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当深挖一块土地_新浪财经

转自：解放日报

“文章学”这几年在学界热了起来，最初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深潜其间，后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注意于此，相关的言论已经不少。新文学的出现，是远离旧的辞章、向域外文学学习的尝试，但也有许多人坚持古老的文章之道，结合口语与翻译语另寻新径。一些京派学者和作家的随笔就是这样的。这涉及文脉的问题，在古风与时风之间如何摄取其中的元素，也左右着趣味的走向。如今人们从“文章学”的层面回望汉语书写的奥秘，其实是古今互渗话题的延伸也说不定。

许多好的散文与随笔，都是小说家、画家、学者写出来的。自然，也有例外者，像新疆的李娟，她的文章很好，那是天籁，与民国的作家萧红一样，常人难以企及。汪曾祺说他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说明他更看重小说的写作。不过，汪曾祺是研究过文章之道的，他的散文和小说在辞章上都有古风，寻常之中掩藏着六朝的飘逸和明人的散淡气。他也觉得，好的小说家，散文与随笔也不能马马虎虎的。

自从西学东渐，我们的汉语书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修辞功能与先前不太相同。周氏兄弟的文章好，就是在旧式文章里融进了新音，句子和词组更为灵活，已经远离了桐城派的样子。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后，文章写得好的差不多都是翻译家，他们以母语对应新的文章样式，表达自然就有所变化。记得夏丏尊在翻译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作品后有一篇后记，文章就很有磁性，意思在起伏的韵律中跳来跳去，美感就出来了。叶圣陶也喜欢翻译，他的散文也就别具一格，既避免了京派的书斋气，也无海派的散漫。他编辑过国文课本，知道行文的节制，没有词语泛滥的毛病。我过去曾留意过民国的散文史，谈及彼时的文章，除了周氏兄弟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废名、郁达夫、梁遇春等。比如梁遇春只活了二十几岁，却留下不少好的文章。他生前主张随笔写作不必太用力气，否则有堆砌之感。梁氏觉得胡适让年轻人用力写文章，其实有些问题，参之西洋作家的经验，文章是率性而为的，他对于兰姆的推崇其实也有几分这样的原因。

梁遇春不愧是文章高手，本乎心灵，深味诗学，思想游走在中外之间，古今也不隔膜。他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性的语义却不显生硬，那些谈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字，看不到徐志摩式的欧化语义，倒是让人想起六朝的古风。所以废名就说出这样赞美的话：“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或者更见他的特色，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龄尚轻，所以容易有喜巧之处，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为我们对他的英灵被以光辉……”

不知为什么，后来的散文随笔写作，沿着类似路径探索的不多。到了20世纪40年代，文章越发长，辞章变化很大，思想却稀释了起来。延至20世纪90年代，此风亦盛，大的历史散文和厚厚的历史演义都颇流行了一时，但在辞章上有所创意的有限。加之学术论文的写作与随笔作家增多，随意和粗糙的语言流行了起来。小说可以写史诗，散文随笔就不可以吗？后来的大的长篇散文流行，与此类风气有关。文章千古事，做历史的记载者和时代精神的见证人，大概已经深入人心。

洋人的散文随笔也各式各样，限于条件，我读得很少。印象里俄国的赫尔岑是能够写宏文的，他的《往事与随想》就包罗万象，思想与艺术之光流溢。巴金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翻译它，也有精神寄托在。那书从作者少年写起，连带出各种革命风暴，不愧是一部鸿篇巨制。不过巴金自己的随笔都不长，没有去追随自己心仪的作家那么泼墨为文。他晚年的《随感录》就受到赫尔岑的影响，但都是小小的随笔，故事简约，思想也是简约的。对比两者的写作风格会发现，中国人似乎不会写这类厚厚的书，因为思维方式有点不同。张中行《流年碎影》是回忆录里有厚度的一种，但也是小品的连缀，并无小说家的故事叙述。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却仿佛小说家的著作，画面感与哲思纷至沓来。这大概与文化背景有关，赫尔岑的书是俄文与法文交织，思想也是反差性的转动。所写之事与所思之文，相得益彰。中国人的思维好似不太这样。我们看王国维的书和鲁迅的书，短章多一些，有点像小品文，背后的意思总还是与洋人有别的。

札记与感言的好处是言简意赅，不被宏大叙述所累。另一方面，不言之言也在其中，有隐喻意味也说不定。傅山的文章都在千字之内，好像含着无量之思，和他的书法一样，是滋味无穷的。知堂一辈子都写短文，大抵觉得该说的也都在几句话里，不必一一道之。但有的时候也觉得是他在埋藏些什么，要将真话隐去。这或许也是文章戛然而止的原因。过去有人说是一种消极，但作者自己以为未尝没有愤世之处。所以中国文章要带一点捉迷藏意味，单看字面，不易都知道的。钱锺书《管锥编》的一些词条好像也是这样。

钱锺书晚年写作，为什么选择了文言而非白话？说起来就有多种解释。我个人认为，是有意抵抗流行的书写吧。他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文字表达似乎一直有所不满，他的趣味是学衡派的。学衡派的文学主张是反对进化论，以为古代的旧文学与旧思想自有存在的理由，不可淹没其价值。这对于新文化人进化的文学观，是一种纠正。现在的学界大抵是认可这一点的。不过学衡派的一些老人，文章大多不行，有学术抱负而无审美才华。钱氏不同，他既不标榜派别，也不喊什么口号，是默默行走在文化的路上、文章也高于学衡派的人。学识有之，文笔亦佳，就显得洋洋乎壮哉。他给我的启示是，不能墨守一方，当环顾上下左右，且深挖一块土地，方能站得稳，又看得远。可惜这一点，我们这代人很少有人做到。

对于“文章学”的话题，十多年前我在《写作的叛徒》一书偶尔涉猎过，那是旧岁的一点痕迹，如今我正在重新编订、增加许多篇章，将以《表达者说》为名重新出版。写作带出职业腔是不好的，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有时也希望自己能够摆脱旧的积习，不在惯性的路上走。但似乎一直没有离开旧径，蹒跚间都是老气。这也使我常常厌恶自己的表达，觉得平庸者居多，也有生硬的痕迹。巴金曾希望作家要敢于讲真话，要有一种情怀，看似简单的道理，做起来是很难的。克服自己的惰性，并敢于正视虚伪的作态和虚伪的表达，在今天已经是不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