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岩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马克思主义_新浪财经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从红岩精神中汲取丰厚精神滋养，让红岩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彰显出跨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传承红岩精神，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进程

实践伟业，思想先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红岩精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培育和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红岩精神蕴含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要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红岩精神之所以能够引领革命取得胜利，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广泛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披荆斩棘的勇敢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沉稳谨慎，需要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寻找智慧，在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中汲取养分，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坚实思想基础。

传承红岩精神，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克难奋进，勇毅担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地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始终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的“第二个答案”，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年代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产物和精神升华，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智慧，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具有永恒价值的教科书、清醒剂。在周恩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和红岩英烈身上，我们更能直观地理解这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周恩来在45岁生日当天写下《我的修养要则》，时刻提醒着共产党人在艰难的斗争中保持革命的清醒，不断坚定思想之基、信念之基；革命先烈陈然本可以在特务搜捕时脱离险境，却坚持将《挺进报》印完；巾帼英雄江竹筠在面对各种严刑拷打时毫不畏惧，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狱中八条”，警示后人要时刻关注党内“敌人”“腐败”等问题，时刻加强党性锻炼。

立足新时代，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严峻挑战，都决定了只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才能把我们党建设好，才能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新时代弘扬红岩精神，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传承红岩精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每一位共产党人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穿越历史的隧道，面对风云激荡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处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党派斗争纷繁复杂的环境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既展现出敢于斗争的坚定立场和非凡勇气，也展现出刚柔相济、以斗争求团结的高超政治智慧和超凡斗争本领。皖南事变后，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周恩来坚定地说：“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有效激发、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动力，善于把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实践和物质力量，以革命先辈为楷模，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从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革命精神中强化和锤炼政治信仰、理想信念、斗争精神和意志品格，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从容应对各种前进道路上风险考验，朝着既定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分别为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红岩精神育人价值研究”〈编号2023NDZD02〉及四川外国语大学2020年重点科研项目“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实践路径研究”〈编号SISU20207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