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歌者”|陶行知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 冉嘉怡杨韵雯

　　陶行知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忠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在国事多难、民情艰苦的时代，他用诗歌做武器，为抗战而歌、为团结而歌、为人民而歌。中国现代诗人萧三由衷称赞陶行知是“民族解放革命斗争的歌者”。

　　“拿着真理的火把，照着人向前去”

　　1917年，陶行知学成归国，立下宏愿：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他试图用欧美教育思想改革中国教育，却屡屡碰壁，这使他认识到，进行教育改革必须充分了解中国国情。于是，他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倡导要为大众生活解放而办教育。他在晓庄办乡村师范学校，培养学生练就农民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健康的体魄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在《诗的学校》中他写道：“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众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1930年4月3日，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镇压罢工工人，造成“四三”惨案，引发了晓庄师范学生的反蒋风潮，陶行知为保护学生遭到当局通缉，晓庄事业也受到摧残。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陶行知开展国难教育运动，试图通过教育唤醒工农阶级的革命意识。在过去的革命实践中，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最具革命彻底性，感叹工业文明的一切创造无不渗透着工人的血泪，在《人与煤炭》中唱：“工人不是主人翁。如此人间即地狱，翻造天宫。”陶行知还认识到革命要胜利单靠农民阶级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必须同工人联合。于是，重作《新锄头舞歌》，改“革命的成功靠锄头”为“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为教育团结工农大众共赴国难，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等，建立工人夜校、识字班等。他多次亲自讲课，向工人赠送千字课本，进行抗日教育，启发阶级觉悟。

　　此外，陶行知认为妇女儿童也是民族解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宣传“小先生制”，号召千千万万个儿童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粉碎知识私有，在《小先生歌》中写道：“我是小学生，变做小先生。粉碎那私有知识，要把时代儿划分。”陶行知支持妇女学文化，为她们创办夜校，支持女工们办读书班，曾写下《妇女大众战歌》，号召妇女“走出闺房，跑出厨房，剥下不抵抗军人的军衣，让我们一齐穿上，冲向民族自救的战场！”

　　甘当“打仗的号筒”，只叫斗士向前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相较于当局推行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举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陶行知清楚地看到当局的软弱无能，闻讯全力支持宣言主张，召集留沪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决心动员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此后十年间，陶行知甘当“打仗的号筒”，为帮助共产党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作了大量诗歌，在三四十年代广为传唱。他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陶行知在《枪杆向外》中直接揭露当局卖国的恶劣行径：“谁是真抗日？谁是把国卖……只须看那枪杆儿，向内还是向外。”在《倒退十年歌》中，他追忆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农工商士，联合军队；全民阵线，力量最伟。动员北伐，军阀崩溃。”接着，他指斥当局“对内残忍，对外下跪”，呼吁“走错了路，赶快倒退，退到生路，再向前进”，提醒当局回到国共合作的正路上。

　　在担任救国会代表时，陶行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出访28个国家，争取广大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援，为抗日救亡作出重大贡献。在与友人张清和的诗信中，陶行知难掩对亲人的思念，却立志远涉重洋，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呼号：“我率性将家庭眷恋，化作民族解放宏愿。将大地走遍，要同胞把存亡关键，结成联合战线。”陶行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号召全欧华侨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救国，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大会上，陶行知作《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重要讲话，即席创作并朗诵诗歌《中华民族大团结》，呼吁“大众一齐联起来，方能创造新中国”。这次大会使全欧洲华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国大团结。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陶行知在少年时期就立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他一生都投身于人民大众的民主斗争，为创造、建设、争取大众的平等、和平、幸福而斗争。可以说，民主魂是陶行知一生的真实写照。

　　抗战胜利后，亿万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安定，但国民党却倒行逆施、发动内战。陶行知遂于《民主星期刊》发表诗歌《把自由还给我们》：“不自由，毋宁死。把自由要回来！我们要捣碎一切枷镣锁铐。我们要撕去加在我们头上的裹头布。我们要有创造的自由：创造新的自己，创造新的中国，创造新的世界。”这首诗歌颂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的斗争精神，抒发反对压迫、渴望自由的愿望，曾在群众中广为传唱。陶行知还吟咏诗歌《活路》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要联合互助；要争取解放，要创造自己的生路！生路是民主和平，保卫和平民主是迫切的活路！”

　　陶行知为民主事业吞声忍痛、斗争不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在病痛的折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中勇毅前行，不仅做诗文来求和平、争民主，还作了100多次演讲。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此时，陶行知听闻自己也被列入暗杀名单，于是更加不敢懈怠，竭力整理和创作诗歌，以防不测。在最后的诗歌《祭邹韬奋先生文》中，他既发出呼号告慰前人，又为后来者指明前进之方向：“中华民国之光荣，是你们舍生取义。这，给了我们光，给了我们热，给了我们力。让我们锻炼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永远踏着你们的脚迹。和平最急！民主第一！要做到安居乐业，人民万岁，追思才算完毕。”

　　1946年7月25日，55岁的陶行知于上海家中溘然谢世，他的离世犹如沸腾整个民主潮流的原子弹，引领着千千万万民主战士为未竟事业前仆后继。正如茅盾所言，一个战斗中的巨人倒下了，但他的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作者冉嘉怡，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者杨韵雯，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