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之间②︱唯实：上海金融逻辑的七个环节|上海市_新浪财经

【编者的话】

“在北京，看上海”，“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系列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启动。“京沪之间”旨在解析中央政策，探讨上海思路。

第一场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历史学者萧冬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范世涛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科研部主任南储鑫四位学者，畅谈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上海战略。

从宏观大势到具体问题。第二场研讨会聚焦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杨盼盼、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张建鹏、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处长吴敏超与临港集团新片区经济公司副总经理张俊九位嘉宾。

本文为“京沪之间”第二场的最后一篇文章。

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敢干，才是最大的风险。

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上海为之奋斗了很多年，已经“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十四五”期间，瞄准能级提升。最近，这个事情被提到了新的高度。7月4日，上海市人大发布公告，征求关于《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草案）》的意见，回应时势变化。

“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第二场研讨会，就是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展开。

大家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直言不讳，比方说，安全和开放的关系，离岸在岸的关系，金融的跨部门协调。难度不小，但上海的金融机构、自贸试验区、金融主管部门还是在迫切推进。

与会嘉宾给上海的建议，一环扣一环，实际上有个大逻辑在里面。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

一、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有全球化的金融产品供给和全球的金融投资者参与。

上海金融机构中的外资占比还不够，和新加坡香港的差距不小；中国股市没有海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海外投资者持有的国内股票规模有限；海外持有的中国政府债券数量也有限……

“中国的金融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转型为现代化大国开放型市场经济的核心环节，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光说上海要搞国际金融中心，所有的制度条件你不准备去试，很难达到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配置中心的定价权、影响力。”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说，出于对安全的考量，“很多都是管道式、有额度的开放，监管者可以在需要时随时进行流量控制，甚至关闭闸门”。

二、全球化的金融产品供给和全球的金融投资者参与，需要有全球化的规则、开放的市场。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从定位侧重、发展路径和突破口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他认为，比顶层设计更加重要的是，要让外资能进来，敢进来，想进来。

“目前无论是交易规则，还是基础设施，在与国际规则、准则和习惯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一定采取名单梳理的机制，一项一项地认真梳理和调整，尽快在金融规则和习惯上与国际无缝对接，包括监管层面也要同步跟进，持续的优化金融服务效率，并形成我们自己的优势。”张涛为上海着急。

三、开放的市场需要离岸、在岸的平衡。

偏离岸，偏在岸的意见都有的。不过总体来说，二者平衡比较好。

徐明棋就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片区和临港新片区拓展FT账户的功能，让离岸、在岸连通。

上海金融主管部门，也在推动资本账户方面的立法。《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草案）》提到，“允许上海在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探索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新途径”“依托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位，探索设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临港集团新片区经济公司副总经理张俊介绍了滴水湖金融湾建设的进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杨盼盼在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调研报告时候讲到，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了规避汇率风险，有了更多意愿使用人民币结算。

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处长吴敏超介绍了跨境业务的十个场景。正如杨盼盼所说，“如何进一步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两方面，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形成于我有利的生产网络，是非常有必要的。”总体来说，专家们认为相关、就近策略为宜。

她追问，未来跨境人民币业务能不能服务整个链条？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服务在中国的经营者这一端，也服务境外的交易商。目前这两块相对而言服务的链条是分离的。

进一步而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相较于货币职能上升到结算，从结算上升到真正的计价，以及在对手方之间的国际循环，实际上还有一段距离。”

四、市场的平衡需要投资价值的支撑。

上海想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向投资者提供保值增值的投资标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值得投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说，中国的银行有三大偏好：国有制偏好；重资产偏好，要有抵押；大项目偏好。这不利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模式还要快点改变。过剩产能太大，消费占比又低。

五、投资价值需要稳健的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以欧美日的债务目标变化为例，再次提醒，中国的通胀目标和债务水平，不可照搬国外标准，更不能一成不变，要随机而动。他继续呼吁采取真正积极的金融和财政扩张政策，尤其是，要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缺口急需填补。

六、稳健的经济增长需要有稳定的预期。

七、稳定的预期需要法治。

第六项和第七项两个话题，在“京沪对话”第一场就讨论到了。国内外都关注上海的经济数据，其实更关注上海的社会动向，尤其是法治的举措。上海这个地方，不管好的还是坏的，声音传得远，传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