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锳：埋头苦干的语言学家|诗词_新浪财经

转自：光明日报

王锳

王锳（左）与学生交流。

王锳（左三）与学生在一起。

学人小传

王锳（1933—2015），四川成都人。语言学家。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遵义师范专科学校、遵义教育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曾兼任贵州省语言学会会长。著有《诗词曲语辞例释》《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宋元明市语汇释》《〈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等。

学界新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8年时间，我和王锳的人生轨迹基本重合，我们也因此成为挚友。

王锳193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参军，参加过川藏公路雀儿山段的建设。1957年，王锳和我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同学，1959年又一起被分入语言专门化。1962年本科毕业，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由教育局再分配到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古代汉语课。我和他同住一间寝室，朝夕相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要讲授古代汉语这样重要的基础课，谈何容易。我们认真备课，争取老教师的指导。那时王锳已经结婚，爱人在贵阳工作。1965年，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停办，王锳去贵州与妻子团聚，我被分到北京女八中做语文教师。

“文革”结束后，《中国语文》杂志复刊，王锳向该刊投稿。京黔两地相距遥远，当时通信不便，他委托我为代理人，稿件如有问题，我可以代他与编辑部商讨处理。这篇文章就是1978年第3期《中国语文》刊发的《诗词曲语辞举例》，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吕叔湘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朱德熙先生这两位著名语言学家。

1983年春，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克服种种困难，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到北大中文系开设语法史专题课，目的是要推动国内的近代汉语研究。在讲座开始前，吕先生和朱先生想到了王锳。王锳虽然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是吕、朱对他并不熟悉，给他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是王锳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那篇论文。他们认为王锳是可以造就的人才，愿意尽可能为他提供深造的机会。王锳当时在贵州的一所师范学院任教，要他自己申请离开工作岗位半年到北大进修，还要自己承担费用，是很大的难题。吕、朱二位没有放弃努力，经过协调，北大中文系发函聘请王锳到北大讲学，由北大承担食宿等费用。接到聘书后，王锳整装进京，重返燕园。不过他不是来讲学，而是来听梅祖麟的课程。在那段时间，王锳还跟随吕、朱两位先生去太原参加全国语言学学科工作规划会议，开阔了眼界。

胜义纷呈的《例释》

王锳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我见到的有十几种，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诗词曲语辞例释》。

在《诗词曲语辞例释》之前，近代学者张相撰写过《诗词曲语辞汇释》。所谓“诗词曲语辞”，按照张相先生的说法，“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诗词曲语辞”实际上就是唐宋以降汉语口语中的新词新义。由于历史原因，传统训诂学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的“雅诂旧义”，对唐宋以下近代汉语阶段口语词汇则很少问津。这不仅造成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大段空白，也影响到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古籍整理，以及对这一漫长历史阶段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突破了传统训诂学取材的狭隘范围，注意到唐以后保存口语资料较多的诗词剧曲，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不过因为这项工作具有开拓性，《汇释》在收词、释义方面，难免有所失漏。王锳的《诗词曲语辞例释》意在补充《汇释》的不足，搜集并诠释其失收的条目，完善或修正其部分条目的释义。在资料来源、取例汇义、编排体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例释》大都能继承《汇释》的优点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进。《例释》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印行，产生广泛影响。吕叔湘在给王锳的信中给予“探微索隐，甚见功力”的评语。北大教授蒋绍愚在《唐诗语言研究》中对《例释》评价说：“在收罗宏富、释义精确方面，此书继承了《汇释》的长处，但所谓补遗，则不仅是收列了《汇释》中未收的条目，而且对《汇释》已收条目诠释不妥与遗漏之处也做了纠正和补充。更重要的是方法上比《汇释》有所改进，首先是注意了词义之间的联系，其次是有了较明确的语法观念……这是一部关于诗词曲语辞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由于学界的推许，该书于1987年获首届吴玉章奖金的语言文字学优秀奖。下面例举《诗词曲语辞例释》（第二次增订本）对《诗词曲语辞汇释》的两处修正或补充。

