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首席经济学家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前提依然是发展经济，要重塑激励机制释放增长潜力

财联社8月1日讯（记者 梁柯志）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到底和其他既有的经济体现代化有什么不一样？怎么样才算是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又形成了怎么样的逻辑？

对此，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暨第三届大湾区经济发展大会上，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荀玉根、IGC首席经济学家何晓斌和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机遇进行解读和辩论。

三位机构首席从定义出发，再到体制落地和当下经济发力点，从政策、投资到就业、消费，以及房地产问题，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变化和机遇背后的投资逻辑。

主持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学术秘书长钱学宁表示，不管从政策、投资、消费也好，这一次三中全会也提出来宏观政策的同向一致问题，如货币和财政两种政策怎么协同配合？怎么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都是值得探讨的内容。

机遇一：现代化前提依然是发展经济，但要有耐心

海通证券荀玉根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目标，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路径，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具体的抓手。如果要解读现代化，最核心的还是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前面加了一个“中国式”，预示着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路径。

对于国情与共性，IGC首席经济学家何晓斌表示，会议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不过，首先是世界共有的现代化指标要达成，比如GDP、科技创新、人类道德水准，也包括法治意识、环境保护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要先实现。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全球思潮往保守主义转变，尤其是2018年之后在加速。在理解现在的政策思路时，应该放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去看待，情绪不要过于激烈，不要过多悲观和乐观。

机遇二：国企和民企将平等使用生产要素，重塑社会激励机制

三中全会提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到“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还是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分配。

赵伟呼吁，现在当务之急是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重塑激励机制。尤其在政策加快引导产业结构的过程当中，那些代表旧增长模式的板块收缩效应一定会出现，新的产业培育又需要一个过程；其次最好全方面重塑社会和市场激励机制，把各主体积极性调动起来，两者配合才能达成更好的效果。

荀玉根注意到三中全会公报的新提法，包括“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要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认为它从所有制主体来讲要平等要公平，给了未来很多想象空间。

具体而言，国企和民企也有定位上的新提法。对于国企的定位，关系到重大国计民生、关系到安全领域；对于民企，也提到了鼓励民企积极参与新兴科技创新领域投入。如果国企有一个职责担当，民企也有积极性，也许整体市场氛围会更好。

机遇三：新旧经济动能转换带来巨大潜力，给消费群体“减负”也是一种方式

对于可能比较漫长的转型期，三位首席认为要看中其中新旧转换带来的政策性和商业性机会。

荀玉根表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会碰到不同问题，国家治理、宏观调控也要更新升级、与时俱进。比如新旧动能转换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合在一起在经济当中占比才19%，此时还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到位，升级传统产业，稳住老经济和旧动能，发挥其稳大盘的作用。

再比如房地产问题，我国商品房比例太大，保障房比例很少，新加坡组屋占比80%、中国香港地区保障房占比30%，我们可以收储增加保障房比例，改善供应结构，同时支持居民购房消费来拉动经济。

赵伟则认为，转型过程当中经济的逐步下台阶是自然规律，就好像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年龄大了以后熬夜强度会下降是自然规律。

近年来一直强调消费拉动经济，但很显然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应该要更多把钱花在人身上。因为给社会提供活力的年轻人群体，收入和工作受到了影响，对此，赵伟建议“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一定的补贴？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另外，中年人群体给社会提供稳定性，往往担心万一失业，失业保险覆盖面不够，同时都背着很重的房贷，比起直接发钱，类似降低房贷利率和月供的政策往往会起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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