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政协”会议内外的斗争与友谊|周恩来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政协报

▲“旧政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各界人士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旧政协会闭幕，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

▲“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特务给周恩来寄去一封恐吓信和一颗子弹。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共有5个方面的38位代表参加。不管从参加党派团体上看，还是简单地从代表人数上看，都缺少应有的代表性。

尽管如此，在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还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拿出最大诚意，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协商工作中，团结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政治团体，与国民党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与各民主党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语惊四座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确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协商会议的顺利进行，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努力，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5个方面的代表。1.中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2.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3.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4.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5.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5个小组：1.改组政府组；2.施政纲领组；3.军事组；4.国民大会组；5.宪法草案组。

周恩来在开幕式致辞时说：“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恳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

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为了能达成协议，1月12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出具体意见：要互相承认，不要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抵消。周恩来强调：这都是9年来在国共双方商谈中得出的痛苦经验和教训，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避免。

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周恩来说：“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主席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

达成五项协议

“旧政协”会议期间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二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国共产党主张：（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二）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四）实行地方自治；（五）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恵先后致辞。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法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5项协议。周恩来在致辞中坦率地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政协5项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密切合作，是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民主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菁园事件”

1月14日，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彭一湖在重庆访晤美国特使马歇尔，详述民建对国事的看法和政治态度，谈及政协会议，拟坚持：一、人民自由要有保障；二、军事制度要常规化。

1月15日，黄炎培在“旧政协”会议五次大会发言：“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黄炎培在1月26日日记中载：

上午，纲领组第八次会，全部复加研讨，增改定稿。时正在国府开会，忽维钧（夫人姚维钧）仓皇来国府门首报告，菁园寓中被军警宪兵特务大搜检，知我已移宿国府路三百号，若辈跟踪将至等语。至已近十二时，我待会务全了，乃起立报告此事，同组内政部长张厉生陪来吾至三百号，则若辈已散。此事发生于上午十一时顷，军警宪各数人持枪把住菁园寓楼门口及楼梯，用枪指吓王姓女佣（王素青）及李姓服务生（学生李国全），逼问黄炎培藏枪所在。乱翻抽屉，打开文件箱前十几口，无所得，迫开锁闭之卧室，任意翻检。时恰送到上海杜月笙给我之电报，即攫取抄录，室有电话，早被把守，禁发禁接，李生乃从窗外招手，嘱邻室中人借电话打给国府路三百号我知，若辈因此得知我所在，即来三百号追寻，维钧乃急走国府告我。

这就是国民党特务在“旧政协”会期间制造的“菁园事件”。

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

1月31日，黄炎培在大会上即席发言，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并将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

章乃器在《联合增刊》上发文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成败，不在会议的本身，而在于会议以外的力量——国际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沧白堂事件”

为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1月11日，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当晚，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协协进会筹备会3团体发起，在迁川工厂联合会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杂志联谊会、音乐艺术社、社会大学等20个团体代表商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允失败”的口号，正式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简称“协进会”），推选陶行知、章乃器、胡厥文、徐崇林、施复亮、曹孟君、孙起孟、罗叔章、胡子婴、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联络处、新闻处。民建的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担任协进会常务理事。

从1月12日到27日，协进会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情况。

1月16日，在协进会举行的第四次民众大会上，气氛非常热烈，有力配合了政协会内的斗争。当郭沫若发言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采取放爆竹、敲小锣、扔石头的方式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

第六次大会期间，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

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5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

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王若飞……国民党特务这一连串破坏活动，被称为“沧白堂事件”。

“陪都血案”

2月10日，协进会等20余个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史良等20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以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拟请旧政协大会代表孙科、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曾琦、胡霖、李烛尘、莫德惠、王云五等到会演讲。筹备会根据大会主旨印制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旧政协达成的5项协议彻底实现与和平建国成功而奋斗！

大会尚未开始，数百名国民党特务抢先进入会场，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还拉来了一个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上前制止，即被特务打手包围，拳打脚踢，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和主席团的一些人上去拦阻，也都被打。郭沫若的左额被打肿，眼镜打落在地，胸部亦被踢。施复亮被一群暴徒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的马褂也被暴徒抢去。沈钧儒也被打手们包围，幸有一群青年护送出去，始免被殴。

当时在场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阻特务行凶，也遭毒打。

特务们的暴行，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大家高呼：不要打人。一部分暴徒跳下主席台向群众中打去，另一部分暴徒则把台上的长条木凳抛掷向人群中，伤者达60多人。周恩来到达会场，目睹惨状，悲愤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这是践踏民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事件中，民建常务理事施复亮被特务殴打致重伤。“我绝没有想到今天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有捣乱会场任意殴人的事件，恐怕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想到在这堂堂的陪都于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之后，还有这样横暴无理的事件。”施复亮在病床上口述，夫人钟复光记录写下《愤怒的抗议》一文，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2月11日，重庆《新民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施复亮伤势稍愈后，周恩来便安排他暂时离开重庆，以免再遭迫害。

“较场口事件”后的第三天，2月12日下午4时，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中并装有一颗子弹。恐吓信的内容是：“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面谈这次事变，便请你尝尝这粒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在不干你，请你先看看谁的手段高明吧。”最后署名是“冠英”，信中提的“蒋主席”是指蒋介石。

第二天，《新华日报》刊登了那封恐吓信和信封及那粒子弹的照片。

“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揭露事件的真相。周恩来同邓颖超、廖承志等携带中共代表团的慰问信和鲜花等物品赶赴市民医院，慰问受伤人士。《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较场口暴行》，《大公报》等迅速报道事实真相。2月22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较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罪行。

对于“旧政协”会议的曲折多艰，民建常务理事黄墨涵事后赋诗描述：

陪都政协会，各党皆赞同。

成立五条件，可称是折衷。

人民喜不寐，筹备大庆功。

章施最热诚，邀我共作工。

复亮受重伤，斯会竟告终。

此非偶然事，反动谋进攻。

民主遭挫折，意志更沉雄。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3月21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政协会议5项决议就被国民党完全推翻，国民党参政员攻击“政协不合法”，叫嚣“立即撤销政协会议”，甚至鼓动会议通过对中共的讨伐案。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1946年11月12日，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擅自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按照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民主建国步骤是三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对蒋介石抛开政协决议、跳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擅自直接“召开国民大会”的独裁做法，周恩来对民盟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

梁漱溟闻讯蒋介石擅自召开“国大”消息后长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黄炎培等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大会”。张澜则态度鲜明而坚决大声重复三遍：“参加不得呀！”并嘱咐：“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民盟郑重声明：“民盟历次宣言拥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等当竭尽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当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前，暂不参加。”

11月14日，民盟总部向各省市民盟组织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广泛宣传民盟的决定和张澜主席的指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

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盟的反对，非法在南京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不承认“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不参加“政府”。至此，国共和谈破裂，遂使旧政协解体，中共代表团决定返回延安。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民建成立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