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4年是中西地图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年份。那一年,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寰宇大观》中加入欧洲第一幅以“中国”命名的地图。同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刊刻了《山海舆地图》。这是他来到中国后绘制的第一幅地图,也是“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汉文世界地图”。中国人此后逐渐接受的地球与大洲的观念,很大程度上皆由此图始。
□宋念申
《山海舆地图》的
刊刻与传播
一切源于肇庆知府王泮的一次拜访。那时利玛窦等传教士驻扎于一座天主教堂,为了让教堂看上去显得像佛教庙宇,他们给它起名“仙花寺”。王泮对远来的教士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过不少纠纷,也常去仙花寺看望。
会客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从欧洲带来的世界地图。王泮被其吸引,驻足观看,得知这是真实的天下图景后,十分惊讶。王泮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熟悉的天下图像都以明朝十五省为主体,四周点缀着一些域外小国。可在这张地图上,世界如此之大,中国位于这张地图的最东方,且只是东方的一部分。王泮于是提议将这幅地图译为中文,便于深入研究。利玛窦马上着手绘图。他把原图放大,这样可以有更多空地加注比欧洲文字大的中文字符；去掉了穿过福岛(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子午线；而且为了符合中国读者的观看习惯,把中国从地图的东方一角挪到了接近中央的位置,使全球大陆以太平洋而非大西洋为中心排布两边。此后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图都沿用此布局,这也是今天中国人制作的世界地图的标准版式。
由于《山海舆地图》未能传世,所以我们无法确知那幅挂在仙花寺墙上的母本究竟是哪张。从利玛窦留下的简短描述看,那是一幅形制较大的挂图。若以欧洲当时流行的挂图产品来推测,此幅世界地图很可能就出自墨卡托或者奥特柳斯之手。
有一点须明确:利玛窦并不曾有“传播科学到中国”的主观意图。之所以他在中国会被看作是西方科学的重要“传播者”,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对他所带来的欧洲世界观中的“科学”部分格外感兴趣。其中既包括肇庆知府王泮,也包括瞿汝夔、章潢、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李贽、冯应京等多位名流。
而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明白中国士人对新知识的渴求,是沟通两种世界观的重要桥梁。他希望的是这架桥梁最终能够通向基督福音,令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为此,他小心翼翼地在中国多元的文化体系中选择盟友,睿智地采取了合儒的策略,后来更以“泰西儒士”的身份广泛结交士林,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与本土文化相协调,也是耶稣会远东负责人范礼安一向主张的。正是他调来了罗明坚和利玛窦,并坚持让他们学习汉语,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向中国人传播新宗教。这个策略在中国证明是成功的。
地图恰好是所有沟通桥梁中对中国人最有效的一座。于利玛窦而言,恐怕属于无心插柳。他谈到肇庆制图时说:“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据金尼阁的记述,利玛窦在图中介绍各国不同的宗教,趁机加入了“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以此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
《山海舆地图》大获成功。王泮出资印制了多份,分赠友人。许多官员和士人对这幅地图大为欣赏,广为散播,以至于还出了一则趣事。1594年,利玛窦等传教士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带领,北上北京。他们带了这张地图作为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礼品之一。王看到地图,极感兴趣。恰在此时,应天巡抚赵可怀也呈送了一幅地图给王,与利玛窦图十分相似。王弘诲于是对利玛窦说,“我中华亦识各大部洲……此种学识得入中国,非自尔等始耶”。但他不知道的是,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应麟那里得到的《山海舆地图》,一见倾心,便命人在苏州镌石,还配上一篇赞美的序文。由于赵在序文中未提及出处,因此让人感觉此图乃赵可怀原创。按照今天的话说,利玛窦在南京撞到了自己肇庆地图的“盗版”。王弘诲得知原委后却更为高兴,因为赵可怀在士林中享有盛名,他的“盗版”是对《山海舆地图》的莫大肯定。
亚洲与九州的相遇
从利玛窦的记述看,明末士人对世界地图抱有极大的热忱,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完全接受或理解地球与大洲的观念,但至少说明他们对新事物是充满了解的兴趣的。利玛窦认为,他在肇庆制作的《山海舆地图》十分粗糙,错谬很多,所以又应中国友人的要求,在南昌和南京更新了世界地图。这两幅图的原本也已不存,但南昌绘图的摹本收入了章潢的《图书编》,冠名《舆地山海全图》(图1)。南京绘图的摹本收入了冯应京的《月令广义》,进而又收录于同时代王圻编辑的《三才图会》,冠名《山海舆地全图》。从摹本上看,这两幅世界地图的母本都应该是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
1601年起,利玛窦定居北京。在他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奥特柳斯的地图集《寰宇大观》。在京期间,他继续应友人及皇帝之请,制作了几种世界地图。其中最负盛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现存原本和摹本也最多的,就是1602年他与李之藻合作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
