以及青花瓷片等。在昌吉、石河子、伊犁等地也发现了清代内地风格的瓷器。哈密地区的刺绣纹样和服饰也吸收了内地湘绣、苏绣以及粤绣的刺绣技术，并采用了龙凤、牡丹、松竹梅等大量内地色彩的纹样。

　　精神文化的统一性和一体性

　　共同的精神文化是各族人民交流交融的纽带。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幻想神灵，对龙形象的认同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新疆的龙文化根植于中原龙文化。图木舒克唐王城出土有木雕龙首构件；龟兹地区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壁画中可找见众多的龙形象，克孜尔石窟193窟中描绘的龙王手持龙头幡，其两侧分别有龙形象，其右侧幡首是汉式龙头，体现了新疆各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儒释道三教组成的信仰体系自古以来就沁润着新疆各族人民。唐时期，儒学在西域多地成为显学，唐政府在西州（今吐鲁番）、伊州（今哈密）等地设立各级学校，使汉文化教育机构逐渐完备。吐鲁番阿斯塔那216号墓室的后壁绘有连续六幅“列圣劝诫”故事仿屏风画，这是儒家文化在新疆落地生根的体现。回鹘蒙汉文合璧《孝经》每句汉文之后用蒙古文对译，为古代蒙古族与汉族、回鹘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证。

　　道教是我国内地土生土长的宗教，相关文化遗存在新疆也多有发现。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南岸的汉晋墓群中发现了“日月”彩棺画，个别有彩绘穿壁、流云、蟾蜍、金乌以及“四神”图案，体现了内地的道教信仰。隋唐时期道教兴盛，内地的道教元素也传入新疆。吐鲁番文书和敦煌出土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记载了唐政府在新疆西州（今吐鲁番）、伊州（今哈密）等地设立多座道观之事。吐鲁番的巴达木东墓地发现了载有“黑帝”“四神”等道教神灵术语，反映了当地的文化认同以及唐代对西域的国家治理。伏羲、女娲是中原地区的创世人物，边疆地区也深受影响。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墓出土了30余幅《伏羲女娲图》，尽管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胡人特征，但尊崇伏羲女娲的传统体现了当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乌鲁木齐清代修建的红庙子道观，主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关帝，两侧配殿供奉四大天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还有依拉齐牛录关帝庙、扎库齐牛录娘娘庙等道教遗迹。可见新疆受内地文化影响之深。

　　制度文化的统一性和一体性

　　新疆和内地在制度文化上也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度量衡制度、货币制度、行政区划等方面。

　　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重要体现。在阿斯塔那墓中出土多卷文书，记载了高昌地区（今吐鲁番）使用度量衡的情况。墓葬所出前凉升平十四年(公元370年)残卷载“升平十四年□□□九日……瓜地二亩……奴垒四尺”，所出衣物疏“……黄金千两，正帛丝绢百匹”，所出《刘普条呈为得麦事》载“合得麦七十解九斗五升”等。阿斯塔那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墓出土了一件铅尺，尺身有象征性的压制刻度；阿斯塔那44号墓还出土了一把有使用痕迹的雕花木尺，正面等分10寸，体现了与中原度量衡的高度统一。

　　新疆还发现了很多与中央王朝有关的钱币。五铢钱是汉代新疆主要流通的钱币之一，多地都曾发现数目庞大的汉代五铢钱、货泉等。库车龟兹故城、木垒汉代遗址等曾出土汉代半两、货泉、五铢等中原王朝钱币，喀什莫尔寺遗址还曾出土剪轮五铢等。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记载“在道旁共拾得五铢钱600余枚，大小形式相同，盖皆为元狩之后所铸”。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曾一次出土过45公斤重的西汉五铢钱。唐时期的钱币也在新疆很多地方有发现，如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图木舒克唐王城、喀什莫尔寺遗址、龟兹故城、吐鲁番哈拉和卓等地出土过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钱币。叶城和阿图什曾出土大量宋代的天禧通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等钱币，元明时期发行的纸币以及明清时期的铜币在新疆也有大量发现，如哈密沁城白山遗址、吐鲁番台藏塔遗址、石河子沙乐村等地出土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光绪通宝等。此外，哈密解放西路还发现过162公斤清代铜币的窖藏。

　　吐鲁番的巴达木东墓地买地券中有“天宝八载”“交河郡”“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等文字，反映了高昌地区使用了内地的纪年和行政区划系统。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高昌崇化乡点籍录残卷，记录了当时高昌的乡里基层组织管理农村人口和土地的制度，是唐代新疆地区实行内地户籍法的实物例证。

　　总之，大量考古遗存显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尤其是汉代以来，新疆地区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均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尤其是大量中原王朝的官方文书、度量衡制度、货币制度和儒释道遗存的发现，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的“统一性”，通常表现为宏观层面上的一种文化态势，而非方方面面的相同。古代新疆长期与内地文化保持一致性的同时，也保留着自身文化的多样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多元性。

　　（作者李雨馨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毕经纬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国际长安学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