如，《汇释》卷五“办”字条云：“有办到义；有准备义；有具备义。”《例释》：“‘办’还经常用于主要动词之前作助动词，表示可能，义与‘能’同。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仍以‘办到’等义为解。唐独孤及《得李滁州书以玉潭庄见托因书春思以诗代答》：‘知同百口累，曷日办抽簪？’意谓何日能退隐也。皮日休《奉和鲁望秋日遣怀次韵》：‘破衲虽云补，闲斋未办苫。’司空图《白菊杂书》四首之三：‘侯印几人封万户，侬家只办买孤峰。’均犹言‘未能’‘只能’……另，‘办’与‘得’均有‘能’义，二者往往连用，犹言‘能够’。黄机《乳燕飞》词：‘绣帽轻裘真男子，政何须、纸上分今古。未办得，赋归去。’程大昌《念奴娇》词：‘纵有知闻，谁办得、驾野凌寒秉烛。’”再如，《汇释》卷五“处分”条：“犹云吩咐或嘱咐也，与本义之作处理解者异。”《例释》：“除此之外，‘处分’在剧曲中还可表示‘责备’的意思，其程度较斥骂为轻。《窦娥冤》剧楔子：‘婆婆，端云孩儿该打呵，看小生面则骂几句；当骂呵，则处分几句。’《酷寒亭》剧一：‘大姐，孩儿痴顽，待打时你骂几句，待骂时你处分咱！’二例显然既非斥骂，又非一般的嘱咐，而是‘责备几句’‘说（他）几句’的意思。《王西厢》三之三：‘怎想湖山边，不记西厢下，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也是指莺莺责备张生非礼。‘破’为‘了’‘着’义（见《汇释》卷三该条）。《梧桐叶》剧一：‘（卜儿云）你题甚诗？（正旦唱）这词又不是道春情子曰诗云，暗伤神，雨泪纷纷，低首无言听处分。（卜儿云）虽然如此，你是女子，赓和他人词章，是何体面？’义亦同。”可见，《例释》对《汇释》的修正或补充，是以丰富的文献材料作为支撑的。

《例释》不仅修正或补充《汇释》已有的条目，而且增补了许多条目，丰富了诗词曲条目。下面例举两条：

“更，与类连词，与通常作副词用者有别。皇甫冉《杂言月洲歌送赵冽还襄阳》诗：‘流聒聒兮湍与濑，草青青兮春更秋。’‘与’‘更’互文。杨万里《春兴》诗：‘着尽工夫是化工，不关春雨更春风。’又《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阿谁不识珠将玉，若个关渠风更骚。’‘更’‘将’互文，‘将’亦为‘与’字义。姜夔《卜算子》词：‘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作者自注：‘绿萼、横枝，皆梅别种。’辛弃疾《鹧鸪天》词：‘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余桂英《小桃红》词：‘早知人、酒病更诗愁，镇轻随飞絮。’石孝友《谒金门》词：‘洞里小桃音信阻。几番风更雨。’王质《水调歌头》词（京口）：‘古战场，尽白草，更荒烟。’其义并同。”

“辍，分给。李白《赠黄山胡公求白鹇》诗：‘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辍赠，分赠或转赠。韩愈《病鸱》诗：‘朝餐辍鱼肉，暝宿防狐狸。’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诗：‘唯君浩叹非庸人，分衣辍饮来相亲。’……义均同。由‘分给’义引申，‘辍’有时可径作‘借’解。《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七《与朱行中舍人书》：‘某再拜，般家人蒙辍借，行计遂办。’‘辍’‘借’连言，均表借义……以上‘辍’用于指称物，如用于指称人，则有‘分派’义。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幕府辍谏官，朝廷无此例。至尊方旰食，仗尔布嘉惠。’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于此诗之‘辍’字下注：‘疑作缀。’按，此属错疑，盖因不知‘辍’有分派义而然。首句倒装，犹言‘辍谏官（与）幕府’，即分派谏官至幕府之意……按《说文·车部》：‘辍，车小缺复合者。’与车辆的行止有关，很难引申出分给义。‘辍’表分给义应是‘餟’的假借……《方言》卷十二：‘餟，馈也。’从馈赠义引申为分惠于人之义是顺理成章的。”

