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朴：从北京中轴线看中国古都文化|北京市_新浪财经

转自：千龙网

韩朴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史研究会原副会长

北京中轴线是南北向的，两边对称，南起永定门，两侧是天坛、先农坛。往北是正阳门，之后是天安门、端门、午门，两侧有太庙、社稷坛。再往北是紫禁城、景山、地安门，最后是钟鼓楼，全长7.8公里。从2011年6月开始，北京市正式启动了中轴线的申遗工程，即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8月，国家文物局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推荐北京中轴线作为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这是一个国家级项目，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申报的目标不仅仅局限于中轴线上现存的建筑文物，还包括这些文物所表达的中国古都文化。这种文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城市中轴线，了解中国人是如何以都市的规划布局来表达对于政治理念、文化象征、生活空间的认识。虽然这条中轴线位于北京，但以中轴线为主要特征的都城文化并不是北京人独有的。中国历史几千年，华夏大地上曾经出现过非常多的朝代、国家和都城。尽管这些都城的原始样貌大多都没能保留到今天，但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成长，中国的古都文化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代代传承，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北京的这条城市中轴线，同样也叠加了元、明、清三朝，至今几百年都市文明的精华。由于处在代代传承的历史“接力棒”中后几棒，北京中轴线的保存更为完整、全面，可以说是凝聚了中国古都文化的灿烂结晶。

一、“中”的概念从何而来

一说到中轴线，那就躲不开这个“中”字。中国古代的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早期“中”字的形象，中间是一根棍，上、下端都拴着布条或者叫旗流，是一个旗子的形象。“中”，既表示方位上的“中”，也有中介、合适等意思，比如在河南方言里就表示合适、认可的意思。

从空间来看，华夏民族把自己长期生活的这一地域叫作中国，这里的“中”也是一种标志物。不同于中间的中国，东边、西边、南边、北边的民族也各有称谓。历史上，除了汉族以外，不少少数民族都统治过这一地域，但不管是哪个民族，都会把自己看成是中原之国的主人。

儒家的学者把“中”的概念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想，即“中庸”，进一步深化了对宇宙秩序的认识，比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这一普遍认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即一个共同的民族意识。

“中”的文化观也普遍存在于各种的建筑形式上，从一间房、一个园子，到一条街道、一座小城镇、一座大城市，乃至都城。有的学者就认为，都城中轴线的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人对北斗七星的崇拜。古人在观测过程中发现，天上所有的星斗都围着北斗七星在转，而唯一不转的核心就是天枢星，也就是北辰，所以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说法。孔子就认为，我们要用道德的力量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别的星辰都会环绕、拱卫着它。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都城的理想规划也就逐步形成了。从理论上讲，在封建社会，都城一定是政治中心，有皇帝办公、居住的宫城，比如北京的紫禁城。宫城里还得有一间办公室，也就是所谓的大朝政殿，比如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也就是说，以宫城里边的大朝政殿为基准，即北斗星，穿过它划一条南北向的轴线，就是中轴线了。在这条中轴线上，大朝政殿是最尊贵的，皇帝要坐北朝南、南向为尊。同时，以中轴为核心，两边的建筑要相互对称，也都比大朝政殿地位要低，形成一个拱卫中心的格局。当然，这种规划、格局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认识、形成的。

