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清朝早期是如何与欧洲联系的？|康熙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孙立天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信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康熙的红票》便是以此为引子，勾连出清朝早期与欧洲间联系的陈年往事。这张“红票”签发于1716年，然而，在历史学家孙立天看来，如果没有更早的红衣大炮，历史上也许不会留下这么一个关于“红票”的“花絮”。孙立天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历史总是悠长而深邃。时间倒转到1626年，努尔哈赤在宁远战役中被明朝红衣大炮所伤，久治不愈，后染毒疽送命。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历经此战后，亲身领略了红衣大炮的巨大威力，自此对红衣大炮爱不释手，更加坚信“凭坚城以用大炮”的防御策略。同样坚信红衣大炮威力的还有满人，他们迫切渴望拥有与之媲美的大炮。红衣大炮就像一根根巨大的导火索，点燃了双方对胜利的强烈渴望。

此时明朝的红衣大炮主要依赖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进口，以及依靠他们训练军队。但明朝的那些“迂夫”们对西方文化充满抵触和抗拒，对于袁崇焕扩大红衣大炮战力的明智之举，愚蠢地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此举无异于掐灭了挽明朝于危难的最后那点希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人不仅抓紧时机仿制了大炮，还想方设法向上游争取资源，扩大大炮规模。

本书对大炮这一章节写得极其精彩。在大炮制造业的上游，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的萌芽时代，制造水平即将进入放量增长的加速度时代。大炮之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权因欧洲传教士——他们试图以此获得进入中国传教的“门票”。红衣大炮在战争双方都有出现，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传教士们很可能是在“两边压宝”，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即他们并没有形成支持哪一方的统一意见。

有了红衣大炮的加持，满人对西方传教士刮目相看。当皇太极长子豪格俘获张献忠阵营中的传教士西西里人利类思和葡萄牙人安文思后，非但没有为难二人，反倒嘱人细心照料，并将二人纳为“包衣奴才”。在豪格死后，二人奴籍转到了佟图赖。而顺治娶了佟图赖的女儿，生了儿子康熙。因为父亲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都有兴趣”，年幼的康熙感同身受。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和张诚均当过他的老师。

孙立天指出，“在大多数满人的认知中，传教士就是一帮懂大炮、天文、经常有奇珍异宝，而且长相跟汉人不同的来自远方的人”。登上皇位的康熙为方便与传教士间的联系，将这方面的工作安排给内务府，巧妙地避开大臣们的干扰反对。当然，与其说康熙与传教士私交甚厚，不如说他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充满难以想象的浓厚兴趣。孙立天不止一次在书中写到康熙痴迷数学，包括代数、几何等知识，多次与传教士交流开平方根心得。

早年通过红衣大炮叩开中西交流大门的传教士，从康熙身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并非投机取巧，而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大都在科学知识方面有所造诣。当汤若望精准计算出日食时间后，康熙进一步强化了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痴迷，传教士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康熙身边。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被康熙委以重任，貌似技术顾问，实则充当了谈判专家。二人并没有令康熙失望，他们充分运用地理学识，不仅清晰地绘制了边界争议地图，还代表清朝积极与俄方代表斡旋。这也是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边境问题上首次较为成功的应用。

西方传教士急于在清朝拓展福音事业，而康熙对西方科学知识愈加痴迷，双方你情我意，很快进入“蜜月期”。孙立天并不认为西方传教士因此在中国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光时刻，他指出，“在康熙的最后二十年中，把在中国各个教派的传教（西方传教士）加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也就140人左右。据人口统计，清初大概有两亿人，所以这个数字放在当时中国，就是沧海一粟”。

巨大的转折出现在1704年。这年11月20日，教皇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1705年，“首位教皇特使多罗到达北京”。然而，当被多罗称为“中国礼仪专家”、在福建传教二十年的法国传教士颜珰觐见康熙后，康熙发现颜珰中文很差，不能正常交流，于是对整个传教士的中文学识产生严重怀疑。康熙因此决定派出“洋钦差”，前往西方直接沟通，但杳无音信。于是，经过漫长等待的康熙发出了包括那张“红票”在内的谕旨。

孙立天并不认为三拜九叩的“中国礼仪”真就构成了中西交流的障碍。他甚至列举了1720年11月彼得大帝使团来华时，为避免重蹈1676年来华的俄罗斯使团在礼仪问题上和礼部谈崩的覆辙，“康熙决定绕开礼部等朝廷部门，让内务府通过满人传统的私人方式来接待俄罗斯使团”。此举或许表明，康熙不满礼部的繁文缛节，善于变通，注重实效。遗憾的是，他的孙子乾隆并没有延续这一可贵认知。1793年，当马戛尔尼率庞大的英国使团，带着工业革命成果兴冲冲地来到中国时，依旧遭遇三拜九叩的“中国礼仪”障碍。

实际上，康熙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热爱，或许对他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影响，但看不出康熙具有与时代同步的世界观，更看不出他有参与全球化的迹象。或者说，康熙对西方科学知识的青睐仅仅局限于功用主义。他对科学知识的运用仅仅是个人化的，他的那些大臣或地方大员在这方面根本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雏形。

从“红票”内容上看，康熙只是“声讨”这些“洋钦差”一去不复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只字未见。自始至终，康熙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认知与接纳充满了智慧，但并未上升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更高层面。他的视野仅限于他的江山，他或根本未能了解到，欧洲经历了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地理大发现。而到乾隆时代，康熙向内的视角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从今天的视角看去，康熙乾隆祖孙两代恰恰错过了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发展快车的机遇，同时也为后来清朝的衰落，乃至鸦片战争的战败亲手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