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方法

转自：团结报

　　□ 王  康  

　　大数据时代，文献资料爆炸式增长，信息日趋数据化，为量化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新的契机。量化历史研究以量化数据库为基础，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与因果关系，成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益补充。虽然量化方法偏重社会结构的讨论与分析，最先应用于社会史、经济史等领域，但它也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带来了新契机，这一点业已为若干研究实践所证明，而且会由此开发出许多新的研究论题。

　　量化历史研究内蕴“人”的因素，让数量更多的普通人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最大范围地实现社会文化史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取向。国内社会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强调贴近社会底层观察历史变迁，总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欧美研究经验提示我们，量化方法是克服“精英主义”的必要方法。偏好计量方法的美国新社会史学者和年鉴第二代学者，在关注“人”的价值取向上，都承认普通民众的经验在历史中的重要意义。目前，国内量化历史研究者已注意到历史档案中普通人的生命数据。笔者利用清代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涉及财礼的案件，摘录出财礼数量、缔结婚约双方的出生地、年龄、职业、财产等信息特征，构造婚约数据库，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清代民众的婚姻嫁娶行为。

　　社会文化史关注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的相互关系。运用量化历史方法能够揭示文化、政治等形成的社会基础，如地理、经济、人口和职业结构，进而讨论文化史问题。欧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既收集量化数据，也在档案、回忆录或报章中搜集文字表述信息，有限度地呈现平民的观念、行动、日常生活。（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7、39页）量化历史方法能够揭示文化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彼得·伯克收集600名文化精英的信息以表格的形式输入电脑，聚焦文化精英的社会关系及其作品诞生的政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功能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同时期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文化观念变迁进行阐释分析。（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刘君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页）

　　量化历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史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以个人或其他单元级微观史料数据信息为基础构建量化数据库，开展多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的量化研究，能够沟通微观与宏观研究，为进一步形成突破性、宏观性历史理论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梁晨：《从微观数据到宏观历史：作为桥梁的数字史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量化研究的基础是数据系统，数据系统并非都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以数字形式讲述鲜活的生命故事。数据分析语言与文字一样，都可视为一种历史叙事。南京大学梁晨团队制作的“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收录了33所高校近12万学生个人层面的多维度信息，借助量化方法，对籍贯、家庭住址、高中驻地和大学驻地四类信息分别进行计算和连接比较，动态地呈现民国大学生群体地理来源的模式、特征和变迁。（梁晨、任韵竹、李中清：《民国大学生地理来源量化考析》，《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融合量化方法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既能延续日常生活史的资料优势，又能采信大规模的文献数据，形成涵括诸多个体生命史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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