今天可以确定,此图的世界想象正来自奥特柳斯的《寰宇大观》。除了图像相近外,还有文字证明:利玛窦曾写信给耶稣会,说自己手头没有好地图,恳请教团寄给他一份。教廷原本打算寄去墨卡托地图,但碍于墨卡托激进的反天主教立场,所以后来选择了立场温和的奥特柳斯。同时,利玛窦还参考了其他数种中外史地资料,更新了中国及东亚区域的形状,并且延续了将太平洋置于中间的构图方式。因此无论从图形还是注释上看,汉文的《坤》图都更为复杂、丰富,可以说是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地图。
关于这幅划时代的巨幅地图,研究作品已经汗牛充栋,我们无须过多介绍其中所反映的地理和图像信息。这里仅想提出一个思考方向,那就是利玛窦是如何协调东西方两种宇宙观,向他的中国读者解释看上去如此惊世骇俗的世界图景的。
必须先强调两点:第一,利玛窦以及欧洲当时的主流地理观念,在现在看来也是不“科学”、不“准确”的,他带来的宇宙观当然有其相对的先进性,但无须把这种宇宙观绝对化、价值化；第二,利玛窦并不想以欧洲观念挑战、替代中国主流的儒家观念,这与其传教的根本目的不符。他力图寻找的是一条两相协调之道。
《坤舆万国全图》的序文就体现了这种妥协的努力。利玛窦首先从天地关系讲起,“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鸡蛋及蛋黄的比喻,既来自中国传统的浑天说,也符合古希腊直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心说。接着,“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很明显,他故意弱化了“天圆地方”与地球观念的矛盾,让人觉得“方”与“圆”并不那么截然对立。在花了数百字介绍南北极、赤道等概念后,他又说“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五气候带之说。
而更为重要的是后面几句:
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州:曰欧罗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其各州之界,当以五色别之,令其便览。各国繁夥难悉,大约各州俱有百余国……
此处,利玛窦——也许是在他的中国友人的建议下——绝顶聪明地把奥特柳斯原图中的Orbis Terrarum(即“寰宇”)解释为中国传统中的“舆地”；又以“禹别九州”的文脉,提出“地分五州”,用“州”统称欧人所谓“人居世界”的几个部分。这种对应,若不是深通两种文化的人,绝不能如此信手拈来。当汉语世界读者读到“分舆地为五大州”,会立刻联想到禹别九州之说而不感觉那么陌生。
须知在利玛窦的时代,欧洲文献提到人居世界的大陆组成,要么直呼其名(如“亚细亚”),要么用“部分”(part)。西文中的continent一词,也尚未固定指大洲。18世纪中期之前的多数情况下,continent所指的地域可大可小,并不与岛屿严格区别。而汉语的“州”以及衍生的“洲”字,原义就是水中高地,用来指地球上的大陆,十分恰当。也就是说,以一个抽象的概念(“州/洲”)统称地球的大陆板块,汉语还要早于欧洲语言。而这正因为利玛窦借了“九州”之“州”,套用在人居世界的大地分野上。
并且他告诉读者:每个“州”之中都有百余国,因此这个地球(“坤舆”)由“万国”组成,示意大明国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汉语地图中第一次以“万国”观念置换通行的“华夷”话语。
利玛窦努力弥平“九州”与“人居世界”的本体论差异,同时又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在全球的真实位置。这让人想到他在介绍基督教时,用汉语词“天主”“上帝”来对译基督教中的唯一神Deus(陡斯),以尽量弱化一神教信仰与天道、天命观念之间的根本不同,降低两种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这里面既有将中国传统和基督教作融合的努力,也有把中国纳入基督教世界的期待,可谓用心良苦。
在他所说的“五大州”中,“墨瓦蜡泥加”即Magallanica,是以通过南美洲南端海峡(今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的麦哲伦命名的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故不应将其误解为今天的南极洲。“亚墨利加”是被“发现”了百年的美洲,此时名称已经相对固定；“利未亚”即利比亚,非洲的别名。而亚洲和欧洲的汉译名称“亚细亚”和“欧罗巴”一直沿用至今。
亚洲与九州,就这样相遇了。
传教士们的接力
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延续着他的工作,以地理、地图知识传播欧洲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艾儒略在利玛窦、庞迪我等人遗稿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资料,于1623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著作《职方外纪》。其中的“亚细亚总说”提到“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再一次以“州”称呼世界的不同部分。在“亚墨利加总说”中,艾儒略还介绍了哥伦布,他被译为“阁龙”。艾儒略说,“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三大州”,而阁龙去往亚墨利加,则全因他勤于学习,又受天主感召,要去海外未知的国度“广为化诲”,完全隐去了这位“发现者”西行的真实动因。
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加入一幅《万国全图》,形制仿照利玛窦世界地图,但比较简略。同一年,《万国全图》单独出版,其上有艾氏撰写的《万国图小引》,提到“地在天之中,形圆而德方,永不迁移”。这是继续了利玛窦糅合“地球”与“地方”两种舆地观的做法,且用更带儒家色彩的“德”来解释地舆之“方”。
又过了半个世纪,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编绘了巨幅地图《坤舆全图》,并撰写《坤舆图说》作为说明。《坤舆图说》中的地理描述,大体仍然取材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中文著作,比如在“地体之圆”一节中说:“世谓天圆地方,此盖言其动静之义、方圆之理耳,非言其形也。”《坤舆全图》则和前两人所绘的地图有所不同,它以东西两个半球来展现世界,并且可以明显看到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尽管它仍然被算作南方大陆“墨瓦蜡泥亚”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发现东亚》,宋念申著,新星出版社出版。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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