二、中轴线布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儒家十三经的《周礼》中有一篇名为《考工记》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关于都城的描述，讲的是工匠建设国都应该怎么建，比如国都是矩形的，周长九里，每一面都是三个城门，国都内有“九经九纬”。所谓“九经九纬”，“经”指的是南北方向的大街，“纬”指的是东西方向的大街。城市里的功能布局是左祖右社，即左边是皇帝家的祖庙，右边是社稷坛，社稷代表的是江山，然后朝廷在前边，市场区在后边。《考工记》这篇文章尽管出自《周礼》，但是实际出现的时间仍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汉代才出现的。而且，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考工记》所描述的这种都市布局还没有被任何一次都城考古所证实，只有近似的而没有完全相同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是否就已经有了这种中轴线布局，仍有争议。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人在都城建设中的“尚中”思潮确实是很早就产生了的。什么是“尚中”思潮？“尚中”就是以“中”为时尚，追求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早在西周以前就有一部分都城已经开始表现出这种倾向了。比如，洛阳附近有一个偃师县，考古发掘出了一个商代都城，推定的存史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600年到1400年之间，是目前发现的采用中轴对称布局的最早实例；河南安阳发掘出的一处商城，被称为洹北商城，经过研究确认是一处商代中期城址，也是矩形、带有中轴线的类似“四合院”的形式。但是，目前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遗址，一般还看不出有完整的中轴线布局。因为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还处在“童年时代”，虽然在都城规划上已经有了“尚中”的意识，但大体上还是以朴素的实际应用为主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时代已经改变，不再是一个单一王朝了，而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的年头。在这种情况下，都城的形势布局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各国诸侯普遍把君王专属的宫城从国家都城的中心位置独立出来，放在外郭城的一边、一角上，即所谓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也就是说，“城”与“郭”有了分工。赵国首都邯郸就是“城”和“郭”分开的双城制或多城制，分为大北城和赵王城。其中，赵王城是由三个小城组成的，即北城、东城和西城。在西城里就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前后分布了三个高高的土台，作为基址，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即要朝见君王就得往上走，二是军事攻伐作用，即往上打不容易。

秦国首都咸阳也是诸侯之城，而不是全中国的首都。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迅速膨胀，咸阳城的建设也大幅度发展。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咸阳就由诸侯之城变成了天下帝都，其性质变了，都市范围也急剧扩大。秦始皇往东灭六国，每灭一国就把那一国的大朝政殿拆了运拉回来，以作为征服的象征。秦始皇自己建的宫殿也很多，即所谓的“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无论是规规矩矩的矩形城墙，还是“城”“郭”分离的双城制，乃至像咸阳这样没有城墙，我们实际上都没有从中发现统一、长远的都市规划。

秦朝之后是西汉。西汉的首都——汉长安城，尽管是当时世界上两个伟大都城之一，但在建设之初并不怎么伟大。从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再到天下反秦、楚汉之争，战争一直都未能中断，中原大地上已经是一穷二白了。新的朝代，要建新城、新宫殿，拿什么建？所以，我们能看到，汉长安城的遗址从空间位置上与秦咸阳是重合的，即就着咸阳城的旧宫殿合建的。长安也就是过去咸阳下面的一个乡的名字。由刘邦开始，几代皇帝对长安城进行建设，有钱就多盖，没钱就停一停，陆陆续续进行了90多年。长安城的城墙是汉惠帝时连续三年从民间征发劳力才筑起来的，当时也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规划。如果说长安城也有中轴线，那实际上是有点勉强的。汉长安城有三个特点：一是规划得非常不严密，不在一条直线上；二是因政治、历史等原因形成了两宫制，即刘邦的未央宫、吕后的长乐宫；三是宫殿占据了大部分面积，民居、市场的比例很小，整体布局也比较松散。

西汉之后是东汉。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就没有把首都定在长安，而是把新都定在了洛阳，也就是东汉洛阳。从东汉开始，洛阳城经过了三国曹魏、西晋，一直到南北朝时的北魏，上下500年间都是都城。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都城布局和宫室制度才开启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成果，对隋唐以后的历代都城规划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这500年在中国古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洛阳的巨大变化并不是在东汉时期产生的，而是在其后。东汉建都洛阳时，也是继承了东周、秦、西汉时候的洛阳旧城，也就沿袭了多宫制度。说到底，这也是两汉政治斗争复杂，外戚、宦官搅乱政局的结果。

