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真正的舞者|陈爱莲_新浪财经

□杨先让

记得1939年，九岁的我在仁川第一次看到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主演的歌舞片，真的是美极了。后来，我又看过几次他主演的歌舞片，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1993年，我与妻退休，赴美居住十余年。这期间，我留意收集弗雷德的录像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与民俗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艺术生涯有些相似，他们俩都是美国文化的名片，风靡全美几十年。

弗雷德可谓天才，天才是极少数。他身材适中，总穿着合体的礼服，偶尔手持文明棍，平添了几分幽默。无论是独舞还是双人舞，他的舞姿都舒展、潇洒、优雅，一举手、一投足，致力于将“舞”诠释到极致，足令世人敬仰，难怪他有“舞蹈皇帝”之美誉。

两年后，也就是1941年，我正在仁川华侨小学读五年级，一天晚上，大哥带大嫂去会馆观看崔承喜的表演，那时她刚结束美国和南美的考察回国。大哥对崔承喜的表演大加赞赏，说称得上国际水平；至于怎么个好法，何谓国际水平，我一头雾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承喜这个名字。

1943年，驻汉城总领馆后面建起一所光华中学，我父亲是捐款者之一。本来他想让我到北平念书的，但不把儿子送进光华中学念书，说不过去，我只好每天背着书包，同朝鲜、日本的学生赶火车上下学。

忽然，我发现汉城的“崔承喜舞蹈团”在招生，便去报了名，上过两三次课，总体感觉不佳。我没见着崔承喜，她的学生对我们几个新学员特别严厉，不仅严词呵斥，还来回比划。看来我不是跳舞这块料，干脆拉倒吧。

1945年回国后，我到北平盛新中学插班读初二。某日，我在北海公园南门靠东的一个大院里，发现一小楼挂着“崔承喜舞蹈团”的牌子，悄悄推开门，室内乱糟糟的，也没见着崔承喜。

后来我才得知，崔承喜学过很多年的现代舞，而后一心钻研民族舞，当她在中国与梅兰芳、欧阳予倩相识，又开始对中国古典舞进行深入探索，她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舞姬”。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的舞蹈教授，就是在那时，我看过她的“长鼓舞”和她编排、表演的“老渔翁与惊涛骇浪搏斗”的独舞。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她返回汉城，又乔装改扮辗转到达平壤，继续投身于舞蹈事业，再之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同时期的1951年，尚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我到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观看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加林娜·乌兰诺娃的独舞《天鹅之死》和她参演的双人舞。乌兰诺娃天生丽质，并无大明星的架子，她微笑着穿过后台，向化妆室走去，我真有幸见到这位美的化身。

毕业后，我在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过两年，看了许多苏联文艺团体的演出，其中不乏荣获国家级奖项的芭蕾舞演员，但因乌兰诺娃在前，总感觉别人和她有着天壤之别。

2000年我与妻赴俄罗斯游览时，专程去拜谒乌兰诺娃的墓。墓前空荡荡的，只一方墓碑卧地，同行的雕塑家王维力说要做一尊雕塑放在墓前，可惜他过世了。后来我听说，已有一座雕塑放在乌兰诺娃的墓前。

真正的舞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与骄傲。

至于中国的舞蹈家陈爱莲、赵青，都是我的好朋友。尤其是陈爱莲，一身功夫，偶尔会在人前露两手。1981年，我心血来潮，企图编一“千手观音”的独舞，力邀陈爱莲加盟。我请在中央美院图书馆工作的同班同学齐敬儒帮忙查找千手观音的图录，又跑到中央芭蕾舞团，请好朋友石夫创作以弹拨乐为主的千手观音舞曲。然后，我向陈爱莲阐述自己的构思，未料她说了一句：“那要背上几只手的道具呀？”我一听，傻眼了。后来，这些材料都让甘肃歌舞团的化妆师“大杨”（杨树云是87版《红楼梦》的化妆师）拿去了，对他可能有点用。我不禁想起顾毓琇先生说的话：“功夫易到，缺的是文化修养。”

现如今，我国擅长舞蹈兼具才能的年轻人众多，总会有真正的舞者出现的，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