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丁爱博：六朝考古

丁爱博（Albert E.Dien），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的资深教授，美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考古成就卓著。

丁爱博教授生于1927年，自幼对亚洲文化怀有浓厚兴趣。1946年开始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古代汉语。1956年被学校派遣到台湾地区学习中文，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同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旁听刘崇、沈刚伯等名家的中国史学课程。其后返回美国撰写博士论文。博士毕业以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1960-1961）；1962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担任中文助理教授，并兼任台北台湾大学斯坦福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66年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再度被斯坦福大学回聘，此后一直从事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1977年首次到中国大陆进行学术交流，曾多次到大陆各地考察古代遗迹，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宿白先生、历史系田余庆先生和荣新江教授等交往甚密。1993年荣休以后，荣任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2009年荣获斯坦福大学“教学卓越终身成就奖”；2010年荣获台湾师范大学杰出校友称号。

丁爱博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尤为擅长魏晋南北朝历史与考古，且著述颇丰。其中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当属200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这也是他集30年之功力完成的一部有关魏晋南北朝（即西方部分学者所称的“六朝”）物质文化史的杰作，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用英文撰写的综合性魏晋南北朝史专著。此书以大量考古材料及丰富的文献史料，全面、系统地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物质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此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梅田先生译为中文，并于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丁爱博教授

请问您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中文和中国文化的？

丁爱博：我在念小学时就想学习一些国外的文化。先是对中亚很感兴趣，之后转向印度。所以到了念大学时，开始学习印度的梵文。但在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印度的社会与文化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于是就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那是在1946年。我是在18岁时开始学习中文的。

据说那时您一直学的是中国古汉语，对吗？

丁爱博：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只能读到古文，也没有机会到中国来，所以我学了10年的文言文，对现代汉语所知甚少，以至于1956年我初到台湾时，连“你好吗”之类的简单口语都不会表达，很难进行交流。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才开始学习中文的日常会话。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到台湾地区学习中文？

丁爱博：我们学校一直有一个主要为提高学生中文口语水平的派遣项目。1949年以前，我们那里学中文的学生可以被派遣到北京深造。1949年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们没办法继续这种交流了。到了1956年，我们学校决定改派学生去台湾，我因此成为头一批到台湾学习的5个人之一，在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学习。当时的英文系主任梁实秋教授为我们找了一些很好的汉语老师。

在您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与老一辈中国学者有很多交流。能否谈谈其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中国学者？

丁爱博：头一位应该是董作宾先生。我还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中文时就见过他。当时他在那儿访问，待了一年。但那时我还不怎么会讲中文，只能看看他。到台湾以后，我常常旁听刘崇的史学史课，还有沈刚伯等，他们都是很有名的学者。我在台湾做了两年半的学生，从1956年到1959年，随后回国完成博士论文。再之后两年我去夏威夷大学任教，教中文和中国文化。1962年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并以教授身份回到台湾交流。从这时起，我与沈刚伯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1977年我被派往中国大陆，开始认识这里的学者。其中接触最多的应该是宿白先生，我已经不记得是怎样与宿白先生相识的了。只记得和他在拉萨有过一次会面。当时他正在那里做研究，我和夫人去旅行。他邀请我去了一家小饭馆，说那里非常好。我们去了以后，感觉真的非常好。昨天我和李梅田先生一起去拜访他，还提起这件事，他也还记得。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另一位交往较多的中国学者是田余庆，他曾到美国访问一年。在斯坦福，我们有较多的交流。还有荣新江，因为我们的研究方向接近，都对中亚、粟特人感兴趣，所以我们就认识了。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学者，如吴焯先生等，都与我有很多学术上的交流。

您涉猎的范围很广。您为什么选择六朝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

丁爱博：我学习中文是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学了3年，之后转入加州大学。在那里我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六朝文化的。另外他对中亚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就跟随他选择了六朝作为研究方向，但也研究中亚。可见老师的引导非常重要。当然，六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物质文化非常丰富多彩，我也很高兴能有这样的选择。

以前有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六朝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认为这是一个黑暗时期。对此，您怎么看？

丁爱博：那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有些学者已经认为，欧洲也没有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对中国而言，说五胡时期黑暗当然也不对。那个时代不但是一个强大的时代，也是一个有众多新发现的时代。不能因为汉唐时期是盛世，中间那段就是黑暗的。我反对这种认为六朝是黑暗时代的看法，我是不会用黑暗时代这个说法的。六朝研究的好处在于，汉唐时期国家是统一的，地方性的文化现象不容易反映出来。而六朝处在分裂时期，各地的地域性文化很难被掩盖起来，民间的生活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六朝时期地域文化差异显著，尤其是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民族原因还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丁爱博：有人可能会认为南方文化水平高，北方朴素简单，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南方虽然保留了汉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北方其实也存在独特的文化面貌。在《魏书》等一些北方正史中，就留有当时北方人对南方文化的看法。比如北方人会嘲笑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以及较混乱的生活作风等，这都是由于南北不同地方的人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再举个例子，颜之推在其作品《颜氏家训》里就谈到这样的事：在北方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替人写了个买卖驴子的契约，写了满满三张纸，还没出现“驴”字，写得非常啰嗦。曾经有人在翻译《颜氏家训》时解释说，之所以这位博士写了三张纸都没出现“驴”字，是因为他不会写这个字，得出北方人文化水平较低的结论。其实这种解释是完全不对的。这并非他会不会写的问题，也无关文化的优劣，只是由于他们的习惯使然。对于经学，南北方也有不同的传统。“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文化有高下之别，而只表明在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出现这种差异，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因素，南方的皇室和贵族并没有非常稳固的权力，不能完全控制南方民众，而南方本土的民众才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皇室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们不能过于违逆当地民众的意愿，不能强占全部土地，他们需要在自己的统治和人民的意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而北方就不一样，鲜卑人在政权里拥有绝对权力，所以在北方的文官就需要小心翼翼。墓葬中随葬的陶俑，南方发现很少，北方却有很多。陶俑是反映军事情况的，这说明北方是用军队武力控制国家的，而南方则相反。以高欢来说，他就担心他的鲜卑军人投奔西魏，文官投奔南方。虽然在南方文官也不会获得更多权力，但会获得皇室贵族的尊敬。颜之推就是这样一位文人。当西魏与梁交战，将他俘虏回长安，他听说北齐与陈交好，于是投奔北齐，希望借此能再回南方。虽然他并没有成功回到南朝，但他的这一举动表明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些愿望。当时南北方文化确实很不一样。