直到东汉末年，这一情况才随着王朝新主人而出现巨大变化。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是汉献帝，我们都知道他受制于权臣曹操。不过，曹操并没有把汉献帝拉下马，真正把汉献帝拉下马的是其子曹丕。汉献帝被逼禅让后，东汉也就结束了。从那时起，洛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最开始的规划思想与实践也不是在洛阳出现的，而是在曹操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我们说的不是一座国都，而是曹操的封地——邺城。邺城既是单一宫城制，也具有一条贯穿宫城、城门的笔直的中轴线，还有一条东西横向的、把城市分为两半的大街，其中的功能区也分配得很整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曹操作为一方诸侯，在混战过程中早早拿下了邺城，然后就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军事、经济、政治基地来建设，也因此被先后封为魏公、魏王。曹操在邺城首先实现了先规划后建设的城市建设理念，把中轴对称的布局扩大应用到整个城市：一是一改秦汉时的多宫制，首创了单一宫城制，而且这个宫城在轴线上居北、居中；二是首创了一条连接宫城主殿、宫门、都城南门的中轴线，并且在中轴长街的两侧部署机关衙署；三是一改以往的松散布局，首次利用一条东西方向的穿城大道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功能布局明确，结构严谨。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说的就是邺城的铜雀台，至今台基仍在。邺城由于战争与漳河发大水两个原因而被毁，现在仍处在考古发掘的状态中。

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承袭王爵，而后逼汉献帝让位，以魏国天子身份正式取代东汉王朝。随后，他马上从邺城来到洛阳，并马上开始了对洛阳宫室的大规模改建。由于也深受邺城建设规划的影响，在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更加大改大建，于是便有了经过改造的魏晋洛阳。之所以称魏晋洛阳，也是因为西晋对这个城市的改变不大。魏晋洛阳的宫城有三圈，外面是宫城城墙，中间是省城城墙，里面是禁城，也就是皇帝的生活区和工作区。在这一时期，都城的中轴线就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还有一条明显的中轴大街，在禁城里也分出了清晰的前朝后寝。曹叡还非常上心地专门派人到长安，把包括秦咸阳、汉长安，国家强盛时的装饰运过来，比如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为了纪念铸的两座大铜骆驼。曹叡把铜骆驼摆在宫门门口，正对着大街。“铜驼街”的名称由此而来，此后500多年不断受到文人描写、歌颂。自此，此后历代都城的规划都遵循着魏晋洛阳的特点，及其模式、做法。

南北朝时的北魏，其都城也在洛阳。北魏是鲜卑人建国，对洛阳的建设十分欣赏，基本上原样继承了下来，包括宫城、外城以及“铜驼街”，并在此基础上在旧城外边又新建了巨大而又规整的外郭城，形成了坊市制度，把原来在内城的手工业作坊、市场都迁出来。这一布局影响了后代都城规划长达千年，包括隋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北京城等。

南北朝之后是隋、唐。隋的时间很短，其都城建设主要由唐来继承。也就是说，所谓唐长安城的设计者和最初奠基者是隋人，即隋的大兴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特点是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建设，特点有四：一是具备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垣；二是宫城、皇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三是宫城门、皇城门、外郭城门形成中轴线；四是中轴线两侧共分布着108个里坊，东、西两市场。这种棋盘式的中轴对称布局，极大地影响了唐朝属国，乃至东亚的其他国家。

隋、唐以及五代十国之后是宋。北宋的首都是东京，在今天的开封市，也继承了之前的规划思想。其三重城垣构成了一个“回”字形的环套，大朝正殿居中而立，坐落在中轴线和中心点上，这一布局进一步突出了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思想。由于商业高度发达，以往的里坊制度逐步被打破，东京形成了街巷、胡同的布局，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同一历史时期的辽、金两朝都城规划产生了直接影响。

