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天,老舍结束了六年的海外教书生涯,受聘济南的齐鲁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3年3月,他应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称一师)的邀请,为该校师生作了一场演讲。演讲中有关文学中感情与思想关系的内容,引发了学生们的疑问。
□纪习尚
邀请老舍演讲的一师成立于1902年,是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府之一,历经山东师范馆、山东师范学堂、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山东省立一师、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等阶段,1914年改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30年,学校有学生15班、480余人,分为本科、专修科、讲习科、农村讲习科等。师资力量也很雄厚,48名教职员中,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25人、高等师范毕业的7人,高等学历占到三分之二。
老舍的文名,学校师生早有耳闻。当时老舍已出版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坛有了一席之地。
时任一师校长于国源,于1933年3月初与老舍联系,邀请他前来讲学。获得老舍的首肯后,于校长在3月10日下午召开的第六次校务会议上说:“齐鲁大学文学教授舒舍予先生,已允来校作学术演讲……”
教务主任随后来到齐鲁大学拜访老舍。两人商定,演讲题目拟定为“怎样研究文学”,由于内容较多,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安排在3月17日,第二次在次日下午。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和老舍当时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那时老舍在齐鲁大学开设了《文学概论》课程,是文科二年级的必修课,理科二、三年级的选修课程。
为了讲好这门课程,老舍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他翻译了哲学博士伊丽莎白·尼奇《文学批评》一书的前四章,从1932年12月起,陆续刊登在《齐大月刊》和《齐大季刊》上；他编写了近十万字的《文学概论讲义》,分十五讲,论述了文学的特质、起源、风格以及诗歌、散文和小说的鉴赏等内容；此外,他还在1931年的《齐大月刊》上发表了译作《但丁》、著作《小说里的景物》等文学赏析和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
1933年3月17日下午,一师的师生们很早就来到大礼堂,都想近距离一睹老舍先生的风采。
一位名叫欢章的同学,当时正和数百名听众一起,安静地坐在台下。开讲的时刻到了,欢章同学看到老舍站在门口,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大褂,戴一副亮晶晶的眼镜,头发乌黑,很有精神。当他缓步走进礼堂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教务主任作了简短介绍之后,老舍登上讲台,用短而洪亮的声音说道:“在这里第一要声明的,就是我今天所讲的都是实话。实话向来是不大好听的,但如果我只就好听的讲,诸位也许不愿听,所以勿宁讲点实话。”
在这天的演讲中,老舍首先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谈起,他说:“我们如果想研究文学,必须从文学的本身起,拿外部的研究作为参考、以世界文学作为对象,从整个的历史的时代中把握文学。”
“从文学本身起”,是指研究文学,要研究文学作品本身,而不是去读文学理论这样的二手资料。用老舍的话说就是:“我们无论想研究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动手去研究。只靠听别人,自己偷懒,那是不行的。”
“以世界文学作为对象,从整个历史时代中把握”,是指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不能以时代或地域为限制,评价一部作品的价值,要把他放在世界舞台、时间长河中,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综合比较。老舍在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老先生说:‘五经四书最好!’新学者说:‘普罗文学最好!’到底是谁好谁坏呢?我们只有以世界文学为整个的对象、从历代的研究中以求得评定好坏的准绳。”
如果说老舍第一天关于“如何研究文学”的演讲,师生们表示认同的话,第二天有关“什么是文学”的论述,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第二天的演讲中,老舍说,思想、道德、感情是文学内容的三大要素,但三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历代的作品中,这三者也不是平均发展的关系。三要素中感情最重要:“文学的基本要素在于感情,有一天人类的感情没有了,那么也就没有了文学。”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老舍讲了英国作家赫胥黎的小说《勇敢新世界》中的一个故事:“将来的社会里,人们将没有现在的亲族关系。在巨大的实验室中,造出不同种类的人。一个人一生所能从事的职业,早在试管中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只知道机械地工作,没有理想,没有宗教,也没有感情。在这样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文学?”
老舍认为,至于思想,虽然也很重要,但程度远不及感情:“伟大的文学者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因为思想的表现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去发展,譬如哲学；而文学几乎完全是感情的领域。”
老舍演讲中表达的文学观,引起了一师学生的热烈讨论。听完演讲后,他们纷纷在《一师校刊》上撰文,表达自己的意见。
欢章同学在《听舒先生讲演后的一点管见》中,首先赞扬了老舍的为人和学识,接着笔锋一转,写道:“我听到这里,实在莫名其妙。为什么思想只占文学中最小的部分呢?”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中,感情固然重要,但思想同样是不可忽略的,比如《孔雀东南飞》和《石壕吏》,“前者之不满意旧式家庭的压迫,后者之痛心于当代时局的混乱,作者的伟大的思想,岂能一笔抹杀?”欢章同学不能认同老舍的观点,他认为:“先有伟大的思想,而后才有有价值的作品。谁也不能否认。”
另一位叫张绍烈的学生,用更长的篇幅,分两期在《一师校刊》上发表了《思想与感情的一点小小管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张绍烈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经常在《一师校刊》发表诗歌、杂文,课余时间,他也和同学讨论过文学作品中思想与感情的关系。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文学作品中,思想和感情是合二为一的,文学作品中既不能缺少感情,更不能没有思想。它是文学作品的骨架,绝非可有可无,“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简直没有称它为文学的余地。”
从25岁到31岁,老舍一直在国外大学教书,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他1930年回国后也是在大学工作,他的文学观,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
而对于一师的青年来说,他们经历过五三惨案、九一八事变,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是激发国民抗争精神的武器,因此思想性最重要,必然要饱蘸着爱国主义精神书写。
老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文学,强调它的艺术性；一师的青年学生则是从现实的角度,关注它的功用性。两者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许算不得冲突。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的创作观发生了较大转变,他的创作开始更多地融入思想。在1940底写成的《三年写作自述》中,他回望了这个转变过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谈国事’,不论什么一点点细微的感情与趣味,都能引起读者的欣赏。”可是战后,如果“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他大幅减少了可以尽情挥洒自己感情的小说创作,转向新形式、新内容的创作,写了大鼓书、河南坠子、甚至写了数来宝。比如,他为曲艺班写了山东大鼓《卢沟晓月》、相声《卢沟桥战役》、唱词《打小日本》《骂汪精卫》等,都是以民族精神为主线。这些作品经艺人们传唱,在文艺抗战中发挥了作用。
近来,随着《一师校刊》等资料的数字化,老舍这场演讲的全文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回望这场交锋,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更完整地了解老舍的早期文学思想。
(本文作者为山东即墨人,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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