蒋绍愚所论“注意了词义之间的联系”“有了较明确的语法观念”从这些例子中可见一斑。

《商补》《续编》的贡献

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有关部门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座谈会。会上制定了《1975—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准备在十年内出版160部中外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就在其中。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汉语语文词典。罗竹风先生任第一版主编，王力、叶圣陶、朱德熙、张世禄、张政烺等著名学者任顾问，华东地区五省一市（鲁、苏、皖、浙、闽、沪）400多位学者参加编纂。此书于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出齐正文十二卷、附录及索引一卷。全书收条目37万，总字数5000余万，插图2253幅。通过长期认真研读，王锳对《汉语大词典》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双璧，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的最新最高成就。但人无完人，书无完书，由于种种原因，《汉语大词典》也存在诸多不足。”凭借扎实的学术基础，王锳对此书提出了很多增补、修订意见，先后出版了《〈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两部专著。

《〈汉语大词典〉商补》共收入600余条商补意见，涉及六个方面的问题：立目商补、释义商榷、义项商补、阙例增补、提前书证、引文斠议。如“臂膀”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胳膊”，仅此一义。《〈汉语大词典〉商补》指出，“臂膀”条当补“比喻助手”的常用义，《说岳全传》第四十七回：“本帅亲自出马去，收降这个英雄做个臂膀。”再如“到了”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到底；毕竟”，首引唐吴融诗《武关》：“贪生莫作千年计，到了都成一梦间。”《〈汉语大词典〉商补》指出，《全唐诗》录此诗“间”作“閒”，为“闲”字别体，修订本《辞源》“到了”目亦引作“间”，均误。

《〈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也把商讨的条目分为六类：辨释义、考语源、补词目、增义项、添例证、校引文。如“颁奖”一词，《汉语大词典》：“对在某项竞赛中的个人或集体颁发奖金、奖品或奖状等，给予鼓励。”例句引自1991年3月27日《文汇报》。《〈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指出，此词并非纯粹的现代语词，至迟宋代已见。《册府元龟》卷一二八：“懿宗咸通十一年二月敕，征讨徐州将士等委吏部度支颁奖有差。”王锳还对释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另，释文过于现代化，‘对在……或集体’十五字可删。”再如“戴高帽子”一词，《汉语大词典》引《镜花缘》第二七回：“老父闻说此处最喜奉承，北边俗语叫作爱戴高帽子。”《〈汉语大词典〉商补续编》指出：“引文之前原有‘多九公道’四字，‘老父’当为‘老夫’之误，‘老夫’系多九公自称。”

王锳不仅对许多条目的编写提出了具体意见，而且对全书的编纂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有一种意见认为，《汉语大词典》应该容纳古今汉语的一切方面，越大越全越好。王锳认为这样的意见值得商榷，“它违背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和原则，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一样，单就汉语辞书这一块说，实现上述目标应该是汉语辞书系列，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哪一部辞书。《汉语大词典》修订，从纵向看应当同《现代汉语大词典》分工，从横向看则应和修订本《辞源》《辞海》以及不止一种古今方言大词典分工”，“辞书修订通常比较注意的是增补的一面，而应该删减的一面往往被忽略”。王锳强调，《汉语大词典》修订，不必计较册数的多少，而是既要补其所当补，又要注意减肥瘦身。为此，他提出了“动小手术”与“动大手术”两种路径，通过小手术、大手术结合，给《汉语大词典》“瘦身”。

