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故事你带酒：一个意大利青年的上海往事_新浪财经

文 | 袁大渴

2021年秋天，上海， 706青年空间，我第一次见到Ale。我推门往里望，人丛中坐着一个老外，大卷发，高个子，意大利人。开始我以为他是上海常见的那种外国人——活在几家酒吧，和外部世界的交集是，你好，谢谢，我爱你……后来我发现，Ale有些不一样。他跟我们说中文，还办了一个中文写作俱乐部。

Ale在其中文日记中回忆起当时的一次活动：

“天平路36弄，靠近武康大楼的位置，这也是一套复式住宅，不算大，哪怕人不多，也很容易坐满。我第一次去是8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活动发起人是一个在杭州读研的女生，讲的主题是中国性工作者的现状。她讲完之后，是几个观众有序地举手，和讲者开始问答环节。我喜欢这种安静、专业、平等的交流：一起观察社会，共同形成讨论，逐渐突破自己的认知。”

后来我进了Ale的写作俱乐部群聊。那是我第一次读他写的东西——一条群通知：

“大家好，我是写作俱乐部的带领Ale。谢谢每个人对写作俱乐部的兴趣！我们计划明天晚上（10月20日）八点开幕。‘我带故事，你带酒’是俱乐部的概念。我们欢迎一部分人带上自己的作品来分享，同样欢迎其他人带瓶酒来当观众、表达对作品的感受、交流创作（限制八个人，报名了尽量别放鸽子）”

一个意大利人，给活动取了一个节奏轻快的中文名，还会精准地使用感叹号（比我妈更精准）。

几个小时后，群里出现好几张活动照，大家围坐在木地板上埋头读诗。Ale还分享了一个pdf文件，是他那晚的文章《米兰的球赛，上海的深夜，他妈的》。

后来，我在不同的人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Ale的一些消息。2023年初，他离开中国，到东南亚各地旅居，仍然敲汉语拼音，仍在用中文写作。他还写了一本中文书，要出版了……

最近，Ale回来处理他的新书。在中山公园，我们一圈圈散步。我们聊到，天平路的那间小房子在几个月后因邻居投诉而关门了，2021年许多朋友在那里相识，后来大多离开了上海，或者说中国。大多数人仍在看精神科，包括我。

这次见到Ale，他状态稳定，甚至可以说平和过头。中文让他抑扬顿挫，但他总能精确地将其控制在恰当范畴。我从没想过他会继续写那么多，那么久，在我们都对中文心灰意冷的几年。

2016年，Ale决定来中国，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赌徒般的决定。23岁的他，毕业时有幸成了每五个意大利人中失业的那一个。有一天他对着电脑浏览网页打发时间，偶遇《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一百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他想，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那段时间，他刚拍了一个关于罗马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又被老师拉着为短篇小说拍短片，电影是他虚无岁月里的一个念头，一点希望。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2014年，他曾借着体育记者的身份到南京报道青奥会，感受到了那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一落地，他就认识了好几个志愿者。“南京申请做青奥志愿者的人有十万三千人，这表明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 Ale写道。在他眼里，中国人热情友善，态度开放，并不像此前想象的带些神秘的孤立。Ale描写过一位叫Dai Li的志愿者：“遇到的运动员不会英语，她觉得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说，‘我们可以玩游戏。中国人能跟其他人连接。连接很容易，像玩拼图一样’。”在南京的街头，Ale还发现了《丁丁历险记》的中文版，他买来送给收藏《丁丁历险记》各种版本的爸爸。一切都十分顺利。

Ale有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人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

23岁，一个决定不需要想很久，不确定感意味着诱惑而非危险。 Ale想好了目标，准备去中国学电影。2016年，他再次落地中国，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新生活。这一次，他至少要待四年时间——先学一年中文，再去北京电影学院念一个硕士。说不定，他能看到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电影市场的那一天。

Ale在中国的第四年遇到了新情况。2020年春天，北京出现了新冠病例。当时Ale没有飞回意大利，他和几个留学生朋友们一一道别。反正疫情过几个月就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就要开学，对吧？

告别之前，他们做了“历史上最无用的餐厅预定”——去一家一个人也没有的巴基斯坦饭馆吃饭——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他们桌前，给每个人测好体温。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何东第二天就飞回英国，于是他把多余的口罩让给了留下的Ale。

在这之后，Ale成了为数不多留在宿舍里的留学生，气氛很沉静。有一天，他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楼下的前台女士挨门挨户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也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6月18日，他终于搬离了学校，并签下一份声明。学校开的出门条上写着：“外出时间：11:00，返回时间：——”。留学生部门的老师大大松了一口气，连打车搬走的四十二块八毛五都给他报销了。