辽由契丹族建立，首都是辽上京，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辽上京和北宋东京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其历史也很长，是辽建设得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辽上京的规划思想能够代表辽早期的都城规划理念，并不与东京相同，反而类似战国时期赵邯郸城的“城”“郭”分离制，中间被一条河穿过，北边是皇城，南边的外城是汉城，即汉族的汉。契丹人早期是马上民族，其建国的方略之一就是向南进攻，大量掠夺汉族人民作为奴隶、农民、工匠。所谓汉城，主要是给这些人住的，其管理也不一样，治理本族用契丹法，治理汉族用汉法。后来，北宋与辽通过谈判，重划边界，缔结了澶渊之盟，停止了战争。两国近100年未再有大规模战事，经济都有所发展。于是，辽又规划建设了一座新京城，即中京城，也在今天的赤峰市。其规模比辽上京还要大，有明显的三重城垣、中轴线以及两边对称布局。

辽之后是金。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女真族的老家在白山黑水之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的最早的都城是金上京，在今天的哈尔滨市。随着金的活动区域迅速南移，乃至先后灭掉了辽、北宋，金上京也就不再适合作为首都了，于是便有了海陵王迁都。海陵王万里迢迢把都城迁到了燕京，也就是今天北京的西城区南部以及丰台区的一部分地方，起名为中都，并为此精心规划、大兴土木。金中都的建设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现在的北京市。由此，北京第一次有了中轴线。金中都的中轴线在现在的广安门外，不过随着蒙古人围攻金中都而被完全毁坏。

金之后是元。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虽然说，元的首都依旧在这一区域，但金中都已经被毁得不像样了，而且规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而言也小，还不符合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于是，经过反复斟酌，元便有了在金中都之外的元大平原上建都的规划。这片大平原遍布河流、湿地，也就是后来的北海、中海、南海、什刹海、积水潭等。由于是择地新建，新首都可以不受旧格局约束，可以充分体现中国古都文化的理想。其设计者刘秉忠是个杂家，身兼儒、释、道三家的学问，十分了解上文中提到的《考工记》。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元大都可谓是最接近《考工记》中“九经九纬、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记载的。

元之后是明。明初的首都是南京，其地形与北方大有不同，以丘陵为主，多山地、湖泊、河流，平地较少。明初的南京是中国历代首都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也由于地形原因，其外围都是不规则的。相应的，在平地上建设的部分则严格按照中轴线对称，成为明北京城的设计蓝本，且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的王府设计。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称帝，把首都迁到北京，并在元大都的基础上重新修建都城。这一工程是当时世所罕见的，比如把元大都原来的南城墙再往南推，把元大都时不与宫城在一起的太庙、社稷坛搬到宫城前面来，形成左祖右社，以及改建钟鼓楼，移到了中轴线上。明中叶时，嘉靖皇帝上位，又根据古代制度，分开了地坛、天坛以及日坛、月坛。此外，在嘉靖时期，北京又由于与蒙古战事的原因兴建了南边一圈的外城，以及将中轴线向南延长至现在的永定门，形成了如今的7.8公里。

明清北京城的整体布局、规划在明嘉靖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北京而言，清廷更多的是继续建设、丰富与美化，而没有太多革命性的变化。民国时期，北京中轴线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设，反而是开了几道口子，比如正阳门、中华门、东西长安门以及皇城。其中，最主要的是正阳门改建工程，由皇帝家专有改成了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了天安门广场、中轴线的改建。清时期的天安门广场是走不通的，而到了民国就开了几个门，老百姓可以去里面逛逛，但这一场所一直没有被利用起来，反而成了流浪汉的住所、附近居民的垃圾场。于是，我们就把乱七八糟的都拆了，也把场地都收拾干净了。广场两侧变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

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历代先人曾经规划、建设、使用过的都城，包括那些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都，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共同诞生、发育、成长、变化。中国古都文化发展、变化的整体轨迹，就像是一部伟大史书中的篇章，从未中断，传承发展。想来，这应该就是我们申报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