王锳所说的“动小手术”，包括三种办法：1.删除释文中的冗余信息。比如“池盐”条释义：“从咸水湖采取的盐，成分和海盐相同。我国西北各地和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出产很多。古时量地为畦，引含盐分的沃之，称作种盐，水耗则盐成，即为池盐。”他认为，《汉语大词典》作为语文词典，只需保留前一句或两句即可，其后均宜删去。2.删除错误义项。比如“肮脏”条的“比喻卑鄙、丑恶”义，《汉语大词典》引明周茂兰《王五痴积制钱为佛像五躯送供虎丘禅院》诗：“岂其肮脏存胸次，恭成法相系所思。”王锳认为，“肮脏”有“比喻卑鄙、丑恶”义，仅据这一孤证得出，而且《王五痴积制钱为佛像五躯送供虎丘禅院》是赠人之作，作者不应在诗中痛斥对方卑鄙、丑恶。单就诗题及所引的这一联的对句“恭成”“系所思”的措辞看，作者是在褒扬对方而非贬斥对方，再通读全诗，更可知编者所概括的义项是有问题的。3.删除某些词目。这些应该删除的词目又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割裂文义的假词，如“须管教”条实际上是把“须管”和“教”两词误合为一；其二是生僻的文坛掌故，这应让位给修订本《辞源》；其三是流行区域小、偶见的方言词，最好不收，可以交给专门的方言词典来收录。

王锳所说的“动大手术”，涉及词典本身的性质。他指出，《汉语大词典》作为大型历时性的汉语辞书，原来的编辑方针“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减肥瘦身，统筹兼顾，这一方针可以改“今”为“近”。他建议，《汉语大词典》收词时限到清代中叶为止，此后的任务一概交给《现代汉语词典》以及《现代汉语大词典》。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使词典本身的性质更明确，定位更恰当。作为汉语历史词典，《汉语大词典》只负责解决清中叶以前汉语词汇查考和研究的需要。第二，可以使参加修订的编纂人员集中精力，抓好中古和近代汉语这一大段汉语词汇短板的补充增订，把近年来中古和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真正吸收进来。第三，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现当代。现当代汉语不仅变化速度快，而且问题复杂。只管历史，不管现当代，可以增强词典的相对稳定性。

王锳的这些观点，既为《汉语大词典》修订提供了参考，也值得其他语言工具书的编写者借鉴。

名垂后世

大约是1994年至1995年间，我和老伴王立侠女士去贵阳，参加中国旅游报刊协会评选优秀旅游报刊的活动，几次与王锳相见畅谈。贵阳市区有山，其中一座好像叫黔灵山，在山脚有茶室。我们夫妻和王锳曾在茶室小聚，品茗谈心，十分惬意。

2005年，王锳左肺发现癌细胞，住院做了一次手术。身体康复后，他又在不知疲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一转眼到了2015年，这一年我遇到大不幸，我的老伴患肝癌去世，老伴去世的悲伤一直在折磨着我。这一年的7月8日，我接到王锳从贵阳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右肺，需要住院治疗。我安慰他，要他积极与大夫配合，争取早日康复。过了十天，也就是7月18日，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次很麻烦，癌症在扩散，还要开刀。我除了安慰他，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出现奇迹。

可是奇迹没有发生，在苦盼了几天后，我收到他不幸去世的信息，许多往事都浮上心头。曾在贵阳山脚茶室小聚的三个人，因癌症走了两人，只剩我一人。王锳调入贵州大学前的职称是讲师，在贵大直接晋升为教授。审阅他的论文并提出直接晋升意见的是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北大中文系1957级语言班有28人，最后成为语言学家的只有四人，就是贵州大学的王锳、复旦大学的孙锡信、北京大学的蒋绍愚和我。时至今日，王锳和孙锡信都去世了，只剩下绍愚和我。

王锳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他热爱语言学事业，几十年埋头苦干，顽强拼搏，为中国语言学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王锳虽然走了快十年，但是他精心撰著的文章仍在社会流传，闪闪发光，造福社会。

（作者：苏培成，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