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历程及其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_新浪财经

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系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光辉历程，对于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方位、历史规律、历史大势，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第二个结合”从“自在”走向“自觉”

马克思主义是诞生并发展于欧洲的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其奥秘就在于蕴含其中的思想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形成了内在的亲和力和结合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核心思想理念和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彼此相通。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高度契合性，当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之时，二者的结合从自然走向了必然、从自在走向了思想和行动自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便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才能“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亮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带着浓重的中国性、强烈的中国意识、鲜明的中国风格，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翻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通过演讲、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以及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句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让工农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围绕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所展开的激烈论战，则是直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思想问题展开的交锋，由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经历了一次思想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思考。1924年，杨明斋出版《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提醒人们重视一个民族的平民文化，到民众中感受文化的各种朴素形式，可以说与后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是同一倾向。1925年10月，针对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推翻本国文化”，肖楚女在与国家主义派的论战中指出：“我们共产党除了叫劳动者反抗掠夺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反对寡妇守节，我们何尝推翻本国文化——又何尝有些什么本国文化让我们推翻？”[1]肖楚女指出共产党反对的是被少数精英分子专享的文化，反对的是离开物质文明单讲精神文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成分，如“男人压迫女人”“寡妇守节”。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是抗战期间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会议的若干成果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提出。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普及，广大党员群众进一步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逐步荡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心史观、形而上学思想、机械认识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展现出新气象。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一封回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更加坚定、更加明确。

毛泽东同志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汉书》中有一句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4]，毛泽东同志将“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论加以融合，赋予实事求是全新内涵，并使它成为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之作。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实践观点相结合，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相反相成”等范畴阐释唯物辩证法，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又凸显出鲜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风格。

“第二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第二个结合”的发端。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改造旧世界的庄严使命，而且自觉担负起建设新文化的崇高责任。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定信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矢志追求、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念，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宛如一股清风迅速吹遍中华大地，点亮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5]毛泽东同志所言的“第二次结合”，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确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继承“大一统”政治传统，确立了符合国情的国家形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加强党的领导，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7]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面对日益复杂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作风”，着力强调科学发展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着力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与生态文明理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时代化才能落地生根，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

“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形态

“第二个结合”百余年实践历程就是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态的历史过程。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使党的文化事业持续深入，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代命题，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做出的科学定义，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系列论述立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严肃、客观地辨析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文化”、如何建设“新文化”等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针对性、原则性。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逐步消除了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对人们思想上的荼毒，同时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发扬和传承，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党带领人民不懈探索、走出革命新路注入了精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1949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8]新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将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社会主义文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内涵的定义，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蕴、显著的中华文化特征，彰显出强烈的政治取向、人民立场、民族特色，为创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夯实了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灵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事业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实践层面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处理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猫论”“摸着石头过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体现和时代表达。而“两个文明”理论的提出，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准把握，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准把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达到新高度，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方面更加定型。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9]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强调“两个文明”都要搞好。“两个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扬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标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熔铸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在“两个文明”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起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成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心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根本立场，不仅有效地抵御了“西化思潮”的冲击，而且进一步激发了民族自信心。

江泽民同志指出：“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0]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文明”建设为着力点，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两个文明”的实践中闪耀出真理的光芒。如，提出“以德治国”，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治”理念有机结合，使“德治”不仅体现在思想道德建设层面，而且提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与依法治国共同构成治国理政的新方略。

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两个文明”建设置于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国家治理，将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民本思想以及生态理念转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形成“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两个文明”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弘扬与创新发展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机理的认识取得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赋予道路制度以民族血脉，赋予理想信念以文明底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无比坚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夺目光彩。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里体现了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破解近代以来缠绕已久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更高要求。[11]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2]“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是党的理论又一重大创新，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

2022年10月16日，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围绕“两个结合”做出系统性论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凸显历史发展逻辑和文化建设规律，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在百余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道路与理论始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中国历史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党的文化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出深厚的学理、哲理和道理，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的文化理论武器。

“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的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长期探索、长期实践的产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冠以“中国”，就是因为它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为中华文明所滋养。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契合；“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融通。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彰显出中国特色；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赋予其时代内涵。“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谱系贡献了新样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选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能。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14]

“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回顾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余年实践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共识：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宝贵的经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两个结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长期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三是牢牢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是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的首要前提，是确保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始终稳固的关键环节。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民族就有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有了更加强大的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深处，进一步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问题，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根本指导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根源，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旗帜和灵魂的本质要求和行动指南。在“第二个结合”引领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巨轮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76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4][东汉]班固：《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刘德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582页。

[5]《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1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8]《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10]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