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沈括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苏东坡与沈括

东坡与沈括

清代知不足斋白纸精刻《苏沈内翰良方》 清代知不足斋白纸精刻《苏沈内翰良方》

□夏钦

沈括是苏东坡在仕途中,第一个设计陷阱暗算他的人。

实际上算来,沈括早年与苏东坡还曾经同事一场。苏东坡迈入仕途的第一站是到陕西凤翔任签判,三年任期满后,进京城的第二站就是到史馆崇文院(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工作,与沈括成为同事。当然,正如你所知,不是所有的同事都可以成为朋友的。苏东坡的后辈王铚在《元祐补录》中就这样讲道:(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这表明,两人以前仅仅是工作关系,并且是不多谈得来的那种工作关系而已。即使如此,王安石推行变法后,尽管因为政见不同,苏东坡被贬到杭州做通判,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向他发起攻击的,是曾经的同事沈括。

沈括是个大科学家,因撰写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而名垂青史,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称其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 我国历史上对活字印刷最早的记载出自沈括,就连我们当今世界离不开的能源“石油”,也是沈括最先定义的。现代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沈括大致相当于宋朝的牛顿加爱迪生加诺贝尔加伽利略。

尽管有着惊人的科技天赋,早年的沈括却十分热衷于官场,渴望功名。熙宁六年(1073年),神宗皇帝派沈括到浙江去考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此时,沈括因为支持新法而获得重用。临行前,神宗皇帝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善于察言观色的沈括过度揣测了皇帝的心思——或许对于不同党派阵营的人,沈括骨子里也是这样想的。不仅将神宗皇帝要求其到杭州后对苏东坡好一点的叮嘱置之耳外,还暗藏了心机。到浙江考察完时,“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对于前同事把酒言欢后提出拜读下苏东坡最近所作诗词的请求,苏东坡连想都没想,就把到杭州工作后的一些诗词抄录给了他。那个时候,对文满天下的苏东坡而言,求他诗词歌赋的人如过江之鲫,何况是曾经的同事呢。

但沈括回京后,却想的是找到了攀附权贵的捷径——打倒政敌就是在同党中获得加分的资格。他不断玩味苏东坡诗词中的内涵,并凭敏锐的嗅觉,把诗中的很多话曲意理解,用红笔牵强附会地标明其政治立场和观点,然后进献给神宗,说“词皆讪怼”。但当时新法实施后引起的争论刚刚平息,新法也正在按王安石和神宗皇帝期盼的那样推行,对沈括第一个指出苏东坡诗歌中暗含讽刺朝政之意,并没有深入追究。

沈括作为变法派紧跟宰相王安石,王安石对沈括也很重视,一再提拔重用他。可是,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黯然罢相下台。

作为变法派的骨干,沈括害怕受到牵连,赶紧转变风向,向新任宰相吴充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对免役法的态度出现了前后明显的变化……

次年,当时还是御史的蔡确以依附大臣(吴充)、越权言事(免役法归司农寺负责)、前后态度不一等理由弹劾沈括。沈括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让神宗皇帝很不爽,索性将他贬出京城,知宣州(今安徽宣城)。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打算重新起用沈括,蔡确再次上书,指责沈括“反复无常、附会大臣,被贬不足一年,不宜擢升”,诏命又被撤回。沈括也为自己玩的这种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手段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赋闲的沈括举家搬迁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知州,沈括居然像个没事人一样,经常跑到杭州去找苏轼唠嗑叙旧,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也只得继续微笑面对。据王铚记载,后来“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对于引发“乌台诗案”、让自己命运跌宕起伏的始作俑者沈括,“眼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苏东坡,对此早已原谅了。

正是仕途上的不得志,才让晚年的沈括以平生见闻,撰写了让他暴得大名的《梦溪笔谈》,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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