您对颜之推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为什么您对这个人物兴趣如此浓厚？像《颜氏家训》这类非正史的文献，它在您的研究中占有何种地位？

丁爱博：我曾经做过关于颜之推的论文，他的经历非常特殊，《颜氏家训》更是提供了大量关于六朝的史料。《颜氏家训》这类非正史材料非常重要。正史是政府组织编修的，看起来好像很重要，但当时的风俗习惯、南北关系、南朝历史等很多方面都可以通过非正史材料来了解，这些是正史所缺乏的，而这恰恰也更为重要。《颜氏家训》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南北朝民间生活习俗的内容，这在很多别的史料中是看不到的。所以，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绝对不能忽视《颜氏家训》这样的史籍。

李梅田老师正在翻译您的著作《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对此我们非常期待。请问，您在书中提到六朝时期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融合（hybridization）而非同化（assimilation）。您能进一步作些解释么？

丁爱博：Hybridization的意思是一个社会学习另外一个社会的某些方面，但还保留自己的特性。例如，外面的人看这个人是美国人，但美国人知道他是德国人、法国人、希腊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性，可能还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中文中的“融合”是这个意思吗？“融”是“融入”，“和”是“在一起”。而assimilation是指两个文化完全区分不出来了。我看过很多文章，确实都把hybridization译为融合，但我看不出来那个意思。比如粟特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是hybridization，似乎说粟特人都非常高兴与中国人融合。我自己一直在尝试能否更好地描述“那个粟特人一直是粟特人”。比方说在粟特人的祆教中，死者的

身体不能碰到水、火或者土，所以他们把尸体放置在石头上。虽然他们的墓志都用中文书写，内容也与中原人的墓志没有明显差别，但他们用石头而不用木棺，这就表明他们保持了粟特人自己的传统。当然，我们能看到墓志上的中文，说明他们是融合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粟特人在生活中到底使用什么语言。

六朝时期的考古材料非常庞杂，你是如何将考古材料与当时的物质文化、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

丁爱博：我觉得通过考古材料可以很生动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我有好几篇文章都在作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一篇是关于魂瓶的讨论。我觉得通过魂瓶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非常有意思。不然的话，它也就是一件陶器而已，没有太大的意义。魂瓶主要流行于西晋时期，到了东晋就逐渐消失了，为什么呢？可能因为西晋以后北人南迁了，祖先的灵魂留在了北方，于是就可以展开关于灵魂的讨论，灵魂是存在于墓葬还是存在于宗庙？东晋时期应该是认为灵魂存在于宗庙的。因为南迁之后的北方人往往只能在宗庙中祭祀祖先，于是魂瓶也就不再放在墓葬中了。相反，假如将魂瓶放在墓葬中，则可能被看成对当时朝廷的反抗。因此，通过魂瓶的流行与消失，就可以讨论当时的很多文化现象，包括精神文化方面。

近些年中国发现很多粟特文物，您昨天的演讲也通过史君墓给我们介绍了粟特人的生活状况，是否也是沿着类似魂瓶研究的那种思路？

丁爱博：对，通过考古材料来管窥社会，这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关于粟特的研究，我的兴趣是通过考古材料看粟特文化如何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变化的。至于其他方面，如中国文化与艺术是否也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我想这大概是艺术史的内容，我对艺术史没有太多研究。

您最近的研究重点有哪些？

丁爱博：最近最重要的研究主要还是有关粟特文化的。再有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在编《世界史学史》，其中有关于中国方面的内容，我主要负责写《六朝史学史》部分。英国剑桥大学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剑桥魏晋南北朝史》也将由我来主编。

您对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展有何想法和建议？

丁爱博：李梅田先生正在翻译的那本书（《六朝文明》）是20年前张光直先生叫我写的。当时我着手这个工作时，还很难找到一本综合性的著作，大多是考古简报，于是我只好先作一个考古材料的数据库。我花十几年时间，一共作了1800多座墓葬的数据库，包括地理位置、墓葬大小、出土文物等内容。数据库完成之后，我才有可能开始综合研究。这是20多年前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考古学家发表了很多优秀的综合性考古论著。

另外，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问题。我想考古学也需要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相互理解、共同发展。我在斯坦福大学考古学方面的同事，他们的研究非常抽象和概括。中国学者想要和国外合作也需要在抽象研究方面更进一步。我举个例子，以前我们举办了一个活动，一位中国学者在他的报告中非常详细地介绍某个遗址出土情况的具体细节，而一位南美考古学者则是根据他的考古结果去推断当时的居住环境等，可能后者的思想更宽广、更抽象一些。当然，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思考，这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2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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