后来，该经历的事他都经历了。租房时，被“外国人住宿登记”耍得团团转；中国大多数酒店不让外国人登记入住，他住不起价格昂贵的大酒店，要么偷偷找小旅馆，或者，干脆睡麦当劳；他在支付宝寻找能用护照登陆的核酸码，就像走入一道迷宫。在将近一年多的半放开时期里，Ale游荡在各个城市，青岛、河北、山东，他做了一系列老外最容易想到的工作：语言老师、演员……他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不想重复被关在宿舍好几个月的经历。

在中国的第五年，他终于感受到和周边人的摩擦。走路去超市，两个骑电瓶车的初中生对他们大喊“fuck you！”开车等红灯时，公交车上的奶奶看到他，赶紧叫朋友带上口罩。而在老家意大利，似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往前走：Ale的大姐在创业，二姐搬到了西班牙，许久没见的朋友当了爸爸，女儿两岁多了。

哪里才是家呢？是没剩下几个朋友的北京吗，还是已经离开五年的意大利？Ale不甘心带着误解和矛盾告别。他决定再试一试。2021年，他搬到了上海。

上海给Ale带来了几个影响，一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秩序感，那是由写作小组建立的。二是物质生活的熟悉感。离他的住处骑车几分钟，就可以买到萨拉米、火腿，或者普罗赛克葡萄酒。整个城市的比萨店似乎比罗马的还多。

写作小组每周三聚一次，十多个人会到Ale家来。活动规则只有两条：必须带上自己的作品；没有作品，带一瓶酒。 Ale会准备一盘奶酪和火腿，他仿佛回到了罗马的小巷，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坐着，聆听彼此的作品。

他写下第一次在家办活动的场景：“那天晚上，临近活动的时间，我忙着调酒和切法棍的同时，来得早的人帮我给到场的大家开门。我挑了几杯酒之后转身，看到二十多个人坐满了整个出租屋。椅子、沙发、床上、地上都是人，几乎看不到木地板，我能想到的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国家，感谢党。’”

经常会有新的面孔来参加，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准备去美国读书的，有没上过大学的社会人士，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人们不一定会做自我介绍，常常直接分享作品。哪怕每周都见面，有的人也不清楚彼此的工作是什么。如果真的暴露了自己的正式职业，可能说完了会笑笑，仿佛说的不是自己，而是白天活着的另一个人。写作俱乐部恢复了一种失去已久的正常：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在奶酪与火腿旁，在信任的环境里讲自己的内心生活，和他人分享。

办写作俱乐部，给了Ale来到中国后最像家的感觉。他持续记录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对他来说，写作是和身边人连接的一种方式。连接，他常常说这个词，没有那么结果导向，也并非是社会学或者政治学观察。他靠写作找到和身边人的连接。

只是没过多久，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2022年春天，Ale在出租车上咳嗽，司机问他，“去过浦东和嘉定吗？”然后看了一眼导航，再戴上一个口罩。3月13日，Ale准备办写作俱乐部，有人说无法参加。

“[苦涩]这两天我也出不来了，祝大家愉快。”
“我们小区也开始了[苦涩]今天也出不来了，好遗憾，希望快过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儿。”

3月中的一个周末，Ale所住的花园坊小区也关门了，随时买到的普罗赛克酒变成了团购。外国邻居们被拉进一个群，取名“花园坊（English speakers）”。 “求食物的人多，实际能下单的却很少。你参加了一个团购，然后团购失败了。或者你是第三十一个人，而团购只接受三十个。”群主发来精品超市高价套餐的链接——四百五十元，能喝到意大利气泡水；八百九十八元，能吃到进口巧克力棒和有机鸡蛋。

Ale记下了一些以物换物的对话：

“我这里有十四个鸡蛋，”4号楼的加州邻居卡雅说，“我比较担心。”
“鸡蛋可以吃好久，”Ale回她说，“好像四十五天。”
“不是怕坏掉，是怕我很快会吃完。”卡雅说。
“我们这里有七十五个。”其他邻居说。
“好的，”卡雅说，“知道周围有鸡蛋，感觉好多了。”

Ale做出的贡献是酒。雨夜里，他通过铁门下狭窄的间隙把酒一瓶瓶递给对面街道的人——通往花园的铁门中有一处之前被用来喂猫的圆洞，刚好放得下一瓶酒。人们说句感谢就赶紧跑回家。那一天，社区发了一份《必须品清单》。“基于我难以理解的标准，水果是被允许购买的货品，但仅限于苹果和橘子。”

那些天他找到熟悉的进口商，他们的仓库有酒，但封了起来，再加上通行证很难办。最终协商的结果是，订单需要满五千元，他们才愿意冒一次险——去仓库偷偷把酒拿出来，委托别人去送货。

许多人计划离开。做Youtube博主的意大利朋友住在浦东，打算搬去东南亚。做电影的同学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研。亭子间的邻居拖着行李走去虹桥，回了老家。香港邻居则飞往泰国。“花园坊（English speakers）”陆陆续续散了。

Ale约会的对象因为护照过期，需要办新的，但负责相关业务的机构停摆了，网上流传的帖子放大了她的焦虑。她问Ale考不考虑假结婚。意大利的高中同学发消息给Ale说：“快点回来吧，米兰可能真的要拿冠军了。”

半年后，Ale也走了。写作小组停止了聚会，但他仍在用中文写作。他的豆瓣介绍改了许多次，从“意大利出生的写作者”到“游牧写作者“……唯一不变的是那句“我用中文与世界连接”。

这是可能的吗？

离开中国一年多，这次回来，Ale发现大家的生活更紧张了。常常对工作不满，也对找不到工作不满，不管说什么，最后都以“大环境不好”收束对话。

“‘大环境不好’是我听到最多的话，仿佛一种万能解释——这个领导对我很糟糕，但能怎么样，大环境不好，我也辞不了职。”他停了几秒说，“当然，我也不想陷入某种媒体叙事里”。“媒体叙事”，我想，他中文说得更好了。

在重庆的一家书店做活动，有位女生问，你为什么在说起上海时要用“那两个月”？聊起这件事，Ale笑得很轻盈，这是为数不多让我意识到他是外国人的瞬间。回过头想，豆瓣上能发什么，的确决定了Ale怎么去写作。“中文塑造了我”，他又加了一句，“我中文写作的风格是被网络环境所塑造的”。

最近，他新书的CIP（图书在版编目）终于通过了，等待一个CIP，就像K等待城堡打开大门。那段时间常读到他的豆瓣广播，“边等书稿审核边对《天才女友》里的莱侬莫名地来气：莱侬，你试试来中国出书。”

“那么你能辨别出中文里的好语言和坏语言吗？”

“会有一些很本能的感受。比如警察叔叔，我不喜欢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么可爱的方式去形容一个严肃的职业？”

“那两个月”里，有家欧洲杂志联系Ale，想让他写一篇关于当地情况的文章，但他不喜欢。“他们太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了……比如那些有未来感的高科技、反乌托邦小说的画面，一架无人机在小区外播放禁止出行。但是，它们比死掉的老人更重要吗？”

走了几步他又说，“就是没有人文关怀”。我不确定他如何理解这个词。我的理解是，对具体的普通人发生什么，没有很大兴趣。

而这正是Ale的兴趣，聊天中他经常说，他对于解释中国没有兴趣。为什么是他来解释？他能解释什么？他写作的动机很简单，“我想要我的经历和有相应感受能力的人相遇。”

我们提到何伟， “何伟在写作时，面对的是美国读者，但我对意大利读者说话，告诉他们经历的这些，总是觉得很困难，解释不清楚。我写在中国发生的经历时，很难感到和他们有连接。”

“比如小区里的事，我的高中朋友们不知道小区是什么，用英文写小区也要解释半天”。再比如Ale搬到上海后，隔壁亭子间的代驾小哥发了一条朋友圈： “本来是为了不吃泡面才来的上海，结果来了连泡面都吃不上。”Ale记下来，写在了上海的故事里。“你说，这句话让我怎么和意大利人解释？”

“那你脑中的读者是谁？”

“和我经历过相似事情的人，我想和他们分享。”

“所以你写中文，是因为在你的生活里，和说中文的人连接最深。”

Ale点头。“换句话说，我懒得和我的意大利高中同学解释什么是全域静态管理。我宁愿和已经懂静默的人聊。那些文字产生的情感连接，是我能熬到2022年底的原因。”

我想起周三夜晚的写作俱乐部，还有天平路上的小空间。每天，每段时间，都有人在，不是办活动，就是做饭、聊天、喝酒、听音乐。有的人会直接打地铺。上海的秋天很舒服，微醺后，我们流荡在徐汇的夜里。

然后是那两个月：退租、离开、主动的与被迫的。写作群长年无言，一年前突然弹出一条通知，什么时候聚一聚？再无后续。对我来说，Ale是那几年无数四散的影子中的一个。

他的话让我一下回到了写作的最初：写一个故事，说给身边的人听。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挤着二十来人的客厅不剩什么活动空间了，大家坐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觉得很奇妙：这是写作俱乐部的第一次活动，但大家好像一直都在等它，很自然地融入了节奏。有人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一个中文写作的活动居然是一个意大利人发起的！”），而我很好奇都会有谁来。有人在分享作品之前说，她这一天都在公司，没怎么说过话。有人说，上班之后很难写东西，一有写作的灵感就被老板打断了，后来也就忘了。有人写了一首诗，《车厢里》，讲述上班坐地铁的枯燥：

突然有一股巨大的无聊

在车厢里

将人们弥漫

绳子

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空气友好地将其承接

有人

打了一个喷嚏

从墙壁上的孔洞

传出了友好的提示声

车厢里

绳子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